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从祀文庙史料汇录

整理者按：文庙从祀制度是我国古代以孔子弟子和历代大儒配享孔庙，从而彰显国家尊崇孔子、儒学的一种制度，分配享、配祀和从祀三个等级，对应着四配、十二哲和先贤、先儒。能从祀文庙（即获登孔庭）是古代学者获得朝廷意识形态认同的象征，是一种极高的地位和荣誉。在清代末叶的知识界，王夫之虽被认为是“宋以后儒者之冠”，但其从祀文庙却经历了较为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从清光绪二年（1876）由郭嵩焘首次疏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到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获朝廷谕允，王夫之大儒地位得到朝廷确认的时间长达32年。此处所辑各件，分别为郭嵩焘、孔祥霖、谭继洵、李鸿章、礼部（曹元忠代撰）、赵启霖、廖名缙等所上奏折（疏）及说帖或私议，并附录有朝廷谕旨。其中，有的经今人整理，已见诸上述各作者文集中；有的则未经整理，尚难得一见其全貌；更有无人知晓，新发现之件。兹按时间先后顺序，一并汇录于此，一以比较全面地反映王夫之从祀文庙之曲折，一以便于学者之研究。

赵启霖：请三大儒从祀折

（此折系时任掌江苏道监察御史赵启霖（1859-1939）于光绪三十三年（1897）二月所奏，辑自易孟醇校点《赵启霖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岳麓书社所出《船山全书》亦有收。此次收录，分段及个别标点有所改动。）

奏为请将国初大儒从祀孔庙，以光道学而崇国粹，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维时世迁变而日新，圣道昭垂而不敝。自中外交通，学说纷杂，后生昧于别择，或至轻诋国学，自忘本原。欣逢皇太后、皇上崇儒重道，千载一时，升孔庙为大祀，且建曲阜学堂以树圭臬，风声所被，海内咸凛然于圣教之尊，其关系世道人心至远且大矣。虽然斯道所以绵延勿替者，亦实赖真儒间出，相与昌明而扶植之，其羽翼之功既巨，斯俎豆之礼宜隆。国初若孙奇逢、陆陇其、汤斌、陆世仪、张履祥诸儒，已经先后从祀。此外尚有三人焉，核其学行，皆卓然无愧于从祀之典者，则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是也。

王夫之于六经皆有纂注，其推勘义理，往往独造精复，发前贤所未发。所著《周易内传》，即象以见理，即理以定占，即占以示学，统羲、文、周、孔于一贯，为汉宋以来言《易》者所不及。所著《俟解》一编，示学者实践之道，尤为鞭辟近里。又著《通鉴论》、《宋论》，以剖析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其言多有裨治体。故大学士曾国藩尝谓：“夫之所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又谓：“夫之终岁孜孜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盖曾国藩生平究心理学，故于夫之尤为服膺如此。

黄宗羲为刘宗周弟子，所辑《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为七百年来儒林渊薮。近年《奏定学堂章程》，特列其书于人伦道德科，以备讲习。宗羲学派最为博大，论者谓其融冶诸家，如张载之礼教，邵雍之数学，吕祖谦之文献，薛季宣、陈傅良之经制，靡不旁推交通，兼综条贯，他儒莫能逮也。

顾炎武生平论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为宗旨，谓：“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婦之不被其泽。”又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即无足观矣。”又曰：“文不关于经术政理之大，当世之务，不足为也。”所辑《天下郡国利病书》，意主经世，切于实用。其《日知录》一编，尤为终身精诣之书，词旨往复，冀挽回薄俗，跻于隆古。晚年益笃志于六经，谓经学即理学，而以空谈心性为戒。国朝经术之盛，实惟炎武导其先路焉。

臣查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其立身行己，皆于坚苦卓绝之中，具忠贞笃诚之操，毅然以扶世翼教、先待后为己任。其于圣贤之道，非但多所阐明，皆能躬行实践，深入堂奥，为后来儒者所不能及。其论著之关于政治者，多具运量千载、开物成务之识，于今日变通损益之宜，往往悬合事理。承学之士，咸奉为斗杓岱岳，人无间言。应请旨令其一并从祀孔庙，膺两庑之典礼，即以树薄海之仪型，俾远近闻风者咸知以希贤希圣为心，自不至畔道离经，荡轶于礼法之外，于以敦崇正学，维系世变，裨益实非浅鲜。

所有请将大儒从祀缘由，恳饬部议复施行。为此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二日，礼部咨各督、抚文：“祠祭司案呈本部会奏议复，御史赵奏请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从祀文庙一折，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一日奉旨：“原折留中。”初二日，军机处片交礼部，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礼部会奏遵议先儒从祀分别请旨一折，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均着从祀文庙。”钦此。相应刷印原奏，移咨各督、抚等，转行所属。所有应行添设牌位之处，遵照办理可也。’”

都察院：会议三儒从祀说帖

（此说帖系赵启霖代都察院作，辑自易孟醇校点《赵启霖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谨按，王夫之前经郭嵩焘、孔祥霖奏请从祀，黄宗羲、顾炎武前经陈宝琛、潘祖荫、尚贤等奏请从祀，诸臣原折于三儒学术言之已详。其时礼部议驳，征引《四库提要》所纠各条，谓：夫之所著书，纯驳互见；谓：宗羲、炎武笃信好古则有馀，纯粹以精则不足；又引文宗谕旨“嗣后从祀者以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为断”，而谓夫之、宗羲、炎武尚未能及此。

诚以升袝文庙，典礼至巨，不能不格外谨严。惟古今品诣，自非圣人，孰能纯全无疵?而历代从祀诸儒，学派攸分，亦不必拘于一格。汉以前主传经，而笺疏或有舛漏；宋以后主卫道，而宗旨或有参差，经后人订正辩驳者颇多。要之，既翕然群推为大儒，自不能以二一小疵，谓其不宜跻两庑之列。且《四库提要》所纠者，系就本书以品评，非综生平而论断。从前袝祀诸儒，其著述见于《提要》者，殆无不有纠正之处，于大体固无伤，于从祀固无碍也。

观夫之所著《周易内传》、《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问录》、《俟解》等编，实能窥见圣贤之用心，穷精极微，发先儒所未发，其卫道之严，刚毅正大之概，尤足以振起颓俗。故大学士曾国藩、故刑部侍郎吴廷栋，皆于理学用功最深。国藩称夫之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廷栋谓夫之追踪横渠，契程、朱心源，且谓夫之为朱子而后一人。是夫之于“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二语，实可无愧。今观宗羲所辑《明儒学案》及所创编《宋元学案》，于数百年道学，汇萃昭示源流途径，使学者有所宗仰。炎武所著《日知录》及与友朋论学书牍，奖廉耻，重名教，长言三叹而未有已。故《国史·儒林传》称宗羲之学出于蕺山，闻诚意慎独之说，缜密平实；称炎武敛华就实，扶弊救衰。而汤斌推宗羲之词曰：“黄先生论学，如大禹导水遵山，脉络分明，吾党之斗柄也。”其《与炎吾书》谓：“吾道之衰久矣，得大力阐明，岂非斯人之幸。”是宗羲、炎武于“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二语，亦可无愧。夫以夫之、宗羲、炎武羽翼经传，扶树世教，二百馀年以来，海内推为大儒无异词。允矣。宜膺俎豆之典，而不得以其遗书中小小疵颣，遂寝其议也。

抑更有进者，三儒讨论治理，多及因革损益之故。议者或加疵诋，虑后人援为口实，侈语更张。不知通变宜民之旨，多见于先圣遗经，惟必有三儒之学，有三儒之道，而后可议因革损益。若不稽诸古，不准诸经，不揆诸国俗，徒袭取异邦，轻言更变，则固三儒之所不许。现值群言淆乱之际，尤宜示以准的。今推崇三儒，树之圭臬，俾后人知法可变而不能背厥本源，制可更而不能离夫道揆，其纲维世运，匡正人心，裨益更匪浅鲜。应请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人并升袝庙廷，斯道幸甚！谨议。

礼部：遵议先儒从祀请旨裁定疏

（此疏辑自《崑新两县续补合志》卷二，系吴县曹元忠（字夔一）代礼部拟撰。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商务印书馆所出《大清新法令》亦有收录。但《东华录》所收，文字与此小有出入。）

奏为遵议先儒从祀，请旨裁定，恭折仰祈圣鉴事。

上年正月二十八日，准军机处片交御史赵启霖奏请将国初大儒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一折，奉旨：“礼部议奏。”钦此。钦遵到部。

臣等谨案：古无所谓从祀也。惟《礼记·文王世子》云：“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郑注：“若汉，《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億可以为之。”由汉时尚无从祀之事，故举立在学官、置有博士者億度为之。至唐贞观间，始定配享，而伏胜、高堂生、毛苌悉预其列，且有代用其书，垂于国胄之诏，盖取祭仪祀先贤于西学注，先贤有道德，王所使教国子者之义，就周制祀于学者，以当袝享庙廷，似亦相近。而当时经典，即以德行道艺为言，后世凡议从祀，所当恪守。是以我朝定制，亦遵斯道。

伏读道光九年圣训，先儒升袝学宫，祀典至钜，必其人学术精纯，经纶卓越，方可俎豆馨香，用昭崇报。咸丰十年，臣部议奏先儒从祀，亦以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为断。谕旨允准，着于功令。今考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生当明季，鉴宋以后讲学家空谈性命、不根故训之弊，毅然以穷经为天下倡，而后德性问学，尊道并行。臣等尝谓我朝经学昌明，比踪两汉，实由东南之间炎武、宗羲最为大师，宗派流衍，驯至于遍天下；夫之著书，行世较晚，而咸丰、同治以来，中兴名臣太半奋迹衡湘，则亦未始非其乡先生教泽之所留贻。若援明臣宋濂《孔子庙堂议》，学者各祭其先师，非其师弗学、非其学弗祭之义，则两庑之间早当位置。乃道光朝士大夫议建炎武祠于京师，春秋致祭，而宗羲、夫之仅祀于其乡者，非弟子之忘其先师也，抑夫之、宗羲之于炎武，其学不无轩轾于其间。

臣等因是求之祖训，而钦定《国史·儒林传》以炎武为首，宗羲、夫之次之。尝称宗羲之学出于蕺山，阐诚意慎独之说，缜密平实；又称夫之神契张载《正蒙》之说，演为《思问录》内、外二篇；而于炎武称敛华就实，扶弊救衰，国朝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似该故儒等学派，久在列圣洞鉴之中。又求之士论，而道光间两广总督臣阮元所刊《皇清经解》，首列炎武《左传杜解补正》、《易诗本音》、《日知录》诸书，至近年江苏学政臣王先谦奏刻《经解续编》，以夫之周易、诗经、春秋、四书稗疏次炎武《九经误字》之后，而管学大臣臣张百熙等《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亦以宗羲所辑《宋元明儒学案》列伦理科中。似该故儒等著述，录于通人达士者，亦已流传不废。盖该故儒等皆有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之功，而炎武尤醇乎其醇者，独其从祀文庙，二百年来尚与夫之、宗羲同无定论，以至于今，亦议礼诸臣责无可辞者也。

往者署礼部左侍郎臣郭嵩焘、湖北学政臣孔祥霖，先后奏请夫之从祀，江西学政臣陈宝琛又奏请宗羲、炎武从祀，均经臣部议驳在案。臣等向闻斯议，知前部臣之慎重明禋也。乃取该故儒等全书以考其言，而炎武所著《宅京记》、《肇域志》、《郡国利病书》，所言皆天下大计，卓然名论；惟夫之所著《黄书》，其《原极》诸篇，既托旨于《春秋》；宗羲所著《明夷待访录》，其《原君》、《原臣》诸篇，复取义于《孟子》，狃于所见，似近偏激。意夫瞽宗俎豆，矜式方来，恐学子昧于论世知人，将以夫之、宗羲为口实。至于流传刊本，间留墨匡，疑涉指斥，或为该故儒病，则祖宗之世，早垂明训。恭绎雍正十一年四月上谕：“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每作空白，嗣后仍蹈前辙，将此等字样空白及更换者，照大不敬律治罪。”仰见圣朝如天之度，向不以文字语言罪人，岂有转设文纲以绳前朝遗老，断可知也。

是以此次奉旨交议御史赵启霖奏请夫之、宗羲、炎武从祀文庙，升主配食，于礼为大，诚宜博访周咨，以求至当。于是奏请仿照会议政务处章程，移会各衙门，将该故儒等应准应驳之处，开具说帖，送交臣部核议具奏。奉旨：“依议。”旋经各署堂司开送说帖，都二十六件，其主夫之、宗羲、炎武并准从祀者，十居其九。臣等以为，是非听诸天下，固见公论于人心，予夺出于朝廷，尤待折衷于宸断。昔在汉世，尝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事，孝宣称制临决，著于前史。后世礼仪虽佚，及读《通典》所载宣帝诸制，犹想见治家圣学之盛，独隆千古。

今释奠学宫，事关大典，倘仿石渠之例，重修甘露故事，以复圣天子议礼之上仪，洵千载一时之遇也。用敢不揣冒昧，拟将顾炎武从祀，请旨准行；其王夫之、黄宗羲应否与顾炎武一律从祀之处，恭候圣裁训示。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礼部会奏遵议先儒从祀分别请旨一折，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均着从祀文庙。”

廖名缙：拟请王夫之从祀两庑议

（此议辑自廖名缙《百檞堂文集》卷二。此议代表普通儒生态度，尚未见有学者引用。廖名缙（1867-1927），湖南泸溪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并加入中国同盟会，参与策划萍浏醴起义，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的湖南代表，曾任船山学社社长、香山慈幼院副院长等职，著有《百檞堂文集》《百檞堂诗集》《西山枕石文集》《秋湖集》等。）

窃惟圣人之学，百世所师，绍述修明，端在后儒。儒者为功学，约有二端，一曰传道，一曰翼经。道所以传，在明大义，空谈心性者勿取。经所以翼，在阐微言，徒习训诂者勿贵。是故必有蹈道之实，而后能祛恍惚，屏虚浮，以跻于充实光辉之域；必有通经之才，而后能去琐屑，避支离，以奏吾廓清摧陷之功。

伏见故儒王夫之，生明末造，流离颠沛，志节皎然。其论学，一以宋五子为宗，著述三百馀卷，于六经四子之书，各有训释，力排纬书杂说之诬，间出新义，率皆词有根据，轨诸圣人之道而不悖。我朝巨儒迭兴，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补三礼时享之仪，号称卓绝。王夫之皆已发之于前，与后儒若合符契。传道、翼经，二者之功懋矣，而春秋有事文庙，未有议及配享者。

窃以为从祀之典，远宜揆之古谊，近贵宗诸圣谟。考古从祀先师，皆博士弟子所承学转相授受之，本师没则各以其师附祀，盖本乐祖瞽宗之义，所谓将习其道，必各祭其师也。王夫之生丁末运，崎岖桂岭，学行撰述，沉霾荒僻，宗信绝少。康熙中，因学臣潘宗洛之请，立传国史，收其书于四库。自是以后，世始知有王夫之其人，湘衡之间，渐传其学，日以浸广。光绪十年，学臣朱逌然创建船山书院于衡州城南。越明年，经乡绅彭玉麟奏请，改建于湘水中之东洲，春秋祀王夫之其中，衡湘人士，咸为执事，迄今不绝。即所谓将习其道，必祭其师，皆发于人心之不能自已。准之古谊，该故儒之当从祀者，此其一。

然仅合古谊，犹乖今制，未敢妄为遽请。伏读道光九年圣训，先儒升附学宫，配典至钜，必其人学术精纯，经论卓绝，方可俎豆馨香，用昭崇报。又咸丰十年，议准从祀先儒，应以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为断。伏查王夫之之学，由关而洛而闽，力抵殊途，归宿正轨。观所著《大学衍》、《中庸衍》、《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外篇，阐天人生命之旨，别理学真伪之微，于姚江末派，痛予斥绝，足当学术精纯之目。虽当时穷老空山，传人绝少，而二百年来著述日彰，读其书者，皆懔然于明季心学、禅学之诬，所谓阐明圣学、传授道统者非欤？至于经论卓越之称，该故儒自以遭逢末运，胜国遗黎，不能奋迹，昌期无北。所著《读通鉴论》、《宋论》诸书，上下古今，洞窥利病，于明季稗政，痛心疾首，足为我朝殷鉴者，不可枚举。且宋儒贤如程、朱，其经论夙裕，可以坐言起者，后世犹堪共信，而当时初无震耀襮著之绩。则该故儒之当从祀者，此又其一。

凡若此而无列圣钦定之评，犹未敢遽定也。该故儒经四库著录之书，提要褒许，班班可考。钦定《国史·儒林传》于该故儒称其神契张载《正蒙》之说，不信纬书杂说，亦不空谈玄妙，附会老庄之旨，故言必征实，义必切理，固隐然以正学归之矣。则该故儒之当从祀者，此又其一。

以上三端，皆据该故儒之实迹而言，初无过为溢美之词，俎豆馨香，允无愧色。拟将故儒王夫之从祀两庑，春秋二祀，并列时享，庶符古昔崇德报功之谊，用彰圣朝发潜阐幽之美。谨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