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司令黄唐起义前的传奇经历

按：1990年春，笔者曾对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姜亚勋进行了三次采访，采访的地点就在湖南省政协大院主席楼姜老的住宅。其时，姜老即将从湖南省政协副主席（1983年起担任此职）的位子上离休，年近80高龄，身板硬朗，穿着布鞋，走路飞快，说话底气十足，思维清晰，十分健谈，绝无龙钟老态。姜老的烟瘾很大，夫人对他严格限制，姜老却时不时偷着吸一支。一边悄悄地对我说，麻烦帮忙望望风，千万不能让我老婆子看见了。我忍不住笑起来。心想，到底是游击队司令，做事的警惕性就是不一般。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姜老侃侃而谈，将我的思绪拉回到了战火纷飞、兵荒马乱的时代。姜老已于2004年1月23日去世，享年92岁。

1949年2月10日，我和陈仲怡、饶孟虎、李石锹等人一起，在宁乡黄材、唐市发动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武装起义。后来，我担任了党所领导的由湘中各县(包括湘潭、湘乡、安化、益阳、宁乡)革命武装力量组成的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一支队司令员，在湘中一带进行艰苦的武装斗争，一直坚持到湖南和平解放。我出身军校，起义前又长期在国民党军队里混事，怎么会发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武装起义的呢?事情得从头说起。

读完高小后回过头来读私塾

我是湖南宁乡黄材人，生于19l2年（农历11月12日），即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到了我上学读书的时候，各地已普遍设立了中小学堂。我的读书生活与当年大多数读书的人有点不同。当时，一般是先进私塾读书，而后进新式学堂。而我是先入新式学堂，即国民小学，再进高小，读完高小后，在父亲的要求下，回过头来读私塾，学《论语》、《孟子》等。因为父亲是个比较封建保守的人，要求自己的儿子读些孔孟书，受点儒家教育。塾师并不讲解，只要求背诵。我对这种旧式教学很反感，经常在课外看些《三民主义》之类的新书，津津有味。

中学是在春元中学(今属娄底)读的。因为当时家境不好，春元中学的收费较低，所以就进了春元。在春元，除学习文化课外，还要搞军训。学校向学生灌输三民主义思想，讲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也可以看到，学校民主空气浓，思想言论不受限制。时间是1929年2月到1931年12月。

春元中学毕业后，我于1932年春考进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直到1934年毕业。

元雄：“姜亚勋简直是个暴徒”

  1934年冬，我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回到宁乡。当时宁乡县政为CC派(国民党中央派)所把持，宁乡乡村师范校长元雄(字谊之)长宁乡教育，到处安置私人，排挤有教学经验但与他不亲近的教师，对新从省立一师毕业的学生不予任用。因此，一师毕业的学生在宁乡找不到工作，当然教育救国的理想也就无法实现。于是，一师毕业的学生就掀起了反饥饿、反失业的斗争。上街散发传单，去教育局请愿。我和李品珍、刘辉阁、刘雪初等人跑到元雄家，质问他为什么歧视一师的学生。双方闹了起来，我们愤怒已极，掀翻了他家的桌椅。一师学生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我被安排到玉潭中学教书，当了半个教员(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做)，每月薪水银元7元。事后，元雄恨恨地说：“姜亚勋简直是个暴徒。”

  当时是初生牛犊不畏虎。教育局告了我们的状，得罪了宁乡CC派。

何荫南：“你考上了中央军校”

  我在玉潭只教了一学期又失业了。回到黄材，在流光小学教书，先当教导主任，只半年，被推为校长，每期可得谷7石，光洋21块。学生比较多，采用“道尔顿制”施教，学校搞得生气勃勃。后来，族长要修桥，学校经费困难，难以办下去，加上聘了一位女教员黎萍(我的未婚妻，宁乡“简师”学生，元雄的学生，元雄说她找了个暴徒)，遭到族上的反对。

既得罪CC，又不见容于族长，宁乡是不能立足了，我只好出走，去了南京。这是1936年6月的事。

到南京后，适逢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和中央高等警官学校招生，为保险起见，我同时报考了两校。警校先考，考上了，发了榜，报到注册的手续也办好了，但只上了一堂课。这时，何荫南(初中同学，中共党员，时在南京下浮桥小学教书)跑来告诉我：“你考上了中央军校”，并说：“你这个人适宜当军人，退出警官学校算了。”我当时经济拮据，进警校的40元保证金还是靠姜星辅(姜是我的老乡，时为实业部小职员，加入过共产党)的担保，而中央军校学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政府负担。听何这样一说，我便找大队长要求退学，理由是：当警官不能上战场打日本鬼子，我是来抗日的，抗日就得当军人。队长说要请示上级，但我退学的决心已下，也管不了那么多，打了这一次招呼，便走了，到中央军校去了，大约是在1936年9月。同年l2月，在总理纪念周上，我们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当时既没有谈话，也未征求我本人的意见。

进军校后，首先是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早晨起床后两个钟头的跑步，全副武装。军校实行的是既打又骂的法西斯式教育。要求我们绝对服从，要为领袖而生，为领袖而死。同时又进行所谓的“三个一”教育，即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每天学习总理遗训、领袖言论、教育长言行。我对军校的法西斯教育很反感，对国民党打内战很反感，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却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的妥协政策也不满。自己是军校学生，将来替个人作工具，感到没有前途，因此，我进军校后一直心情很不愉快。

王凌波：“受国民党教育的人难道都会反共”

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本亡我之心已久，形势十分严峻，南京为不可守之城，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以便长期作战。中央军校也跟着西迁，学生徒步行军。

  经过长沙时，在望麓园拜会了王凌波(我的小学老师，时为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和新四军驻湘办事处主任)，汇报了自己在军校的情况，诉说了思想上的苦闷，军校实行法西斯教育，是培养反共打手，表示不愿意替蒋政权卖命，要求王先生介绍我去延安。王先生耐心地听完了我的诉说后，反问道：“难道受国民党教育的人都会反共?不见得吧。”劝我留下来继续学习，提高自己，掌握本领；还说中国很大，将来到处都可以搞革命啊。我又提出，现在不能去，那就毕业以后再去。王凌波经过考虑，要我毕业后回湖南，我同意了，并送了照片给王凌波。 

当晚，睡在李品珍(时任宁乡地下党县委书记)处，李也表示欢迎我回湖南工作。

《朝日新闻》：“13期学生反战”

  军校离开长沙继续西行去重庆。经过湘西时，因是陈渠珍的天下，怕发生问题，我们都特别小心，宿营时严加戒备。沿途纪律很好，没有骚扰百姓。由于长时间行军，得不到梳洗，学生们身上都生了虱子。

  我们最后在四川铜梁县安营扎寨，13期校本部就驻在铜梁。这里到处可以买到《大众哲学》、《西行漫记》、《毛泽东传》等书。我从中了解到了共产党的主张和延安的一些情况。觉得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为民族，中国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对延安十分向往。当时，我与李运庚、王皓晖、刘载欣等人的思想比较接近，对国民党不满，经常传阅进步书刊，交流思想。但没有什么共产主义信仰，只是抱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共产党的主张正确，就跟共产党走。

  1938年9月，13期学生提前一年毕业。毕业时为制装费问题而生出了一场大的风波。过去学员毕业时每人发给60元制装费，13期学员却减为30元，学生们提出不能少我们的制装费。此事惊动了教育长陈继承、政治部主任邓文仪，他们都来做工作，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困难，要体谅政府，为国分忧。学生不卖帐，坚持说，身无分文，马上就要上前线，一分也不能少，双方各执一辞，唇枪舌战，竟至你推我搡，围攻陈、邓，学生吼声如雷。当时日本报纸《朝日新闻》把此事说成是“13期学生反战”，不是事实，是造谣。

  事情平息下来后，邓文仪说：“还有要请领制装费的请举手。”我跑出来说：“我还要”，并把手举起来。队长王效宽(黄埔三期毕业)赶紧制止说：“姜亚勋你平时蛮老实的，现在调什么皮?”把我拖开厉声喝问：“你还要不要脑袋?”我说：“日本人才会要我们的脑袋，我们也要日本人的脑袋，难道自己人也会要自己人的脑袋?”指导员(姓宋)很同情学生，过来劝说：“制装费减少是不应该，但你们也不要闹了，将来我跟总队长(王忍曲，临澧人)说一下，过去的事就算了，否则……你要多少钱?够了嘛，千万别闹了。”

  事情闹得这么大，大家都替我担心，劝我赶快走。于是我连同学录、毕业证等也没有来得及要，连夜去了合川，坐船沿嘉陵江到重庆，混在分配了的同学中间。在船上遇到了王皓晖(分在宪兵连)，便要王和我一起去湖南。当时的想法是：不能去延安，便回湖南，或者去汪精卫处，再伺机带队伍过来。

途中翻船，几乎淹死。

黄钟：“姜亚勋当中队长，吃饭都不得安宁”

  到长沙时，正值文夕大火发生不久，古城长沙一片废墟，混乱不堪，我一时难以同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于是回了宁乡。李品珍很高兴。1938年12月，经李和何荫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宁乡，我先是从事组训民众工作，组织壮丁出操，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后来，根据李品珍打入国民党部队拖抢的指示，我在宁乡保安警卫大队第一中队当中队长，掌握了100多人枪。

  宁乡自卫团里共产党的活动比较多，国民党特务向薛岳告密说：“宁乡上游水都红了，自卫团里共产党可不少，想图谋不轨。”并列出了一张几十人的黑名单，我也上了黑名单。宁乡中统特务头子黄钟对李伏波(县长李家白之子)说：“姜亚勋当中队长，我吃饭都不得安宁。”幸得县长李家白暗中相助，我得以逃离宁乡，此事发生在1939年11月，当中队长前后不到半年时间。

王凌波指示：“不要进行组织活动”

  我离开宁乡，来到长沙，找到王凌波，汇报了在宁乡的工作情况，要求去新四军部队。王凌波没有同意，说国民党是“摩擦”专家，要作长期打算，要我打入国民党部队，见机行事。

  当时，叶佩高(广东人，比较开明)的ll师驻在长沙岳麓山。经人介绍，我在11师当了个额外上尉参谋。少校参谋梅可华(湖北黄梅人，共青团员)和我投机。我们抓住教导队做文章，准备把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人拉过来。请示王凌波同志，王反对这样做，并指示说：“你们就蹲在那里，不要进行组织活动，要作长期打算。” 

  1940年，方靖继任11师师长，这个人思想反动，对叶佩高的人冷眼相待。枣宜会战时，我被派去执行任务，耽误了一些时间，回来遭到方靖的训斥，差点丢了性命，觉得搞下去不会有多大作为，便请长假，离开部队，回到宁乡。宁乡这时白色恐怖严重，我无法待下去，不久去了桂林。在中央军校第六分校干了3个多月后，经人介绍去了10军3师。

  10军军长是李玉堂(后为方先觉)，当时正值湘北战役之后，部队严重缺员，经过考试(内容为下达一个师的作战命令)，当了个3师少校参谋(参谋长是孙鸣玉)。1943年，孙鸣玉派我到桂林陆军大学参谋训练班第9期学习。

方先觉训斥道：“不要让日本人看不起我们”

  1944年，日寇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第10军(军长已换成方先觉)防守衡阳，其时，我在3师担任参谋主任一职。衡阳守军血战了47天，最后投降。敌人将参谋人员集中起来关到欧家丁，每天派人值日，轮到三师值日，军部要我负责带人去“打捞”（即抢东西）。当亡国奴还去抢东西，我不愿意去，同军政治部主任吵起来了。方先觉在楼上喊：“什么人?这时候吵!”被带到军长那里。

  方先觉训斥道：“跟蒋先生抗日救国，跟汪先生抗日曲线救国。都是救国，你们吵什么?不要让日本人看不起我们。”

  我说：“当亡国奴有什么看不看得起的?”

  军长骂道：“混蛋，送日本人去看管!”

  下楼时，碰到军、师参谋长，他们说：“到我们房里去，等师长回来，我们去疏通疏通。要你别做声，又发牛脾气。”

  结果没有送到日本人那里，又回到了欧家丁。

  后来，日本人让被俘人员到湘江东岸修飞机场。我趁机逃出魔窟，回到宁乡，得以虎口余生。

“抓枪、捞钱，从内部瓦解他们”

  在家住了一段时间后，经湘西去了重庆。孙鸣玉派我去学习美式装备，只一个多月时间便结业了。

  日本投降后，孙鸣玉在山东当了新3师师长，要我跟他去。于是，我决定去山东。

  梅可华对我去山东表示反对：“你再跟国民党干便是反革命!”

  我说：“你看问题太片面，我可以抓枪捞钱，从内部瓦解他们。”

  梅可华很激动：“说得漂亮。你去山东，我们就绝交。”

  我没有能够说服梅可华，坐飞机到济南后，便写了封信给梅可华，告诉他我会让事实来说明。

  孙鸣玉当时兼任济南城防司令，派我当济南军警督察处副处长，让我给他捞钱。当时我还不懂得怎样去弄钱。一天，孙来看我，见我穿得破旧，便教训道：“看你穷酸相，还是一身烂衣服，你就不晓得搞钱?”

我说：“人生地不熟，怎么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