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杜家山纪事

长沙市杜家山是今烈士公园年嘉湖西面的一座山体范围比较广的山，历史上，它是长沙城东天然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以今烈士公园南门为中心，向南、向北延伸开来，南大门马路两侧山坡，过烈士塔山坡，直至西门马路北面山坡，有可能还包括今天湖南省博物馆辖地。大体上为今天湖南烈士公园西面临近东风路的那片山脉。

一座在民国时期知名度极高的山

何时开始有杜家山的名字，目前尚不得而知。清李元度在《开浚长沙城北碧浪湖议》中提到，咸同年间曾有“议者欲从北门转小吴门，遵陆路而东，凿通回西渡。无论地势不便，庐墓尤难，措置亦犹未得要领也。”引文中的回西渡，即今烈士公园的红军渡，清朝至民国时又叫湖迹渡。此项工程设计无疑应经过杜家山，但却没有出现它的名字。是没有名字，还是有意不说它的名字，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到了民国时期，政府文件、名人著作及当年编制的地图里，多提到杜家山。20世纪30年代，曾有一场因杜家山的归属而引发的官司（下文详述），在司法文书中，该山即叫杜家山。1941年2月，余籍传领衔完成的《长沙市政府新市区计划书》，提出拟在城北开拓一条人工运河。该人工运河西起挖港子（即今晴嘉巷南），东沿城北护城河（即便河），挖通杜家山，连接年嘉湖（阎家湖）、湖迹渡，与浏阳河贯通。王东原当湖南省主席时所编制的《长沙市地籍一览图》中，杜家山是以醒目的文字标注其上的。

著名考古学家商承祚曾在1941年5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与姜国祥至长沙东门外杜家山、董家坟、穿眼塘、王家垅等地，巡视已掘古墓。穴孔相属，目不暇给，始讶其多，而盗者之众也。”可见，那时的杜家山是长沙城古墓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杜家山在开福区两支龙脉的东边山脉上。老长沙“环城皆山也”，其城北即今开福区旧城区北部，亦分布大大小小不少丘岗，其脉主要分为两支，一支从松桂园经荷花池、留芳岭、麻园岭至伍家岭、九尾冲；一支从清水塘、杜家岭、龙洞坡（今省政协）、杜家山（烈士公园）、上大垅、砚瓦池、丝茅冲、德雅冲至沙湖桥、黑石渡。以上两脉均为楚、汉及魏晋南北朝墓葬集中集中处，可惜民国时期，这两条脉上的古墓屡遭盗掘，尤以东面龙洞坡、杜家山，到上大垅、砚瓦池、丝茅冲、德雅冲、沙湖桥、黑石渡这一脉盗掘得尤其厉害。2015年，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者进入王家垅的一处工地，在一片面积仅不到百平方米的地块上，即发现14座古墓。但7座徒剩空穴，连年代都无法考证，仅有4座唐墓、2座宋墓出土了一些开元通宝的钱币及一些唐宋瓷器。

杜家山归属权案惊动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

晚清民国，长沙出现三次房地产热潮，第一次是晚清同治中兴时期，荷戈帕首、囊橐俱满、东征归来的湘军将士在长沙城内掀起第一波房地产狂潮，原本荒僻少人如东茅街一类地方均得到开发，开福区原本地洼或为池塘园池的城内之地多被开发。

第二次房地产热潮，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时期。这波房地产热潮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其时湖南政治稍稍安定、经济也略显繁荣。湖南省的执政者也雄心勃勃地制定了宏大的扩城及城市建设大规划。袁家岭西侧甚至被定为将要建设的长沙城市的“中心点”。长沙周边，昔日有主或没主的坟场义冢区，一时均被纳入城区计划中，土地陡然升值。此时，长沙城郊外的土地官司纷纷出现，一些意图借土地牟取暴利的不法分子勾结起来，玩起种种套路，最常见的就是制造假地契，两方并非为原有土地所有者，虚拟官司，不管哪方输或哪方赢，两方中的一方，总能够借法院形成的民事判决，“正正规规”“合法”地“取得”本不该属自己的土地产权。1935年谋夺白沙井上面的回龙山长郡公地即采用这种方法。

第三次房地产热潮，发生在抗战胜利后。在抗战中，长沙遭到四战一火重大破坏，抗战胜利后，城市人口膨胀，加之胜利之初，经济复苏一度暂现繁荣，长沙兴起了第三次房产热潮，长沙城市南北均建起大批公馆，同时也夹杂不少棚户区。

1936年，有一位叫王守仁的军官为抢夺今属开福区的杜家山，曾与杜家打了一场大官司。这场惊动上海青帮大佬时任法租界商县总联合会主席杜月笙的官司，即是发生在晚清民国时期长沙第二次房地产热潮中。

杜家山地域面积，当时的统计数据是一万余平方米。顾名思义，杜家山就是长沙杜家的祖山，至上世纪30年代官司发生时，山上确实有两座高大的杜家祖坟。

1936年，平静的长沙东北郊杜家山，忽然现产权纠纷。军官王守仁号称执有杜家山契据，陆续将杜家山化整为零，不断发卖给他人。此举引起长沙杜姓家族极度不平。他们向长沙法院提起诉讼，但三次诉讼，三次败诉。三审之后，法院终审判决：杜家山产权为军官王守仁所有。

但颇具戏剧性的是，在终审判决形成后，为王守仁伪造杜家山契据的孔复村出事，且举报王守仁执有的杜家山契据出自他的伪造。

此前，杜家为争回自家祖山，曾写信托人转交给上海杜月笙，告知长沙杜家争产及司法不公诸事。杜月笙获信后，将信件转发给湖南省主席何键。何键接信极为震怒。命保安处侦缉队队长龚澍进行秘密调查。这位名叫龚澍的侦缉队长，在湖南历史上小有名气，此人做的一件“大坏事”，即奉何键密令前往韶山挖毛泽东祖坟，当然他并没有挖得到真的祖坟。

在杜家山一案中，龚澍经过两个月的调查，彻底获知王守仁手中执有的契据为孔复村伪造，并熟知其中细节。证据确凿后，王守仁旋即被捕获。王守仁虽力图狡辩，但案情真相已然清晰。

此案在1937年轰动一时。涉及到官员的贪污渎职、不法分子王守仁盗卖盗买等恶劣情形。一些军政大员、社会名流也卷入到了此案当中，因而成为1937年震动全国的巨案之一，曾在南京中央政府备案。

据1937年王守仁盗买盗卖杜家山一案档案中的材料，“杜家山，全山地皮，计万余方，价值60余万元。其范围，南起永安一二团，北迄饶家巷，东自董姓祖山，西止五十标（按：即今体育馆路湖南省体育局一带）、协操坪（按:今湖南人民体育场,原名东风广场）、四十九标（按：今省展览馆及周边），包括现有马路偏东之王家围子、董姓祖山、东南隅之瞿公庙管义冢、永安一二团所有地，西南隅王守仁赠送青龙庙地方，及廖姓、曹姓、财厅包围马路，曳而西而北（包括平大中校校址）……而杜姓所有，仅南起龙洞坡（任按：即省政协靠迎宾路部分），北迄饶家巷前大马路，东由王、陈、黄、宋、董五姓所有毗连地点，而五家围子、瞿公庙管义冢交界地，西抵平大校址，姚、黄、曹、廖各姓及财厅所管地接壤，与青龙庙，且以小路捷径为界，主权所在，似极明显……”

1937年王守仁豪夺杜家山一案案卷极厚，案卷中指出：“杜家山势东高西低，除东段山地迁坟烧砖外，山地尚仍旧，现已封窑，不准再烧再做。其南西北三面，地皮已经铲平，买卖亦有成交”。

当然，王守仁案发案后，时为湖南省的一些军政大员或社会名流，如张开琏、谭常恺等，均声称甘愿放弃主权。其他获得杜家山主权者，亦难免观望徘徊，诚恐或罹法网。

是以，湖南省保安处、特务队等在杜家山100号设立清理杜家山登记处，准备登记从王守仁手中购得地皮的人员，但该清理登记处成立后，却几乎无人上门登记自己购得了杜家山某处山坡的产权。

自案发后，王守仁即被开除军籍，羁押于湖南陆军监狱。因此案案发之时，正在1937年6月底，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人们将目光投向抗战，轰动一时的杜家山案竟不再有人关心。

我军与日军曾在杜家山展开激烈争夺

抗战爆发后，随着日军的节节推进，湖南由抗战的后方转为抗战的前线，长沙成为日军必争的城市，曾发生过四次长沙会战。每次日军进攻长沙，杜家山都是双方争夺的重要阵地。

据柳大寰先生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二三事》一文中回忆：第三次进犯长沙的日本侵略军，以4个师团的兵力于1941年12月下旬在筻口强渡新墙河，突破我军防线，以豕突狠奔之势，向长沙进犯。12月31日，敌已窜至樃梨市、磨盘洲、东山一带，渡过浏阳河，下午3点钟，即与我阿弥岭防守部队接触。翌日（1942年1月1日），敌围攻长沙的战斗全面展开。敌妄图首先一举攻占我军阿弥岭、黄土岭、雨花亭等处阵地，不遂，随即环城窜犯天心阁、小吴门、兴汉门、河边我军阵地，特别是争夺杜家山的战斗最激烈。杜家山位于小吴门、兴汉门之间，是这一地段唯一的制高点，如杜家山为敌占领，则小吴门至兴汉门这一开阔地带（旧四十九标、五十标，即现在省体育馆）全暴露于敌下，敌可用火力封锁控制这一地区，使我军无法活动，而有利敌掩护其部队向我市区进攻。因此，杜家山是我有关我军存亡处，是敌我双方必争据点。那时担任杜家山防线的部队是190师570团，在战斗打响后，敌我双均以全力争夺这一制高点，双方反复争夺约十余次，终因我军英勇顽强死守，敌未得逞。杜家山争夺战之激烈，双方伤亡之惨重，与敌攻击预备十师东瓜山修械所的战役，同样为保卫长沙战斗中两人场最激烈的战斗。

湖南省政协驻地建在杜家山龙洞坡

新中国成立后，杜家山一带发生了两件特别重要的事，一是省政协机关大院的修建，一是烈士公园和烈士塔的修建。

1950年10月，湖南省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长沙市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湖南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协商委员会），作为湖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闭会期间的常设机构。省协商委员会是湖南省政协的前身，湖南省政协的正式成立是在1955年2月。省协商委员会和后来正式成立的湖南省政协，均是湖南省人民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

据省政协徐君虎、李螯、臧凤舞等先生回忆，省协商委员会刚成立时，在教育街省政府（当时设在今长沙市教育街66号院内）院内办公，由省政府拨借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原程潜省长的住所），与省军政委员会各占一层作办公用。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出于对国家机关和统一战线的重视，在省委的用房尚未兴建以前，决定先为协商委员会建筑新址，指示长沙市长阎子祥，将当时还是一片荒山坟地的藕牙冲（今省军区司令部后面到烈士公园前一大片土地）、杜家山龙洞坡（现省政协大院）这块地方划作省协商委员会会址基地。1951年6月，省协商委员会一届六次常委会议根据黄克诚的意见，讨论省协商委员会会址的建筑事宜，成立以程星龄为主任的建筑委员会和周翊襄任处长的省政协工程处，主持修建工作，立即自行设计，自购器材，组织施工。11月，省协商委员会建筑委员会开始在杜家山征地建房。1952年2月，徐君虎兼任工程处处长，接替已经调离的周翊襄，主持政协大院的修建工作。时付款定购的砖瓦木材等建材，多无货可交。后得到党、政的大力支持，方完成数十个合同的订货。为使建筑工程加快进行和节省人力，7月10日，省建筑公司成立，省政协工程处即拨交省建筑公司接管。年底，全部竣工。1953年1月，省协商委员会正式迁入新址办公。新址占地8万多平方米，主要建筑为一幢办公大楼、一个大会议厅（礼堂）和一个俱乐部（建成后就让给省委统战部作办公用）。马路对面藕牙冲除培植果园，保存两口鱼塘，收购刘岳厚住宅并修建几间宿舍外，大量空地都种上蜜桔和其他果木花草。仅蜜桔就有好几百株，最高产量可达一两万斤。整个院子就像一个花果园，绿荫中掩映着几幛琉璃瓦的房屋。此时，省政协大院，花木葱茏，别无其他建筑，步入大门即令人有清幽高雅之感。

1955年2月，湖南省政协正式成立后，原省协商委员会大院即成为省政协大院。“文革”一开始，就有部分领地划拨给别的单位建房，以后又有几个单位挤进院内大兴土木，数百株蜜桔被移植出去。政协名存实无，政协的办公大楼被治安指挥部强行占用，院内修建了关押犯人的监狱，经常半夜三更审讯罪犯（其中有不同观点的群众）时进行打骂，闹得鸡犬不宁。1970年，办公大楼又被湖南省军区后勤部改建成为军人宿舍，政协大院原来的职工迁居其他单位。藕牙冲大片基地被夺走，杜家山大院也四分五裂，单位林立，面貌全非。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明确产权归属，但占地比原来减少了六分之五。

建在杜家山上的烈士公园纪念塔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决定将杜家山及阎家湖一带辟为湖南烈士公园，其绿地规划及设计出自陈熹之手。陈熹为湖南现代园林规划建设专家，民国时期曾修建民国湖南著名园林容园、“长沙第一公园”天心阁公园，抗战初期，受蒋介石委派，规划南岳绿化。新中国成立后，陈熹先生为主规划设计湖南烈士公园及株洲奔龙公园。陈熹的儿子幼时曾与父亲陈熹居住在烈士公园内，他称，当年修建湖南烈士公园，负责者是陈熹和一位军代表等。修建的工人，一般以劳改人员为主，长沙市民亦曾投入义务劳动。烈士塔的设计者，杨树达亦曾在日记中记载。建国前，陈熹在今车站北路与三一大道交叉路口的北侧谓之四方坪的地方，曾办有企园农场，烈士公园的一些名贵树木，即是从陈熹当年所办农场中移植而来。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后，就已经有了修建烈士公园的提议。1950年10月，在长沙召开的湖南省首届人大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修建决定，并在同年举行的首届人代会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在烈士公园内修建烈士塔的决定。

1951年12月11日，湖南革命烈士公园暨烈士纪念塔隆重奠基。奠基仪式上，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说：“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不断地进行反抗斗争。从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我们湖南人民的优秀儿女都是这些运动的首倡者和参加者。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湖南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表现了伟大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在刑场上和战场上英勇牺牲的共产党员和非党的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真是无法统计……”湖南省人民政府袁任远副主席报告了烈士公园与纪念塔筹建情形与施工计划。据《新湖南报》1951年12月12日头版报道，袁任远副主席说：“烈士公园的面积有3400亩，准备分成九区，即：纪念区、运动区、动物园、植物园、娱乐区、文教区、休养区、游泳区、湖景区。纪念区中建设一个高120市尺的烈士纪念塔，修建成功后，它将成为本市的最高建筑物。纪念塔的正南要建筑一个烈士纪念堂，塔的两旁要建筑文物馆，塔的前方左右分立石阙。这些工程准备在五年内逐步完成，今年主要修建公园的游览道、通园道、林荫大道等。”

1953年6月11日，《新湖南报》头版报道了烈士公园开园典礼的情况：6月7日，烈士公园举行开园典礼，程潜主席和袁任远副主席都到会讲话。程潜主席和袁任远副主席叙述了修建湖南革命烈士公园的伟大意义：“湖南是革命的策源地，近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湖南人民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牺牲的烈士有数十万，他们的不朽业绩，将永远被记载在人类的历史上。烈士公园的修建，不仅是供解放了的幸福人民游览、休憩，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使我们同代人和后代子孙，永远记住先烈们的丰功伟业，珍惜革命的成果，学习先烈们的榜样，踏着他们所开创的道路前进。”程潜主席剪彩后，省领导与广大群众开始游园。游园的队伍到达烈士塔奠基碑前，人们都脱帽向先烈们致敬。“青年团员们，打着团旗到园里过‘团日’，在树荫下围坐着，漫谈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情况。天真活泼的少年儿童队员们，在绿草地上歌唱、舞蹈，要求老师讲述先烈们的英雄故事。省立中山图书馆烈士公园阅览室(湖南艺校旧址)也先一天开放了，这里陈列着各种书籍、报纸和杂志，游园的人们在这里吸取丰富的精神食粮，在这里阅览的读者一天就达六百多人。烈士公园的一草一木，一事一物，都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人们，去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据《长沙日报》1959年9月28日头版报道，烈士公园开园后，1951年12月11日奠基的烈士纪念碑，1958年才开始兴建，终于在1959年9月26日建成并举行典礼，此前，即1959年7月，毛泽东主席亲自题写“湖南烈士公园纪念碑”九个金黄大字。

　　1982年10月1日《长沙晚报》头版报道称：为鼓舞“后来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湖南革命烈士纪念陈列》于1982年10月1日起在湖南烈士公园纪念碑纪念堂展出。从1982年10月1日开始的展出陈列由烈士公园管理处和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陈列馆共同举办，展出全省76000多位烈士的全部名册，近代以来90位烈士的照片、简历及部分遗物。

烈士纪念塔是烈士公园，同时也是省会长沙的重要标志性建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