清代湖南“公务员”考场简陋且不合规，官绅如何合力破局

贡院又称作“考棚”，是科举时代读书人乡试（省级考试）的考场。乡试中举者不仅可以参加全国性考试，就是会试未能取中，也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因此，乡试类似于今天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乡试考场贡院则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考点，不同的是各省只设一处考场。始成于清雍正二年（1724）的清代湖南贡院，大体在今长沙市青少宫以东、蔡锷路以西、营盘路以南、中山路以北的范围之内，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作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校址，前后存在了近180年。

湖南建乡试考场，仅仅用了半年时间

元明以来，湖广省（大体包括今湖北、湖南两省）乡试一直实行合闱。清承明制，仍设湖广省合闱乡试。设于武昌的湖广贡院，于湖北士子有近水楼台之便利，于湖南士子则有隔越洞庭之险阻。在缺乏现代交通工具的条件之下，地理距离上的远近和洞庭湖的阻隔，导致了两省乡试考生人数、录取人数上的悬殊。这一严重不公的北喜南愁局面，令湖南士子强烈不满。清康熙年间，经湖南各地生员和各级地方官员持续长达近二十年的披沥上陈，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1723年8月29日）终于等来了同意两湖分闱的上谕。

两湖分闱既已获得谕旨允准，在省城长沙建设用于乡试的考场——湖南贡院便成为了题中应有之义。按照上谕精神，湖南如果能在清雍正二年（1724）二月之前将考场建设好，即可于是科分闱考试；若准备不及，则于下科举行。好不容易才等来的单独乡试，湖南方面自然不想推到下一科，于是抓紧进行兴建贡院的工作。仅仅用了半年时间，规模庞大的湖南贡院便建好了，这得益于偏沅巡抚李发甲的先见之举。

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因事先征得了康熙皇帝首肯，信心满满的李发甲具题分闱时，对于分闱后湖南贡院建设问题已有通盘筹画。营建贡院的经费，湖南乡试考生已有愿意捐出三年廪膳、科举盘费、岁贡旂匾、举人会试脚价各项银两的表示，再有不敷则公捐补足，不用政府财政出钱；修建贡院的地址，则选定抚署东辕门外的长街，那里是明代长沙藩王旧址，地势宽敞，建造贡院，绰绰有馀；他本人则带头捐出养廉银和薪俸，并督促官绅加紧进行贡院的兴建工作。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本是十拿九稳的事情，礼部却搬出科场定例年久、不便纷更的理由来议驳，这一处理意见被皇帝采纳，建设中的湖南贡院只好改成湖湘书院。

湖湘书院规模比较宏大，建置也比较完备。两湖成功分闱后，时任巡抚魏廷珍、布政使郑任钥即督促将湖湘书院改造扩建为湖南贡院，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改造扩建后的湖南贡院，“以门则辕门、头门、龙门及东西角门在其前，以所则謄录、对读、受卷、良医、内外供给在其东，弥封在至公堂前西，以署则监临、提调、监试在其东，内簾、监试在其后，明远楼在其西，至公、衡鉴两堂在其中，号舍则独列西偏，数计八千五百间”。清雍正二年（1724）二月，湖南首次乡试即在湖南贡院举行，是科入试考生近万人，差不多是以前每年赴武昌乡试人数的五倍，盛况前所未有，以致原来准备的号舍严重不足，只得于提调衙门之侧临时增加棚号。

考场简陋且不合规范，巡抚杨锡绂对贡院进行了大规模提质改造

按定制，各省贡院号舍均一面向外，依次建造。因当年赶试期，临时急就，湖南贡院每号一间，中间用泥壁隔开，分为前后两号，南北各向士子进号后，相向而坐，随意问答，无从稽查，每滋流弊。按例，每十号用号军一名，各省号军均倚墙后设炉扇火，以便供应士子所需之茶汤；而湖南贡院因士子对坐，号军炉灶无处安顿，均就号口栅外炊煮，时进时出，栅栏难以关闭，容易发生传递作弊之事。湖南贡院这种不合规范的情况，延续了二十多年时间。

清乾隆十年（1745），巡抚蒋溥鉴于所建号舍过于简略，且不合体制，易滋弊端，疏请加以改造：拆去中间堵壁，两号并为一号，一律朝向南方；另在号舍外的隙地再添建750间，共计5000间号舍；再于簷下开沟泄水。因蒋溥不久升任吏部侍郎，这一改造计划没有来得及实行。

清乾隆十年（1745）夏，杨锡绂继任湖南巡抚。次年，杨抚即率领司、道等官员到贡院视察。此时的湖南贡院，因建造时“观光期促，百务草创，限于地势，列号西偏，土龛单薄，一脊对向，其体制与他省迥异，风簷苦之”，杨抚于是当即决定上马贡院改造工程。适有长沙副榜高拔及各府州县七十九庠生联名公请，表示愿将全省丁卯科科举盘费、廪饩银两全部捐出，作为改造贡院号舍的费用。杨抚随即专折上奏，提出了其贡院提质改造的计划：原号舍全部拆掉，填高地基后，再照各省式样另行改建；同时添建辕门、照壁、鼓楼、瞭望、明远楼等设施，加高加厚贡院四周低矮单薄的土墙。朝廷批复同意。

乾隆十二年（1747）春，贡院改造工作大张旗鼓地展开：照壁移建于辕门外，辕门内建外供给所、鼓亭、头门，东、西角门，东、西官厅。头门改为龙门及东、西角门，龙门改建为明远楼。贡院东、西修建面向南方的号舍5000间，其中东边1000间、西边4000间。贡院东侧的后面建内供给所、弥封所、掌卷所、良医所、受卷所；西侧的后面建謄录所、对读所。至公堂、衡鉴堂，内廉、内鉴、试鉴临院、提调监试署均仍旧。当年秋季乡试，杨锡绂入闱监临，端坐至公堂，“见群贤执事，容与严翼；环视广庭，觉双槐拱霄。吟声惊籁，相为酬答，诸生以前跼蹐之艰，忽得展从容之乐，高明洁固，士气方伸”，甚感欣慰。

考生人数不断增加，贡院号棚屡次扩充后超过12000间

大规模提质改造后，湖南贡院仍有不尽人意之处，故后来又进一步加以完善。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在号舍原有坐板和伏板之外，驿盐道熊学骥捐俸为每个号舍添置从板一块，以便于参试学子起居。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巡抚颜希深曾计划将贡院号舍内外泥质地面全部改为砖质地面，以解决号舍遇雨便泥泞不堪的问题，未果。次年，新任湖南巡抚李湖，动用公银900两，将号舍内地面全部铺砌砖块，号口则修嵌麻石；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巡抚浦霖捐俸将号舍甬道铺砌石条，旁甃碎砖，开沟导水，使地面更为干燥。

清同治四年（1865），增置地基，贡院规模进一步扩大；八年（1869）改建头门、龙门，又拓照壁及东西轩门，于外照壁添建二门。清光绪二年（1876），又征增地基，移建謄录、对读公所，沙水公屋，添建号舍；次年，巡抚王文韶以贡院四周土墙易于倾圮，动用厘金公项，全部改砌砖墙，增高数尺。

湖南贡院号舍初为8500间，清乾隆十二年（1747）减至5000间。随着入试人数的不断增加，贡院号舍又多次扩充。嘉庆二年，巡抚姜晟、学政范鏊添建号舍1000间；嘉庆二十四年，巡抚吴邦庆、布政使翁元圻再增建号舍1000间，“经制完固，士林称便”；至清道光以前实存新旧号舍7264间。清咸丰八年，巡抚骆秉章、布政使文恪又添建号舍500间。至清同治四年（1865）湖南贡院号舍达10350间，延至清光绪二年（1876）实有士子号棚12364间。

贡院一般还会在附近设立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者的宾兴坐棚，湖南贡院宾兴坐棚最初只有一座，在贡院东辕门外。随着考生人数的不断增多，嘉庆二年（1797），长沙府属绅士于东辕门外捐建了两处宾兴坐棚。清嘉庆六年（1801）又出资捐建了两座宾兴坐棚，一在街南，宽六丈八尺，长三丈五尺；一在街北，前宽三丈二尺，后宽二丈七尺，长八丈八尺。街北坐棚因年久朽败，已经废弃。清同治八年（1869），展拓辕门、照壁，将街南坐棚拆掉后，在东辕门外购买地基，另行修建坐棚，但因限于地势，比过去稍隘。清光绪《善化县志》称：“近科人数较多，须再筹增广。”

专门雇人从白沙井挑水送至贡院，以解决考生饮用水源安全问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考试期间士子饮用水都是从贡院所凿之井内汲取。贡院凿有水井六口，其中尤以乾隆二十四年（1759）开凿的号舍南、北两端之井最大，原名拱辰泉（后改为储英泉），广深若池，成为考生取用水的主要来源。该井之水，本来极为清冽，只因深藏闱场之中，平日无人使用，而秋季考试之时正是疡道等传染病高发之季，在那么一个相对狭窄的地方，动辄五六千以上人的吃喝拉撒睡，井水很容易污染，导致色味俱变，考生饮后就会病倒。在此情况下，考场所需之水不得不仰给于外，“穴墙而灌，连筒而引，倾入木婴中，泥污日灸，隔宿则渫不可食”。清嘉庆九年（1804），时任主考官吴廷琛入闱后，敬齑藏香至井所祭祷，水忽清冽，汲饮后竟无一人生病。但这种奇迹发生的概率微而又微，是科考试结束后的第二天早晨，井水又变得恶不可饮了，所以必须另行设法解决。

随着参考人数的不断增加，单靠贡院中的几口水井，已远远无法满足考生用水要求，只得杂取城中各井之水。但因来源不定，水质良恶不一，清浊混淆，考生饮水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因此，清湘省当局于是将目光投向了长沙南门外的白沙井。该井距离贡院虽然很远，但却是长沙城内外水质最好的泉水。

清道光十二年（1832）为壬辰科乡试，参考人数逾万，为保证参试士子的饮水安全，巡抚吴荣光下令筹措专款，雇人从白沙井取水，挑送至贡院，以供士子日用之需，实属法良意美。但美中不足的是，“水由龙门左侧灌入，便于东路号舍，而西路号舍不能遍及”。

因西路号舍是东路号舍的数倍，后来添建的数千间号舍均在贡院西北，水少人多，更觉不便。清同治五年（1866），长沙府知府孙翘泽出租新建于贡院后的两栋房屋，将每年所得百馀缗文租钱，交长沙府学宫董事经管。每逢乡试，当局即用它解决挑送沙水的费用，并添派管水官一人进行监督；同时，又在贡院东北角的围墙外搭盖棚厂，多雇挑夫，置备水桶，安设林枧，使来自于白沙井的泉水得以源源灌入，以供西北号舍士子之用。“以公济公，无另行筹款之烦，一时应试者咸颂功德不置云”，实为嘉惠士子之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