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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基督教女青年会简史

2020-9-16 16:01| 发布者: admin| 查看: 509| 评论: 0|原作者: 杨锡贵

基督教青年会于1844年在英国成立,传至中国是在清光绪十一年(1885)。民国元年(1912),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组织在上海成立,民国4年(1915)改名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既有基督教男青年全国协会,也有基督教女青年全国协会。其活动内容主要不是宗教性的,而是面向社会为男女青年和成人开展文教、娱乐、体育和交谊活动。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当湖南第一次允许外国人建立自己的布道组织时,挪威布道团在长沙建立了第一个布道场所。十年后,两位挪威传教士在长沙建立基督教青年会。1910年代晚期,斯堪的纳维亚基督教女青年会(会长)加入。1920年代初,瑞典教会也带着路德大学的长远计划加入进来。

中国的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主要工作是在贫穷的妇女和儿童之间开展不同的“社会改良项目(运动)”以及上层社会儿童和妇女的教育工作。民国6年(1917),瑞典会长英格堡·韦康德(Ingeborg Wikander)来到长沙,启动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次年,其同事露丝·纳特霍尔斯特(Ruth Nathorst)前来协助。民国8年(1919),长沙基督教女青年会成立,成为中国第五个基督教女青年会,有中国会员10人,由女青年全国协会委任美籍陆懋德(Maud Russel,又译作卢慕德)任总干事。

通过长沙妇女间的联系,韦康德设法为她的新组织在长沙市中心的左家大院(今开福区蔡锷路司马里)寻求到安全场所。已是第五代人的左氏家族,是在对抗太平天国起义期间著名的左宗棠的后代,他们的新主人左太太或左家五小姐是这一大家族的一脉。民国9年(1920),韦康德的另一位同事维丽·斯腾费尔特(Willy Stenfelt)亦来到长沙协助工作。

民国12年(1923),因布道场地太小,长沙女基督教青年会搬迁到城郊宽敞的左文襄公祠(今开福区湘春路)。是年,另一位斯堪的纳维亚基督教会长、挪威人埃斯特·霍尔英(Esther Horjen)加入,和她们一起工作。

长沙基督教女青年会前期很活跃。紧密团结的斯堪的纳维亚传教士小组有几个瑞典和挪威布道组织的积极支持,也有全球组织和网络的国际支持。虽然基督教女青年会本身就是涉及不同教派的,但四位斯堪的纳维亚传教士和挪威和瑞典的路德宗密切相连。据《长沙市志》记载:长沙女基督教青年会由其全国协会和长沙基督教女青年会董事会领导,主要负责人被称为总干事,总干事由全国协会和董事会协商委派,会内工作人员由总干事聘用。其经费来源主要是会员会费,会员最多时曾达2000人;其次是募捐。该会初建时设德育、智育两部,1920年增设学生部、服务部,主要在女学生和社会青年妇女中进行一些社会教育和社会服务活动,寓宗教宣传于社会活动之中。

1917-1927年的十年间,是长沙社会动荡不安时期,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现带有民族主义特征的反帝爱国运动,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国共两党力量进入长沙,政治格局转变,反基督教运动增长。同时,也有一些人趁机乱来。玛琳·格雷格森(Malin Gregersen)在《PROTECTING PEOPLE IN PROTECTED PLACES》一文中曾转述过两位女教士怎样与攻击者周旋,尽力保护自己和中国同事以及传道站的事情。

 

1927年4月的一个夜晚,长沙的瑞典传教站被一伙人袭击。大门被袭击者砸开,他们冲进前院。当其闯入内院,两位瑞典传教士试图和他们交流,但她们的话语被叫嚣声淹没。这两位瑞典女性就是露丝·纳特霍尔斯特(Ruth Nathorst)和维丽·斯腾费尔特(Willy Stenfelt)。这些人终究还是进入房子里面,当得知四周没有男人也没有中国人时,他们平静下来。有些中国伙伴已经从后门逃出,而有些仍在房子的外院。后来,一位军官在士兵的陪同下赶来,斥退了这伙人。当中国教堂司事出现时,他被抨击,质问与外国人联系的企图。纳特霍尔斯特回答:“你们看,我们就两个单身女人,你们应该知道我们需要一位能保护和帮助我们的男士。”这句话,使男司事获得自由。

 

民国16年(1927)春,长沙基督教女青年会被改为湖南人民俱乐部,其工作人员离去,该会工作中止。马日事变后,外国人被允许回来,长沙基督教女青年会恢复原来名称和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因战争形势恶化,长沙基督教女青年会于民国27年(1938)迁沅陵,民国32年(1943)4月迁回长沙,次年停办。抗日战争期间,该会曾组织话剧队、歌咏队、宣传队等;参加过救护空袭受伤人员和难民服务工作,办难民工厂,组织伤兵俱乐部,给伤兵赠送棉背心等。

该会历任总干事,依次为陆懋德(美)、黄芹厚、徐幼芝、刘淑元、朱铁蓉、陈庆声,其中特别值得介绍的是第一任总干事陆懋德。在宋庆龄传记资料中有关于陆懋德的介绍,称她是一位支持中国人民进步事业的美国女性。1930年前后在长沙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因屡次揭露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的恶行,被赶出湖南。回上海后,思想上发生了变化,参加史沫特莱、艾黎等组织的政治学习小组。由于酷爱中国的瓷器,在“工合”运动展开后,她将不多的薪金节省下一部分,支持艾黎延请景德镇师傅,教工合社员用优质高岭土制作瓷器。回美国后,她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的情况。1945年后,在争取民主的东方政策委员会工作,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促美国承认中国并与中国进行贸易。1952年创办《远东通讯》,提供重要情况和远东问题作者的分析文章,后被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指控为。反美宣传分子她每年都作讲演旅行,参加公开集会或走访居民,介绍有关中国的真实情况。她曾来华参加建国10周年庆祝活动。1972年来北京参观访问时,与普艾术一起受到宋庆龄的接见。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长沙市志》

2﹒湖南省宗教志

3﹒玛琳·格雷格森(Malin Gregersen):PROTECTING PEOPLE IN PROTECTED PLACES.ScandinavianJounal of history,2015 Vol.40.No.3。同事陈娟女士将该文部分内容译成中文,笔者因此得以方便使用其中的资料,谨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4﹒有关宋庆龄传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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