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使西纪程》毁版述评

对郭嵩焘所著《使西纪程》毁版问题，学者们以往的研究，尚存在因史料不足而有叙述舛误之处和认识上有待深入的地方，本文根据所掌握的研究资料特别是新发现的档案史料，在弥补以往研究缺陷的同时，力图作系统爬梳，并加以评述，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使西纪程》的编印及毁版经过

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官马嘉理（A.R.Margary）被杀事件发生后，英国方面要求清廷派使臣赴英国谢罪，这一差使落到了以“洋务精透”著称的郭嵩焘头上。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以望六之年、老病之身，在上海虹口冒着风雨登上英国邮轮Travancore号，历经海上风涛的颠簸和绕行半个地球的航程，于十二月初八日（1877年1月21日）抵达英国伦敦。

与此同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要求出使大臣“将交涉事件、各国风土人情，详细记载，随时咨报。其国内翻译外洋书籍、新闻纸等件，内有关系交涉事宜者，亦一并咨送。……自当用心竭力，以期有益于国”。^［1］郭嵩焘自启程的那天开始，将一路上的见闻、观感及与随员的谈话议论，都在日记中加以详细记录。到了伦敦后，他将从上海到伦敦途中51天2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钞寄一份给总理衙门，“藉以传示考求洋务者”^［2］。大概至迟在光绪三年（1877）农历三月份，《使西纪程》一书便由同文馆刻印出版了。

《使西纪程》出版后，激起了轩然大波，指责谩骂之声遍及京城内外。尤其是在京师，朝野舆论哗然，义愤填膺，甚至到了无不切齿、口诛笔伐的地步。这些反对者之中，既有郭嵩焘的朋友和同道者，更有他的政敌。

湖南著名学者王闿运在日记中称：“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3］；浙江著名学者李慈铭更是斥其“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意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腑！而为刻者又何心也！”^［4］主张“筹洋”“变法”的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薛福成，当年亦曾认为书中所说言过其实：“昔郭筠仙侍郎，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诋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 ^［5］。由此可见，翰林院侍讲张佩纶所称“今民间阅《使西纪程》，既无不以为悖”^［6］之言不虚。

在朝廷内部反对最烈的当属李鸿藻为首的一干人。李鸿藻是清政府中有影响的重臣，同治皇帝病重时，曾以帝师身份代批奏章，可见慈禧对其倚重之深。“李鸿藻好收时誉，诸名士皆因之而起。光绪初年，台谏词垣弹章迭上，号为清流，实皆鸿藻主之。”^［7］李鸿章致郭嵩焘的信中说：“执事日记一编，初闻兰孙大为不平，逢人诋毁。何君乃逢迎李、景，发言盈庭。总署惧而毁板（版）。”^［8］郭嵩焘给南洋大臣沈葆桢的书信中说：“近得何金寿参案，其诋毁乃益加烈，朝廷一一见之施行，由李兰生从中主持之，故副使刘锡鸿近月鸮张愈甚。”^［9］此处所引两信中的“执事”指郭嵩焘，“兰孙”、“兰生”均指李鸿藻，景即景廉，时两人皆为总理衙门大臣。“大为不平，逢人诋毁”和“从中主持之”的均是李鸿藻，由此可见其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和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上引信件中的“何君”即何金寿，时以翰林院编修兼日讲官，是光绪初年清流党“四谏”之一，与李鸿藻的关系十分密切。光绪三年五月初六日（1877年6月16日），何金寿上折首先指责郭嵩焘在书中一再侈言俄、英诸国富强，是为了取媚外国，“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其次，竟然说西洋立国也有二千年，且政教修明，智力兼胜，最为荒谬；第三，“不得言和之论”，“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之气”；第四，“至祈天永命等语，更属狂悖”。除罗列以上罪状之外，何金寿进而指出，郭嵩焘是在故意张大恫吓之词，是为了“挟以震骇朝廷”，“摇惑天下人心”，实乃居心叵测。“其书中立言，尚恇怯如此，安望其抗节敌庭，正论不屈乎”？并义愤填膺地表示“我大清无此臣子也”。总之，“立言悖谬，失体辱国”，因此请求朝廷立即下令，将《使西纪程》一书“严行毁禁”。^［10］

在今天看来，何金寿所罗织的罪状，恰恰体现了郭嵩焘超前的思想认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敢言的担当勇气。在当时风气仍然闭塞、士大夫们仍然充满虚骄之气的朝野上下，何金寿的这一参很是迎合了很不喜欢有人说西方世界好话人的胃口，并迅速流传开来。在京城，郭嵩焘被“同指目为汉奸之人”^［11］。远在长沙的王闿运在光绪三年六月十二日（1877年7月22日）的日记中留下了“樾岑来，言何金寿本名何铸，昨疏劾郭筠仙‘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12］的记载。

在郭嵩焘出使期间，总理衙门的主要成员有奕��、宝鋆、董恂、毛昶熙、沈桂芬、李鸿藻、景廉、王文韶、周家楣、成林、夏家镐等人。在这些人当中，王文韶在湖南任巡抚时即曾与郭发生过矛盾，郭嵩焘出使前景廉即曾上折参劾过他；景廉是李鸿藻的盟兄，而王文韶是沈桂芬的门生，是沈在军机处找来的帮手，所以，原本属于南北两派政见不合的李、景、沈、王四人都不与郭为善，而毛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中，总理衙门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郭势力。

在当时的总理衙门大臣中，奕��是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器重郭嵩焘，看过《使西纪程》并同意由同文馆刻印，与宝鋆、沈桂芬、董恂等人政见拾合，相处融洽；几十年致力于洋务事业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虽不在总理衙门，但在清朝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总署钞寄《使西纪程》后，李鸿章得以先睹为快，并大加称赞道：“总署钞寄行海日记一本，循览再四，议论事实，多未经人道及者，如置身红海、欧洲间，一拓眼界也” ^［13］；他更鼓励说：“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崇论闳议，洵足启发愚蒙”^［14］。但很可惜，能如李鸿章一样欣赏的人少之又少。

官司最后打到了具有最终决定权的老佛爷慈禧太后那里。慈禧太后虽曾当面向郭嵩焘保证：“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说闲话。横直皇上总是知道你的心事。”^［15］但面对朝野上下、京城内外的一片谩骂讨伐声，此时的西太后当然照顾舆情要紧，于何金寿参折上奏之日，即对总理衙门发下谕旨：本日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奏请毁《使西纪程》一书折，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该衙门知道。”钦此。“相应钞录原奏，传知贵衙门钦遵办理可也。”钦此。^［16］于是，《使西纪程》毁版便成了不可上诉的终审判决。

二、导致《使西纪程》毁版的原因

郭嵩焘向总署呈送出使日记，不过是按照朝廷的要求来做的，“以期有益于国”；其出版也是赏识其书的主政者所为，郭嵩焘不能也无法施加任何影响。出版只三个月时间即遭毁板，有着很复杂的原因。

首先，《使西纪程》关于西方资本主义优于中国封建制度的客观叙述和议论，刮去了天朝虚饰的雍容外表，因而捅了马蜂窝。在《使西纪程》一书中，郭嵩焘以其海纳百川的胸怀、深邃的目光和执着追求真知的精神，对沿途所经过亚洲五国、欧洲六国、非洲七国的自然地理、民情风俗、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等，均作了平实客观的详尽纪述，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同时，郭嵩焘对这些见闻也作出了自己的评价：见英国舰船相遇使用旗语互致问候，而有“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强之基之非苟然也”^［17］的感叹；在已成为英国殖民地的锡兰看到过去的王宫仍在，则得出了“西洋之开辟藩部，意在坐收渔猎。一切以智力经营，囊括席卷，而不必覆人之宗而灭其国，故无专以兵力取者，此实前古未有之局也”^［18］的见解；当他目睹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轮船进进出出却秩序井然，“条理之繁密乃至于此” ^［19］，深感管理组织之严密；刚一到达伦敦，即折服其“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阛阓之盛，宫室之美”^［20］。

除此之外，郭嵩焘还大发议论，其中的两三段，“多朝廷所未闻”，亦是何金寿疏称“尤谬者”、李慈铭日记称“尤悖者”。

其一：“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其至中国，惟务通商而已，而窟穴已深，逼处凭陵，智力兼胜，所以应付处理之方，岂能不一讲求？并不得以和论。无故悬一和字，以为劫持朝廷之资，侈口张目，以自快其议论，至有谓宁可覆国亡家，不可言和者，京师已屡闻此言。召公之诫成王曰：祈天永命。祈天者，兢兢业业，克抑贬损，以安民保国为心。诚不意宋、明诸儒议论流传，危害之烈，一至斯也。”^［21］

其二：“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两千年。……近年英、法、俄、美、德诸大国角立争雄，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战国殆远胜之。而俄罗斯尽北漠之地，由兴安岭出黑龙江，悉括其东北地以达松花江，与日本相接。英吉利起极西，通地中海，以收印度诸部，尽有南洋之利，而建蕃部香港，设重兵驻之。比地度力，足称二霸。而环中国逼处以相窥伺，高掌远蹠，鹰扬虎视，以日廓其富强之基，而绝不一逞兵纵暴，以掠夺为心。其构兵中国，犹辗转据理争辩，持重而后发。此岂中国高谈阔论，虚骄以自张大时哉？轻重缓急，无足深论。而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22］

通观《使西纪程》全书，郭嵩焘提出和表达的观点主要为：西洋也有二千年文明，视外国人为夷狄是愚昧无知的“虚骄”；西洋“政教”优于中国，这是其强盛之本；国家要强盛，第一要务是要对政治制度加以改革，建立起类似于西方的政治体制；“七万里一瞬而至”，将西方国家拒之于国门之外是不可能的，必须对外开放，学习其立国之本，富强之术；对于西方的挑战，不能一味主战，应该讲究应付之方，不能将据理力争定性为投降主义（即郭嵩焘所说的“不得以和论”）。所有这些，无不是忠肝义胆的肺腑之言，无不体现郭嵩焘浸淫于洋务几十年的远见卓识，忧深思远之怀，力透纸背。认识容有不当之处，甚至有学者的酸腐之气，但基本上反映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优于中国封建制度的客观事实，“它象清风刮去了天朝虚饰的雍容外表，暴露出它的腐败与黑暗，因而捅了马蜂窝。”^［23］

其次，是人们头脑中传统华夷观作祟的结果。千百年来的“华夷之别”、“夷夏之辨”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的对外观念第一理念，虽在鸦片战争中已被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30多年，清朝当局中的一些远见之士也开始了“师夷长技”的自强运动，但其认识程度也只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已，朝臣和士大夫之中仍普遍地充斥着一种虚骄自大之气。早在咸丰年间，大学士陈孚恩即曾“力属”郭嵩焘“勿具折言事，盖恐误触忌讳”^［24］；出使之前的光绪二年二月初一日（1876年2月25日），郭嵩焘也曾谈到京城士大夫们“但以诟毁洋人为快”，“所求知者，诟毁洋人之词，非求知洋情者也。”^［25］出使之后，还曾愤愤不平地写道：中国“一论及西洋事宜，相与哗然，以谓夸奖外人，得罪公议。”^［26］在当时主张学习西方的士大夫中，郭嵩焘是较少背负沉重历史传统包袱的一位，他在日记中所论及的正是为世人所忌讳的“西洋事宜”，而且“一再称扬”；所针对的正是那些“但以诟毁洋人为快”的朝臣和士大夫，而且是严厉的质问：“此岂中国高谈阔论，虚骄以自张大时哉”？所强调的正是“西洋立国，自有本末”，其本在“政教修明”，且优于中国，这岂不是动摇“国体”？明明是夷狄，却说他们“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其构兵中国，犹展转据理争辩，持重而后发”，这不是“媚外”和“有二心”又是什么？郭嵩焘所强调的不仅仅是制器一类枝枝节节的问题，而是希望学习西方的一切长处，直至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制度。这自然触及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内心深处固执的自大观念，搅动了几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心理和思维定势，能不激起朝野的愤怒吗？

第三，是晚清政坛两大政治派系斗争深刻影响的结果。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之后，在如何自强的问题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洋务派主张“师夷长技”，可称之为“借法自强”；顽固派则坚信自强之道就在于恪守祖宗之成法，可称之为“守法自强”。作为朝廷实际的最高主政者慈禧太后，既重用顽固派，又利用洋务派，使之互相牵制。奕��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展的洋务自强运动，时时受到严厉的攻击也就可以理解了。总理衙门虽设，但却被称为“鬼使”^［27］之地，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是一个极不光彩的衙门。而围绕京师同文馆的较量，倭仁虽一蹶不振，顽固派也一时噤声不语，但却不能改变“世道人心”。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的事件发生后，奕��等提出了六条“图强”的总方针，大理寺少卿王家璧、通政使于凌辰等坚决反对，大骂支持奕��的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28］，“如此谋国，诚不知其是何居心”^［29］。由此可知，对洋务派一切有利于中国近代化的进步措施和言论，因循守旧的顽固派们几乎不放弃任何一次反对的机会，而《使西纪程》的出版给了他们又一次这样的机会。通过对《使西纪程》的讨伐来打击郭嵩焘，进而打击洋务派，是同光清流党下的一着妙棋。这一次攻击者针对的是一本小册子，是由总理衙门批准出版的，不同于过去所攻击的对象如总理衙门和同文馆等是经过皇帝谕准了的，因而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胜利。

第四，清流党落井下石的攻击是《使西纪程》毁版最直接的原因。郭嵩出使之前既已遭到群情攻击。友人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惋惜，王闿运说他“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30］，李慈铭“为之叹息”^［31］。有人编出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32］家乡湖南听说郭嵩焘竟要出使外国，俱怒不可遏，他们组织聚会，痛诋郭嵩焘，并结队前往长沙玉泉山，扬言要彻底捣毁郭家的住宅，郭氏一门为此受惊不小。郭嵩焘又因对云南巡抚岑毓英在处理马嘉理案中的种种不当，具折要求严办岑毓英，“以服洋人之心”，“以为恃虚骄之气而不务沉心观理考察洋情以贻误国家者戒”^［33］，“以此大为清议所贱，入都以后，众诟益丛，下流所归，几不忍闻”^［34］，一时“汉奸”、“贰臣”等骂名接踵而至。郭嵩焘当时所面对的舆论，正如他给两江总督沈葆桢信中所言：“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35］未出国门，郭氏就已落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不仅如此，景廉还曾上密折，要求“另简熟悉洋务大员出使外国，勿令郭嵩焘前往”^［36］。当《使西纪程》传到国内并出版后，李鸿藻等人看到郭嵩焘在书中大肆宣讲西方比中国强，再次触动了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夷夏之防”祖训的敏感神经，终于又抓到了攻击的口实。

三、毁版《使西纪程》是愚蠢之举

《使西纪程》在群情汹汹之中，经一道按何金寿所请“钦遵办理可也”的谕旨而惨遭毁版了，但这是一次没有赢家的愚蠢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