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干于：孜孜中学教育改革的先驱者

  无缘亲聆邬干于先生的教诲，却因工作关系有幸见到了许多受业于邬先生的弟子门生——那些在颠沛流离中仍潜心苦读而今事业有成的行素学子。说起老校长邬干于，莘莘学子无不充满崇敬爱戴之情。我也因此认识了一个高风亮节的灵魂，一个特立独行的身影，一个孜孜教育改革的先驱。

一代教育家的孕育与成长

在湖南省新化县河东有一个狭长的丘陵地带，名叫西江湾。远处山脉绵延，林木茂盛，近处田野阡陌交通。一条宽约10丈的小河在此折向西南，汇入资江，河水清澈，河底游鱼历历可见。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小山村，便是后来成为一代宗师的邬干于先生的出生地。

邬先生名朝宪，字干于。生于1895年7月6日。

邬家世代书香。外曾祖父李郁华是道光年间的翰林，祖父邬祖绶在光绪年间历任云南省大理、平彝等县知事，父亲邬石藩先生为清末廪生，不仕蛰居，在家乡设馆授徒，自得其乐。

邬干于少年聪颖，在父亲的督导下，勤奋学习，刻苦用功，熟谙经史，旁务博通，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底，“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思想和提倡“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深深地影响了邬干于的一生。

1908年，邬干于进入新化县城新制学校——资江高等小学就读，毕业后于1912年负笈湖南省城，进入明德中学堂旧制八班学习，1916年毕业。明德中学是湖南的私立名校，邬干于在该校学习期间，不仅品学兼优，还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带领并组织同学开办工人夜校，同时还是爱国青年组织同仇会的负责人之一，在同学中有极高的威信。明德中学的创始人胡元倓校长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教育家，视所从事的教育事业为“磨血”事业，自称“磨血之人”。邬干于在校时因写得一手出色的文章而深得胡老先生的赏识，作为门生的邬干于更是深受其教育救国思想与行动的影响。多年以后，邬干于还常在文章和讲话中，深情地提到这位过去的老师。

邬干于在明德学习期间，正当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际，“民主共和”、“实业救国”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受此新思潮的洗礼，为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广开眼界，邬干于从明德毕业后，先后两度赴日本求学，先在东京东亚日语学校及日华学院学习日语，后又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邬干于在对日本社会进行考察后发现，教育乃立国之道和强国之本，由此树立了教育救国的理想与信念。留日期间，邬干于因组织留日华人同学上街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遭到日本当局的逮捕，并被学校开除。五四运动爆发后，邬干于回国，在上海、浙江等地教授日语。

五四运动后，为了学习教育，增长更多的知识才干，邬干于决定赴美留学。1919—1927年，邬干于先后就读美国私立太平洋学院及公立华盛顿大学。邬干于在美国的所见所闻，更加坚定了他献身教育的信念，并进一步认识到中学教育对青少年一生成长的重要性。因为，青少年时期是人生可塑性最大的时期，在此时期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等，会影响他们今后的一生。基于这种认识，邬干于选定中等教育专业作为其攻读和为之奋斗的方向。留美8年的时间里，邬干于不仅广泛地接触了当时西方的各种教育流派，深入地钻研了杜威、夸美纽斯、赫尔巴特等教育家的教育思想，而且身临其境地体察了当时美国的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深受科学与民主思想的熏陶。西雅图的苦读，阿拉斯加的苦干，异国他乡的艰苦生活，终于换来了学业的丰收，邬干于以优异的学业成绩毕业了。

矢志教育，服务三湘树丰碑

职业选择是人生最重要的选择。

20世纪20年代，正值风华正茂的邬干于，本可以有多种机会，规划更好的人生。

学业有成，资历才智出众的邬干于完全可以像当年的一些出国留学成员一样，选择留在美国谋职或者继续学习深造，但邬干于没有。

邬干于回国后，曾先后在贵州大学、四川大学及广西大学教授英语和教育学等课程。邬先生工作极端认真负责，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先生称他为“我们大学最负责的教授”。邬干于就选择过学府书斋式的生活，在大学里当个名流教授也行，但他没有。

30年代，邬先生曾一度在天津永利久大公司任职，备受民族实业家范旭东、李烛尘先生的器重与赏识。按常理说，邬干于满可以在这优越舒适的职位上干下去，但他还是没有。因范先生再三挽留，邬先生不便当面拒绝，竟然选择了乘范先生出差之机离开永利，来了个不辞而别。

邬干于先生为什么会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放弃各种更好的发展机会，甚至是到手的别人求之不得的职位呢？邬先生认为：“要振兴国家，挽救民族，根本之策是要造就一代清廉正直、有丰富学识才干的人才，而造就人才又必须从基础教育着手”。因此，先生作出了一般人难于做出的选择，毅然抛弃高薪厚俸和舒适优雅的工作环境，回到湖南，投身于比较清苦的中学教育工作。

1927—1935年，邬先生曾应恩师胡元倓之邀，三次回明德工作。母校明德中学便成了邬干于实践其教育救国主张的第一块园地。

据先生在明德任教时的学生回忆，邬干于教课极其认真。学生作文精彩的地方，先生会用红笔圈点，以示鼓励，不妥之处除删改之外，还会加上各种眉批，有的眉批竟境深远，使学生受益终身。先生还要求学生多读课外书籍，记日记，多方面地提高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先生管教又管导。他发给每个学生一张卡片，上面印了十几条，如每日刷牙，每周剪指甲，不随地吐痰，不许乱扔纸屑果皮，不诳语等等。每条下面有一些空格，做到了学生自己在空格里打个圈，没有做到就打叉，每天上学要把这张卡片带去，他要一一检查。先生和学生一起在食堂用餐，吃饭时不许谈话，不许弄得碗筷乱响，餐后检查，碗中不许有一粒剩饭，桌上不许有一滴汤水残物，违者处罚。先生对学生严格要求，也非常热爱，班上有同学生日，他都记得，生日那天，邬先生会自己花钱让厨房加一份菜送给这位过生日的同学，以示祝贺。同学们感到非常温暖。

邬先生还组织学生开展各种活动，以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宿舍内设交谊厅，有风琴、桌球、各种棋类、报章杂志等，课余饭后，邬先生有时也与同学对奕，总是嘻嘻哈哈的。傍晚，他还在楚辞亭里开留声机，同学们可在池边游憩，听听音乐。每个周末举行同乐晚会，有各种个人表演、团体游戏及茶点。冬天则举行消寒晚会，老师都要化装参加，有的翻穿羊皮袍，有的挂上胡须，有的涂黑鼻子。邬先生还在地坪里做了一个克鲁克球场，让学生用木棰击木球。

邬先生深得胡元倓的器重，来明德不久，便让他全面管理教学工作。在教务管理和改革方面，邬先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教务处只有两个人，班次不少，考试又多，清理试卷，登记分数，实在忙不过来。他就把每班同学都编了号，按号次编座位，试卷折缝处分五种颜色，10个号共一个颜色，试卷上先印好号码，依次递发，交卷时由每行最后一名递上来。收卷盒也是五种颜色，按颜色放到盒子里。这样一个班的试卷就不必再清，装好后送给教师批阅，省掉了不少时间。他桌子上有每个同学的成绩卡。他订定了作文本的格式，前面印有作文须知。数学、英语、物理等科的练习本均改为活页，教师就不要再携带一大捆练习本了。

邬先生把晚自习分为两节，上一节是朗读，不须朗读的可做练习；下一节是默读，专做练习，不许有声音。他又把两间大房间中间间壁开一个大门，门中用木板钉一个台，台上有桌椅电灯，晚自习时，有教师轮流值班，在台上备课或改作业，以便学生质疑问难。

教室地板油漆打蜡，脱鞋而入，老师进教室则加穿特制的套鞋，地板保持一尘不染，中午命同学卧地午睡。有一次，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先生出巡，中午抵达明德，校内鸦雀无声，不见一个学生，惊问之下，方知全校午睡，极力称赞管理之井然有序。

劳作课程不设专职教员，分次延请西点面包厂师傅教做面包蛋糕，请教育用品社技工教做笔架、笔筒、定尺、石膏人像以及雕刻等，又请来藤器店老板教编藤椅、织花蓝；有时则邬先生自己率领同学拔草、莳草、扫操坪。

邬先生主张教导合一。在他的创议下，明德中学于1933年试行高、初中分治，采用高中主任与初中部主任制度，分别总管教务与训育，改变了训育独立的情况。

邬干于先生在明德主事期间的出色管理与改革，给师生留下了弥久难逝的印象，为明德中学获得“北有南开，南有明德”的赞誉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碑，迄今仍然屹立在明德莘莘学子心中，被称为“令人难忘的邬干于时代”。

艰苦备尝，学制改革的理想因以得酬

如果邬先生是甘于守成的人，应该说胡老校长的信任、厚爱和明德中学的优越条件，已经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挥才智的机会和场所。但邬先生不是这样的人。于是，在抗日烽火连天的艰苦岁月里，我们看到这样一幅感人的情景：

  一位满腹经纶、学贯中西、自甘清苦的学者，辗转于南岳衡山之麓，资江湘水之滨，求告经费、房舍，并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在不断迁徙借用的简陋房舍里，扎扎实实地搞起了中国近代教育史少有先例的中学学制改革实验。

邬先生的学制改革实验是从私人补习开始的。抗日战争爆发后，福建沿海一带告急，时在福建师范任教的邬干于先生只好带着家属回到长沙，寄居在河西乌山之麓白沙洲魏家冲一位朱姓明德同学家中。当时，长沙也遭到日寇的轰炸，各校纷纷迁往湘中一带，一些跟随家人到乡下躲避轰炸的明德学生便失学在家。他们听说邬先生在这里，便登门请求先生为他们补习英语。先生慨然允诺，并申明不收学费。数日之中，便有20多名失学青少年报名参加补习。早有改革旧学制之意的邬干于，决定趁此机会实践自己普通中学学制改革的设想，即精简讲授时间，增加自修复习时间，改各科齐头并进为一事一时之学。试行于英语教学，只一年时间，大见成效。1938年冬，补习班举行英语表演会，观摩者备加称赞。这次实验的成功，大大增强了先生改革旧学制的决心和信心。此后，邬先生的学制改革实验便进入中学进行，并推及国文、数理诸科。

1939年秋，崇德中学校长任九鹏先生邀请邬干于在该校开始实验教学，为此邬先生写了《崇德初级中学设立实验班答客问》一文，阐述了改革中学旧学制的主张，可惜只进行了半个学期，就由于日寇的进攻而中断。

1940年春，邬先生得到妙高峰中学校长方筱川先生的支持，在内迁至安化蓝田的妙高峰中学设立初中实验班，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第一个五年制实验班。是年秋，迁至湘乡杨家滩的长沙文艺中学校长曹典球力请先生去文艺中学主持教务，先生乃兼职文艺中学，并携实验中的实验一班学生迁至杨家滩。当时，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亲自前来视察，并住校随班听课达两个星期之久，认为成绩优异，特允招收第二班学生。

先生以兼职的工资收入办学，经费十分困难。新化矿业巨子段楚贤许以襄助，先生乃于1941年携初实一班再迁到新化漩塘湾段宅，并扩招初实二班。后因实验一班不为段氏所容，夫人张孝钧率实验一班复返杨家滩。一校而分处两地，先生数百里往返奔波，其中辛苦自可想见，但先生仍矢志不渝。1942年，邬先生重主文艺中学教务，初实一班以两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全部初中课程，参加全省统一考试，32人全部以优异成绩毕业。

邬干于先生在五贯学制初中实验获得成功后，新化巨绅实业家杨培甫先生应允每期资助银元4000元，邬先生得以继续进行高中实验，原初实一班的学生全部升入高中，是为高实一班。至此，邬先生的实验园地，高、初中粗备。

1942年秋，邬干于应聘主持南岳五四中学教务，遂将两个实验班迁至南岳，并更名为邬制中学。

作为一所正式中学，必须得到当时的省教育厅批准立案，方为合法。立案的首要条件是拥有固定的校产。先生幼时同窗李文续先生对邬干于的办学精神十分敬佩，于是决定说服其舅舅培甫先生助成邬先生此一利国利民之事业。杨培甫既亲见五贯制成绩，复为邬先生含辛茹苦、坚定不移贯彻教育救国精神感动，慨然允诺捐资田产1200担以为学校立案基金，于1943年以校董事长身份呈文湖南省教育厅申请立案。省教育厅对邬干于学制改革早已了解，亦盼能早日正式成立一所合法中学，于是很快签发了指令。1944年4月14日，学校正式获准成立，定名为湖南省私立行素中学，取“我行我素，君子素位而行”之意，以“坐言不如起行，卑之无甚高论”为校训。学校设有董事会，但学校一切工作均由邬干于先生独立主持。

邬先生为振兴祖国，舍弃个人名利，不畏艰难险阻，坚持改革旧的中学学制，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无钱无舍，携诸生辗转迁徙，跋山涉水，自1940年至1944年，五载六迁，七易其所，至此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独立办学，声名鹊起

行素中学被批准立案后，邬先生从此结束了依附他校办学的历史，走上了独立合法的办学道路，他的教改实验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时长沙已经沦陷，邬先生只得将学校仍旧迁回新化。在李文续、杨协昌的协助下，选定县城居士巷杨氏宗祠为行素的临时校舍。

新化地处偏僻的山区，那时既不通铁路，也不通公路，非常闭塞，经济不发达，文化更为落后。在这种条件下，人们的眼光一般比较狭隘，往往满足于现状，不图进取。邬先生深知此点不利于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抗战胜利后，邬先生即决定将行素迁往长沙，并选定长沙北门外浏阳河畔的丝茅村为校址。为建新校舍，邬先生耗尽了一生的全部积蓄，最后剩下的唯一的一件值钱物品——妻子准备给女儿出嫁用的一套银质餐具也被变卖。1947年，新校舍落成，行素迁往长沙。至此，行素中学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校舍。1948年，邬先生又用北上募捐的款项，加上自己在天津久大公司的工薪，给学校盖了一栋两层的教学楼。

在邬先生的精心呵护下，行素中学取得了非常骄人的业绩：

1945年，高中实验一班18名学生毕业，全部录取北大、清华、同济、复旦、湖大等著名高等学府。

1946年，高中实验二班毕业学生20余人，均考入大学。其中有9人考入清华、武大、南开。省教育厅督学刘剑鸣在《视察报告》中写道：“该校实验班之升学成绩较他校普中班成绩有过之而无不及者。”

1947年，普高一班42名学生毕业，除4 人外，全部升入大学。

1948年，普高二班毕业，多考入武大、北大、交大、湖大等学府。

1949年，五贯一班、普高三班毕业，几乎全部考入清华、北大、燕大、武大、湖大等学府。

学制改革，综合性的系统工程

行素中学能在短短的十年中取得骄人的成果，是邬干于潜心教育改革的结果。

  邬先生深谙当时旧教育之弊，认为：

  其大者有三：一、时间之浪费太大，二、程度之低落太甚，三、留级之结果太酷。

  而产生此三者实由：一、学生上课时间太多，二、复习时间太少，三、每班人数太多，四、学习课程太杂。

基于以上认识，邬先生主张：

缩短学习年限，将三三制改为五年一贯制，并打破初、高中的界限；

改大班教学为小班教学，以便教师全面顾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