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锡贵：湖南时务学堂的教育改革

四、时务学堂的教学方法

时务学堂的教育改革，还体现在教学方法方面。这里所讲的教学方法，包括了教学组织形式、教师的教学方法和学生的学习方式等。

1.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时务学堂采用班级授课制。

班级授课制由夸美纽斯提出，后经赫尔巴特、凯洛夫加以完善，它是把一定数量学生按年龄特征和学习特征编成班组，使每一班组有固定的学生和课程，由教师根据固定的授课时间和授课顺序，根据教学目的和任务，对全班学生进行连续上课的教学制度。我国最早使用班级授课制是在1862年。

对班级授课制，梁启超是相当熟悉的，在来湘之前就曾有过设想：

超之意欲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学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行之。

所谓“学堂之法”，实际上就是指班级授课制。《时务学堂更定章程》之三至六条规定：

一、第一次学生为一班，第二次所取入堂之学生为二班。

……

一、第二班学生有文理粗通而年极幼者，应由中文领班学生照料，并指导为学门径。

一、领班学生定每双日当堂呈中文札记一条。

……

一、西文领班学生，俟人数多再议选派。

从这些规定来看，将所招收的学生分为两班，各选中文领班学生照料和指导、领班学生呈中文札记，同时也考虑了到时再设西文领班学生的问题，实际上就相当于班级授课制。这种制度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是没有的，是近代西式学校传入后才出现的。

当时梁启超等主办者们，急于培养维新变法人材，而班级授课制正好可以大规模地向全体学生进行教学，一位教师能同时教许多学生，扩大了单位教师的教学能量，有助于提高教学效率，而且使全体学生共同前进。

2.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继承和吸收书院传统的教学方法。

所谓“书院之法”，就是采用书院的传统教学方法，对传统书院教学方法中的精华加以继承和吸收。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规定：

凡学者每人设札记一册，分专精、涉猎两门，每日必就所读之书发新义数则。其有疑义，则书而纳之待问匦，以待条答焉。

《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则又作了更为详细明确的规定和说明：

第七节  凡学生每人设札记册一份，每日将专精某书某篇共几页，涉猎某书某篇共几页详细注明。其所读之书有所心得，皆记于册上。心得约分二端，一、引申本书之义，一、辩驳本书之义。其别有触悟，在本书之外者，亦可记入。若初学之始，心得尚少者，准其抄录书中要义及所闻师友论说入札记中，以当功课；惟必须注明抄录何书及记何人之言，不得掠美。

第八节  凡札记册，五日一缴，由院长批答发还。学生每人设两册，缴此册时即领回彼册。

第九节  堂上设一待问匦，学生读书所有疑义，用待问格纸书而纳人匦中，由院长当堂批答榜示。凡所问，必须按古人切问、审问二义，凡其琐屑不经及夸大无当者皆不许问。

《时务学堂更定章程》对学生学习方式与学习方法的规定又加以补充和完善：

一、中西兼习之学生，改定每月逢三、六、九日，一月九天，当堂呈中文札记二条。其待问格，仍听随时请业。

一、不习西文而留习中文之学生，定每日当堂呈中文札记二条及待问格，尤须专精中文一门，兼习算学。

……

一、第二次学生，定每日当堂呈中文札记一条。其待问格，亦听随时请业。

……

一、领班学生定每双日当堂呈中文札记一条。

一、凡外课、附课学生呈札记、待问格者，一律批答，惟每日不得过一条。

据此，我们可以将其具体做法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建立札记册制度。从《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的规定来看，每位学生都要准备两本札记册，以便于交替使用。对于如何作札记，也给出了具体的可操作的办法：一方面，“每日将专精某书某篇共几页，涉猎某书某篇共几页详细注明”，初入学生则“准其抄录书中要义及所闻师友论说入札记中”，但必须“注明抄录何书及记何人之言，不得掠美”；另一方面，记读书心得，包括“引申本书之义”、“辩驳本书之义”、本书之外“别有触悟”者。对于这一制度，梁启超曾在《湖南时务学堂遗编序》中追忆道：“除堂上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从《时务学堂更定章程》的规定来看，原来的做法又有改进，对“中西兼习之学生”、“不习西文而留习中文之学生”以及“外课、附课学生”做札记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时务学堂的学生写过许多札记，《时务学堂遗编》就收有李炳寰、蔡艮寅、左景伊、张伯良、周镇藩、黄瑞麒、李洞时、曾继寿、谭国黼、杨树谷、成曜高、易凤翔、陈为鍠、杨士辉、李渭贤、汪燮、方传鸾、沈崇德、陈其殷、黄敦鼒、郑宝坤、唐才质、蔡钟沅、李泽云、杨树达、黄颂鸾、杨树藩、周宏业、唐自杰、戴修礼等30人的札记近250则，其中收戴修礼札记最多，近50则。这些札记同时附有教习的批语。兹撷取李炳寰、蔡艮寅、戴修礼等人札记及教习批语于此，以窥当日时务学堂札记册之概貌。

李炳寰札记及教习批语：

夫仁义者，大同之道也。圣贤者，心乎大同者也。利梁一国而天下不收其利，固非孟子之心。利吾一域而八荒不被其泽，亦非师圣贤之道。今使举中国之士大夫和衷共济，匡救国难，力行仁义，发明圣教，则中国之勃兴可立而待。然先利中国可矣，独利中国则非。大同之道也，圆颅方趾，黄、白、红、棕之人，皆戴天履地者也。香、澳、台、澎之民，何罪而为奴虏？波兰、印度之人，何罪而为鱼肉？越、缅降为附庸，暹、韩贫弱不支，欲视为大同，纳之衽席，固非孔孟之徒莫能语此。然大同之道与大同之法究何起点，万不至束手无术，徒带耶稣之身钉十字，释氏之苦行于雪山，而终无益于苍生也。

教习韩批：仁字有大纲，有条目，固非空言已也。试从汝身先想之，以次而推及一家一国与夫天下。《中庸》曰“本诸身，徵诸庶民”，正是此意。

教习梁批：说得极好。“利梁一国而天下不收其利”六语，非通乎《孟子》者不能通。故吾常言，以小康之道治一国，以大同之道治天下也。故我辈今日立志当两义并举，目前则以小康之道先救中国，他日则以大同之道兼救全球。救全球者，仁之极也。救全球是必先中国起点者，义也。仁者，人也。义者，我也。大同近乎仁，小康近于义。然言大同者，固不能言义，言小康者固不能言仁。韩先生因汝问大同条理，而以“本诸身、徵诸庶民”答者，正明以义辅仁之旨，由身以推诸地球一也。故今日亦先从强中国下手而已。至所谓大同之道与大同之法者，五百年以内必遍行于地球。南海先生穷思极虑，渊渊入微以思之，其条理极详，至纤至悉，大约西人今日所能悉闻其说，非故秘之不告也。先生以为学者之于学也，必须穷思力索，触类旁通，自修自证，然后其所得始真。故事事皆略发其端而令鄙人等熟思以对也。今鄙人与诸君言亦如是而已。将发以心灵，濬脑气，使事事皆从心得而来耳。不然，亦何必吞吐其辞乎。诸君幸勿误会此意。若欲有所凭籍，以为思索之基，则先读西方富国学之书及《佐治刍言》等，以略增见地。再将《礼运》“大道之行也”一节熟读精思，一字不放过，亦可以略得其概。至所云起点之处，则西方之息兵会等，亦其一端也。

又：

孟子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一语，守旧者遂为口实。呜呼，不通甚矣！夫孟子时之中国，惟东北数省，即荆、楚、吴、粤亦不与同中国，而滇、黔、闽、蜀无论矣。今机械日新，舟车皆通，五洲万国，环球而处，固无所谓外夷，无所谓中国也。有所谓外夷，有所谓中国者，主是土者自分轸域耳。然则即有所变，亦邻国之善政，不耻相师而已，又何者谓之夏，何者谓之夷，何者可以为于变夷，何者遂谓变于夷耶？且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自黄帝既殁，后圣不作，大学之格致无传，公输之技艺失传，而墨子之经说，数千年无通之者。汉重黄老，晋尚清谈，唐则佛老充斥，宋则道学分门，元既短祚，明则以八股取士矣。十数代因循简陋，相趋于虚，于是所谓文物之邦，惟形而上之道，冷然而存乎空中，而所谓器者卒置之不问矣。夫天之生斯民也，惟道以治之，惟器以利之，天不变，道亦不变，器则愈变愈备，愈变愈善，愈变愈利也。中国惟知道不能变，而不知器之宜变也。兢兢守之，自安于简陋，自安于苦窳，不思变而愈备，变而愈善，变而愈利，而时运移易，器之为器，固不能久郁不发也。出中国而入泰西，强泰西而弱中国，岂非器为之耶。然则今日之变亦失而求野耳，安所谓变于夷哉？不然，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西夷之人也，师舜与文王，变于夷而已。

教习韩批：无所谓夏夷，其所分者，野蛮与文明而已。有教有养之国是谓文明，无教无养之国是谓野蛮。明乎此，可知古今中外之故矣。○器与道无分二致穷乎道之极者可通乎器，穷乎器之极者可通乎道。道无日不变，器无日不变，即血气亦无日不变。西人谓血气七年尽改换，西人创光学而知天道变，气族变，水族变，人道亦变。以光学能照脑，能照身内各物，将来光学大明，则医学明，医学明则身变，身变则道亦变矣。此事汝可详思之。

蔡艮寅札记及教习批语：

读隐公二年、三年《春秋》讳内大恶之义三，不忍言也，不必言也，不可言也。何不忍言？子不丑父，臣不丑君也。何不必言？无益也。何不可言？惧罪也。究以口授为万世也，此孔子作《春秋》之苦心也。

教习梁批：《春秋》每立一义，必有所以然之故。其所以然者，或一端焉，或数端焉。不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乎不在。朱子曰：能通所以然是第一等学问。东奔西若能每条以此求之，则圣人之意不难见矣。

又：

孔子讯世卿，以为民权不伸，君权不伸也。何以不伸，君则为木儡，民则为奴隶也。故君之令不可及民，民之愿不可闻上，上下相锢，终无已日。故此风愈甚，其君民愈蹙；此风愈久，其患愈深。生非贵族不可以闻国事，故其族愈众，势愈强，则其相争也愈大。争则相怨，相怨则离，离则同门荷戈之衅开矣，故犯上之祸所以不胜屈指也。自秦以后，二权略伸，孔子之功大矣。然流弊无穷也。使益之以西人之法，则尽善矣。西法何？议院之制也。议院之制何？万心之推也。此法可兴，则君公其君，臣公其臣，民公其民，身公其身，心公其心。前之弊在身心不相属，今之弊在心不相属，混天下为一心，庶无扦格之虞矣。

教习梁批：流弊一语，极谬。孔子讥世卿立选举，汝殆鉴于今日科举之极弊而发此言也。然凡行一制度，必须条理始末且行之，然后可。苟仅行其一二而已，适见其弊也，今日之学西法是也。孔子选举之制，一出学校，六经遗规粲然见，后世仅用其选举而不用其学校，徒有取士之政而无教士之政，欲得人才，乌可冀也。不责历代奉行之不善，而为流弊无穷，何其谬也。至于议院之法，何必西人，孔子固深知其意而屡言之者也，见于《春秋》者亦指不胜屈也，但别见他条耳。《春秋》固当合全书以议之，不能执一二条而议其法之不备也。○此固是矣，然亦知心必如何而后能公，如何而后能一乎。必举国之人见识相等，然后其心能一。譬诸有十人于此，皆君子人也，而守旧党五人焉，开新党五人焉，则其势必不能一也。故必有术开天天下之智，使之相等，则不求一而自一矣。不然，日日痛恨于人心之不一，皆空言耳，何补于事哉！

戴修礼札记及教习批语：

在讲台听先生讲学术宗旨，其大意以保教保种为志，日后孔权必行于五大洲。窃谓开辟以来，中国尽心于教，泰西竭力于物，迄今中国教亦日明矣，远西物亦日格矣。泰西格物之学必东行于亚洲，中国孔教亦必西传于泰西。其行于五大洲之途有二：东由日本传之于美洲、澳洲，日相伊滕博文之欲兴中学，其起点也；西由俄罗斯传于泰西诸国，迄于非洲。俄罗斯自康熙以来，遣学生至京师大学学中学，近又多译我中国书籍，亦其起点矣。

教习梁批：高掌远蹠，目光如炬。然必深明于教之宗旨，然后可以传也。诸生其勉之。

札记中“教习梁”、“教习韩”当是梁启超和韩文举，后文问答中的教习梁、韩亦是。对于学生所作札记，梁、韩两位以鼓励为主，甚至不吝赞美之词:“通极！通极！ 吾昨日所千言万语者, 汝皆已豁然贯通矣。观此条为之大乐,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文笔蟠屈夭矫, 如夏云奇峰”；“高掌远蹠，目光如炬”。但也不是一味的赞扬，对于他们认为错误的认知，也会毫不客气地指为“极谬”。大多数情况下的用词还是十分和蔼亲切，如“细思此言, 有疑可再详问”；“汝试思之”等。

当然，教习的批语, 更多的是“对学生札记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并大胆阐述自己对公理、公法、民权等当时极其敏感的话题的看法。”对于小康与大同，梁启超指出应“以小康之道治一国，以大同之道治天下也。故我辈今日立志当两义并举，目前则以小康之道先救中国，他日则以大同之道兼救全球。”关于夷夏之分，韩文举告诫学生：“无所谓夏夷，其所分者，野蛮与文明而已。有教有养之国是谓文明，无教无养之国是谓野蛮。”梁启超在批语中也不忘指出：“至于议院之法，何必西人，孔子固深知其意而屡言之者也，见于《春秋》者亦指不胜屈也，但别见他条耳。”他认为议院制度，是孔子早就提倡过的。

在中国传统书院教育中也有类似札记的教学方法，如南宋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时，就要求学生作读书笔记，称为“日课”。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将其加以改进，被梁启超沿袭过来。上引资料表明，写札记是时务学堂的常课，学生写得勤，教习批的也勤。不仅对于促进学生勤读书、多思考，提高学习效益，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密切师生关系也有着积极的意义。梁启超回忆：“学生须预两本札记，发表感想，隔日轮流交教师批评。”唐才质也有回忆说：梁先生初至主讲，“夜则批答学生札记，每条或千言，往往彻夜不寐。”学生用札记的形式将所学内容加以过滤、消化、吸收，因而成为梁启超“督促学生下苦功夫钻石学问的有效手段和密切师生情谊的有益方法”，“传授知识、宣传维新的行之有效的良法”。

其二，使用问答法。问答法或称质疑问难法，是传统书院盛行的一种教学方法，学生自己在读书过程中产生疑难问题后，再向老师提出并请求解答，亦可由老师提问学生作答。这在李文炤制订的《岳麓书院学规》就有明确的记载：“每日于讲堂讲经书一通。夫既经对圣贤之言，则不敢亵慢，务宜各顶冠束带，端坐辩难。有不明处，反复推详。或炤所不晓，即烦札记，以待四方高明者共相质证，不可质疑于胸中也。”时务学堂继承了中国书院的这一传统，前面引文中有所谓“师生相互座论”，与传统书院中的师生“质疑问难”接近。时务学堂“设一待问匦，学生读书所有疑义，用待问格纸书而纳人匦中，由院长当堂批答榜示”的做法，更是一种“质疑问难”。《时务学堂更定章程》11条中就有4条是关于“待问格”的规定，可见对这一教学方法的重视程度。当然，对怎么问、问什么也有要求，“凡所问，必须按古人切问、审问二义，凡其琐屑不经及夸大无当者皆不许问。”这是为质疑问难所设立的的规则和章法，必须遵循。

笔者统计《湖南时务学堂遗编》所录“问答”，提问学生共有28人，他们是李炳寰、蔡艮寅、左景伊、周镇藩、邹代城、黄瑞麒、李洞时、曾继寿、谭国黼、杨树谷、黄颂銮、陈为鍠、杨士辉、李渭贤、周宏业、唐自杰、戴修礼、汪燮、谭学芹、唐才质、蔡钟沅、徐世琮、李泽澐、方传銮、朱茂芸、陈其殷、黄敦鼒、郑宝坤，均为头、二班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共有114个，其中提出一条者8人，二条者6人，三条者2人，四条者5人，五条者1人，六条者1人，七条者2人，九条者1人，十一条者1人，十四条者1人。最少1条，最多则达14条。由此可见学生如何勤学好问、发愤求学了。

时务学堂学生问过一些什么问题，教习们又是如何批答的，我们不妨撷取李炳寰、蔡艮寅两生之所问及教习之所批，以便获得更为感性的印象。

李炳寰问共六条

言公法则外中国谓未预谋，图富强则趣中国以为利薮。孔孟之门人将于此绝口不谈天下事乎，抑弃其仁义之名相率而言利乎。

教习梁批：孟子之利乃自私自利解法，故曰何以利吾国、利吾家、利吾身，各为其利而相轧，则害莫大于是矣。此理极易明。彼孟子当时所谓各国者，如今日之一省耳。今若有湖南人于此曰“何以利我湖南”，有湖北人于此又曰“何以利我湖北”，各谋其利而不相顾，国有不亡者乎。今中国正犯此弊，所以积弱如是也。知此则可以无疑于孟子矣。

又：

孟子谓文王之治歧也，耕者九一。九一，井田之制也。昨读界说及批示，均谓井田为孔孟时特立之制，然则九一之说，特孟子欲行井田于当世，故设为歧周之政诱齐宣以必行乎，夫周礼非丰镐之书，而为后世假冒无疑义矣。然孟子亦何至假托先王之政以欺时君也。井田之创始究自何时，究为何人，准古酌今，审势度时，欲因制宜固不得不考上古之得失，以求善变也。诸葛公师申商以治蜀而蜀治，王安石仿官礼以治宋而乱，一有不慎，兴亡系焉。周以农兴，载在经子，井田之制殆岐周旧政文武既殁废裂无存而孔孟述而复之也。

教习梁批：六经皆孔子所定，其制度则损益百王、斟酌三代而用之，不专一家。其所采者甚博，不能悉指其所出，故通指为孔子特立之制云尔。凡世界必日变日进于善。三代以前之世界，其法度未备，万不能有十分好世界，此是一定之理。西人言地学者皆能言之。吾在时务报中馆有文一篇，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略发此义。他日汝多读西书，深明于其说，然后一切可以无疑。

又：

前云大同起点，奉批过加奖励，而所以提撕者，则圣人之言引而不发，跃如也。盖欲令学者自思以求心得。顷读既竭心思，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之句，觉微有所会。然则大同之道起点于心之一字乎。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则天下可运诸掌上。又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又曰是心足以王矣，是心之所推，其终至大而不可穷，其始必小而不可穷故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则次及于身，次及于家国，次及于全球矣。而大同之法则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孟子已三致意，农务兴则食不乏，工艺兴则用不乏，商务兴则三宝不绝，草莱辟矿务兴则财用富饶无告之穷民施之以仁废疾者因其可用而使以事行之十年，大同之效或可略见与？若夫利道教悔则非士庶人之所能也。商鞅变法志在富强，而六国遂一汲汲以练兵置械为务将外侮之不能御安能以权力服人乎。是否有当，用敢复问。

教习梁批：不忍人之心为仁之起点，仁为大同之起点，仁字推到极满，至于天地一大父母民吾胞物吾与，岂非大同之极效乎。然此中条理甚多，须就条理上着想为是，大同二字不过名号，思所以能使世界尽变为大同者，必有实理非空言也。

又：

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汤三使往聘之，始幡然改念。就汤而说，以伐夏救民。又曰五就桀，五就汤，然则汤未币聘之先，伊尹即五就之与，则以圣就圣，何以不遇。且天民先觉久已自负币使，既至何又嚣嚣欲处畎亩以乐尧舜之道，若谓三聘之后始欲以斯道觉斯民，则税驾而出，又何事乎五就。夫割烹要汤之语，非特万章云。然司马子长亦言之，似非无稽之谈。五就桀五就汤，则出自孟子之口，强辩与矛盾孟子岂居一于此耶，抑别有说耶。

教习韩批：伊尹是救时之圣，就桀就汤，亦是常事。其就汤时必未币聘，既而知汤不能用，故又处于畎亩，何也？相时也，非隐也。若谓以圣就圣，何以不遇，其始汤必不能用其言，及汤欲伐夏，非伊尹不可，是必伊尹平时以伐夏之言告之也。故遂以币聘之。伊尹既币聘，又恐汤不尽用其策，故仍有不敢决意，既而思之为天下计，为救时计，不得不出，为一事即得一事，成败非所计。故遂以身任之，非汤不能用伊尹，亦非伊尹不能佐汤也。为救时计以割烹要汤，亦不足怪。观于孟子论伊尹，可知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