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被参五折析

［摘要］郭嵩焘从奉旨出使英国到回国后奉上谕开缺，先后五次被言官参劾。本文分别对这些参折发生的背景、内容和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从中可以感受到当时朝野保守势力的强大，可以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接轨西方先进文明的艰难。

［关键词］首先驻外公使；郭嵩焘；被参五折析

中图分类号：k2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53(2012) 11-0007-04

郭嵩焘从光绪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875年8月28日）奉旨充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到光绪五年七月初十日（1879年8月27日）奉上谕开缺，四年之中，词垣台谏弹章迭上，先后五次被参，享受如此“礼遇”，在清朝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这些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历史档案，大多因长期尘封而鲜为人知。笔者不揣浅薄，试作简要分析，敬祈专家学者赐教。

一、景廉之参

     景廉参劾郭嵩焘是在光绪二年二月十七日（1876年3月12日），所上奏折全文如下：

奏为大员不谙政体，恐误大局，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窃查自外洋各国公使驻京以来，无厌之请，无理之求，不一而足。总理衙门王大臣等，或正论以折，或婉言以导，不知几费经营，唇焦舌敝，必核其实在无碍大局者，方允其请，所以抚外夷而存国体也。奴才虽不尽知，而前在西路军营屡接总理衙门公函，已略悉梗概。近闻兵部侍郎郭嵩焘在总理衙门，一以顺悦夷心为事，如该侍郎前曾有欲将云南巡抚岑毓英交部严议之论，即其明验；此次各部院堂官答拜各国公使，该侍郎复倡言各国公使以拜会者甚少目为轻视云云。且其平日议论，总以外国凡有所请，必须尽允，诸事方易办理为辞，启戎心而失政体，莫此为甚！查郭嵩焘曾奉出使外国之命，似此居心偏执，倘将来到外国时，遇有交涉事件，求无不允，恐于大局有碍。奴才领袖谏垣，职司耳目，既有闻见，不敢自安缄默。谨据实奏闻，伏冀圣明俯加体察。如果奴才之言非谬，可否另简熟悉洋务大员出使外国，勿令郭嵩焘前往，于大局不无裨益。奴才愚昧之见，是否有当，理合缮具密折以闻，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1］

景廉（1822～1884），字秋坪，为满洲正黄旗人，咸丰三年进士。曾长期在西北任职，同治十三年授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后因左宗棠所参而落职。不久即被召回京城，迁左都御史。此折即其任御史时所上。

同外国人打交道，在当时被看成是极不光彩极不体面的事，出使外国更被看成是去“事鬼”，当郭嵩焘“充出使英国钦差大臣”的消息传出后，舆论大哗，“泛泛悠悠之口”，“无以谅之”。［2］“以此大为清议所贱。入都以后，众诟益丛，下流所归，几不忍闻。”［3］光绪元年十一月初七日，郭嵩焘赶在去总署任职之前，上奏朝廷，要求严办马嘉理案“诚难辞咎”的云南巡抚岑毓英，“以服洋人之心”，“以为恃虚骄之气而不务沉心观理、考察洋情以贻误国家者戒”。［4］“意在朝廷自罢其职，藉箝外人口也。而一时士论大哗，谓嵩焘媚外。”［5］“汉奸”、“贰臣”等骂名铺天盖地而来。

景廉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出折奏参郭嵩焘的。从参折内容来看，景廉的目的是反对派郭嵩焘出使，要求“另简熟悉洋务大员出使外国”；理由是郭嵩焘“不谙政体，恐误大局”，并举出了三个具体事实，即：上疏参劾岑毓英，“一以顺悦夷心为事”；“倡言各国公使以拜会者甚少目为轻视”；“平日议论，总以外国凡有所请，必须尽允，诸事方易办理为辞”。景廉的弹劾，拿捏得很有分寸，并不是反对派人出使外洋，也没有采纳出使外国是“事鬼”的说法，而是认为郭嵩焘那一套办理洋务的思想主张是“媚外”，且“居心偏执，倘将来到外国时，遇有交涉事件，求无不允，恐于大局有碍”。

郭嵩焘于被参的第二天即获知其事，怀疑是借机报复，“知其为左季高所劾，而足逞志于其乡人，以图报复也”。［6］但作为左都御史，“领袖谏垣，职司耳目”，将众多反对意见集中起来后加以“据实奏闻”，也是其职责所在。况且，军机处也“不以简派先生出使为然”。［7］辱骂的舆论铺天盖地，“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8］，郭嵩焘身心俱惫。景廉的参劾，正好给了郭嵩焘请辞出使的理由，“景秋屏奏件……并我所竭力维持，以求免总理之为难者”，［9］遂称病请假，要求回籍调理，进而要求开署缺回籍。笔者还没有发现朝廷针对景廉的参折所发出的上谕，因为“这出洋本是极苦差事，却是别人都不能任”，既已派定，若再换人，“又恐招出洋人多少议论”。［10］既然如此，郭嵩焘不得不“感而思奋”，决意前行。

景廉之参，是射向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第一枚毒箭，虽未能改变朝廷既有任命，却让郭嵩焘感受到了严重的虚骄之气所带来的不寒而慄！

二、何金寿之参

     何金寿之参是在光绪三年五月初六日（1877年6月16日），所上参折全文如下：

奏为使臣立言悖谬，失体辱国，请旨立饬毁禁其书，以维国体而靖人心，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近见兵部侍郎郭嵩焘所撰《使西纪程》一书，侈言俄、英诸国富强，礼义信让，文字之美；又谓该国足称二霸，高掌远蹠，鹰扬虎视，犹复持重而发，不似中国虚骄自张。一再称扬，种种取媚，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其中尤谬者，至谓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与辽、金崛起情形绝异，逼处凭陵，智力兼胜，并不得以和论等语。我国与各国和议之成也，内外臣工痛念庚申之变，皆思卧薪尝胆，以国家自强为期，为异日复仇雪耻之地。今郭嵩焘敢于创为不得言和之论，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之气。至祈天永命等语，更属狂悖。夫所谓祈天永命者，谓当敬天修德，以图立国保民。即所谓自强之说，并非克抑贬损，委屈事敌，苟且以求旦夕之安。诛其立言之隐，我大清无此臣子也。窃思古人使于四方，原在不辱君命。今郭嵩焘奉使之后，痛哭登舟，畏葸情状，久为敌人所笑。又自知清议难容，故为此张大恫吓之词，以自文其短，而挟以震骇朝廷，为将来见功地步。此等居心，已不可问。乃复著为书篇，摇惑天下人心。其书中立言尚恇怯如此，安望其抗节敌庭，正论不屈乎？

臣愚以为中外情形，人人所知，但在努力自强，无待反复多论。即确有所见，祇当密疏上陈，不应著书彰暴。况其中委屈情事，有谋国者所宜言，而断非使臣宜言者。相应请旨，立将其《使西纪程》一书严行毁禁，庶于世道人心尚堪补救。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11］

何金寿（1834～1881），字铁生，湖北江夏人。同治壬戌科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同治九年，外任河南学政。光绪二年奉调回京，以翰林院编修兼日讲起居注官，是光绪初年清流党“四谏”（其他三人为张佩纶、黄体芳、宝廷）之一。

何金寿上此折之时，正值朝野舆论对郭嵩焘《使西纪程》一书口诛笔伐之际。《使西纪程》是郭嵩焘到达伦敦后，根据总理衙门“请饬出使大臣，应将交涉事件、各国风土人情，详细记载，随时咨报”［12］的要求，将其由上海至伦敦途中51天2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后，钞寄一份给总理衙门，“藉以传示考求洋务者。”［13］“书中论处置洋务事宜，略有二三段，多朝廷所未闻。”［14］

《使西纪程》出版后，激起了轩然大波，指责谩骂之声遍及京城内外。或说他“已中洋毒”[15] ，或责以“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腑！而为刻者又何心也！”［16］就连早期维新派薛福成当年“亦稍讶其言之过当”。［17］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李鸿藻更是“大为不平，逢人诋毁”［18］；时已是军机臣兼总理衙门大臣的景廉，其态度和李鸿藻如出一辙。在此种舆论氛围下，“何君乃逢迎李、景，发言盈庭。”［19］“何君”即何金寿，“发言盈庭”应该主要是指其所上《兵部侍郎郭嵩焘所撰使西纪程一书立言悖谬失体辱国请饬严行毁禁折》。

从参折内容来看，何金寿所列郭嵩焘的罪状主要有五：首先，指责郭嵩焘一再侈言俄、英诸国富强，是为了取媚外国，“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其次，他认为最为荒谬的是，郭大臣竟然说西洋立国也有二千年，且政教修明，智力兼胜；第三，“不得以和论”的主张，在他看来“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之气”；第四，“至祈天永命等语，更属狂悖”。第五，“故为此张大恫吓之词”，“挟以震骇朝廷”，“摇惑天下人心”，居心叵测，“我大清无此臣子也”。总之，“立言悖谬，失体辱国”，因此必须将《使西纪程》一书“严行毁禁，庶于世道人心尚堪补救”。在何金寿看来，根本不相信西方会比天朝上国富裕强盛、政教修明、智力兼胜，如此夸饰西方的郭嵩焘已不是我大清臣子。我们不难看到其用词之毒与出手之狠。

拥有最后决定权的老佛爷慈禧太后，面对朝野上下、京城内外的一片谩骂讨伐声，于何金寿参折上奏之日，即对总理衙门发下谕旨：“相应钞录原奏，传知贵衙门钦遵办理可也。”［20］于是，“总署惧而毁板（版）”［21］。

何金寿之参，是射向郭嵩焘的又一枝毒箭。刚到公使之任不久的郭嵩焘，怀着满腔热情，将其沿途所见所议所感的平实客观纪述，详尽汇报给朝廷，以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却因何金寿之参而惨遭毁版。所打击的不仅仅是郭嵩焘本人，更是对深具忧患意识的中国先进士大夫的一次无情蹂躏，于西学东渐而言无异于遭到了一次十分严重的“病毒”攻击，也影响到清政府“自强”的努力。

三、张佩纶之参

张佩纶之参，时在光绪三年十一月十一日[22]（1877年12月15日），所上参片全文如下：

再，总理各国事务，向从慎密，所以谨枢机也。出使外国，最难其选，非得忠义坚定、警敏晓事之员，鲜不贻误。侍郎郭嵩焘人太闇钝，易于受绐，故其《纪程》之作，缪□溢多。朝廷禁其书而姑用其人，原属权宜之计。然其书虽毁，而新闻纸接续刊刻，中外播传如故也。

各国交涉事件，非亲其事者，虽京官无由知。乃上海颇杂说中外事，传至都中，且闻郭嵩焘与安集延及逆回白彥虎之党在英国相见。海疆之事全在人心固结，故国家得收安内攘外之功。今民间阅《使西纪程》，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复与逆回交接，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且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此非特损国体而已。外夷虽各连和，隐相仇敌，郭嵩焘之闇钝，泄言纳侮，固所宜虑，且其意专在结英，既恐被胁受欺，多费唇舌，尤恐轩此轻彼，别滋事端。不如早令老成沉默、通知洋务者代之，乃无后悔。拟请旨先将郭嵩焘撤回，免致受人陷罔，转开边衅。出使诸臣本未尽遣，即从容议遣使英之人，似亦无碍。臣不谙洋务，但闻传说纷纭，义不敢默，谨附片密陈，伏乞圣鉴施行。谨奏。［23］

    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直隶丰润人。同治十年进士，以编修大考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光绪初年，“吴大澂、陈宝琛好论时政，与宝廷、邓承修辈号清流党，而佩纶尤以纠参大臣著一时。”［24］上引《密陈风闻郭嵩焘遣使英国其禁书传播如故并交接逆回拟请旨将撤回片》，即是其时纠参大臣的折片之一。

张佩纶参劾郭嵩焘，基于两大传闻：一是“其书虽毁，而新闻纸接续刊刻，中外播传如故”；二是“与逆回交接”。“接续刊刻”《使西纪程》的，是当时传播西学内容最多、影响最大的由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张佩纶继续纠緾此问题，只能表明其识见落后。而所谓“与回逆交接”，并非空穴来风。光绪三年六月初六日（1877年7月16日）郭嵩焘应约与威妥玛共进早餐，见了喀什噶尔方面的代表赛尔德相，系因“威妥玛屡传英国家之命，邀同一见，勉强应之”。［25］之前郭嵩焘曾屡次拒绝过，这一次也只是“勉强应之”，由此认为“其意专在结英”，则又过于武断。不仅在处理与阿古柏政权及其使节的关系上，在其他问题上的交涉，总体上来看，郭嵩焘坚持了正确的立场，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该参片系《论劾陕抚谭钟麟复奏失词折》之附片，查光绪三年十一月内阁所奉上谕，只有对抚臣复奏措词失当一折的批复，未见有对该附片的批复。［26］虽然如此，但遭人误解并被人参劾，毕竟令人十分不爽。

四、刘锡鸿之参

刘锡鸿之参，时在光绪四年二月初五日（1878年3月7日）。

刘氏在参折中，先是指责郭嵩焘“虚捏谕旨，倡造谣言”，随后开列其罪状：1、“向英人诋毁时政，谓中国将作印度，将被吞并于英俄”；2、与威妥玛“尤其亲昵”，“忽相愤争如仇敌”，并“以不杀岑毓英为恨”；3、效洋人尚右，并曰“我这便是时王之制”；4、谓朝廷御用旗色镶黄正黄“其色不佳”；5、“奏折列入副使名则将钦差二字抹去”；6、对洋人“过示卑恭以求悦，不复顾念国体”；7、衣冠举动如学洋人用洋伞、捧戏单、以指击案，奉客用银盘银罐盛糖酪，披洋服，等等，“不以忘本为耻”。8、令小妾学洋语，四处应酬，败坏中国闺教；9、与威妥玛接晤，“往往闭门密语，不知何所商谍”；10、国家逾格以待，“犹心怀怏怏，动辄怨望”。［27］

刘锡鸿毛细毕举，一口气列了十大罪状，大有欲置郭嵩焘于死地而后快之势。十大罪状中，或歪曲事实，如第一、二条；或故意罗织罪名，如第三、四条；或不懂外交礼数，如第六、八条；或小题大做，如第七条；或恶意中伤，如第九条；或挑拨离间，如第十条。对郭嵩焘伤害最大的是“终日怨望”一款，摧灭其志事与为人，令他无以自明，“因是决然不敢赴京矣”。［28］刘锡鸿所参，今日视之，实为混淆视听的满纸荒唐言。唯有第五条，抹去“钦差”二字的做法，是郭嵩焘确实应该斟酌的。

刘锡鸿（？～1891），字云生，原籍广东新会。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时，两人得以相识，并成为他的心腹和得力助手，也曾得到了他“亢直无私”只是“于世故人情全不一加体察”的评价。郭篙焘被任命为驻英公使后，提名刘锡鸿为参赞，后被朝廷任命为副使。刘锡鸿曾对郭篙焘只提名他为参赞十分不满。赴英后，因国书未列副使名事件，两人芥蒂加深，但关系还算和睦。当国内毁板《使西纪程》事件发生时，刘锡鸿的态度令郭嵩焘大为不满，而领薪水事件使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终于总爆发，互相攻讦。清政府担心内斗会影响外事工作，于1877年4月改派刘锡鸿为驻德公使。刘与郭同为公使，使刘气焰更高，对郭的攻击更加猛烈，甚至达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程度。刘锡鸿参郭嵩焘“十罪”一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郭、刘由早期交往中的好朋友发展到彼此势不两立，诚如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有各自性格方面的原因，有清廷官僚派系斗争的背景，还有着对西方认识上的差距而产生的对西方态度的不同。［29］对刘锡鸿参郭嵩焘的十大罪状，清政府无从稽考，而刘锡鸿在德使任上的种种舛戾殊出意外，清廷只得将二人同时调回。

刘锡鸿之参，是用心最为险恶的一枝毒箭。由此使郭嵩焘感到刘锡鸿“亦可谓穷极天地之阴毒险贼矣”，［30］刘也就成为了郭生平最痛恨之人。

五、戈靖之参

戈靖参郭嵩焘一片，时在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全片如下：

再者，兵部左侍郎郭嵩焘素称名士，出身翰林，事功经济，无所表现，而得外任封圻，内擢卿贰，皇上所以豢养之者至优且渥，宜如何报称，上酬高厚之恩，乃闻其议论邪说，谓中国礼教为空言，外洋富强为上理，尽反其所学孔孟之言，佩服耶稣天主之教，崇重机器，鄙夷儒修，颠倒是非，辩言乱政，有出使外洋日记可证。据其所言，薄我朝二百年之治法，背圣贤千万世之常经，簧鼓后进，摇动人心，以致近来士大夫靡然从风，视理学经济、公忠体国为迂谈，以熟悉洋务、谄谀迎合为急务，其为惑于世道人心者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