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时务学堂的教学内容

时务学堂的教育改革，不仅体现在教育宗旨上、课程设置上，更体现在教学内容上。时务学堂的课程既有中学又有西学，教员所授、学生所学当然也是中学、西学方面的内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十分注重政学教育，一方面是注重中西并重的教育”。

（一）贯彻“以政学为主义”的西政教育

梁启超1922年来长沙时在演讲中说，那时以为“所谓时务学堂，以为是教时务的学术的课堂”，所以“时务学堂则专门研究怎样贯彻我们的主义”。时务学堂在梁启超的主持下，在教学内容上，十分注重学习西方社会政治方面的学说，推行“以政学为主义”的教育方针。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学校余论》中指出：“今日为学，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认为政学乃治国之大道，用途甚广，见效甚速。在前文提到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他说：“今日设学之意，以宗法孔子为主义。”“堂中所课一切，皆以昌明圣教为主义。”以政学为主义，以宗法孔子、昌明圣教为主义，这应该就是梁启超所要贯彻的“我们的主义”之内涵。

“我们的主义”在时务学堂是如何贯彻的呢？梁启超自称：“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昌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民国元年在《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辞》中，梁回忆说：“当时吾之所以与诸生语者，非徒醉心民权，抑且于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

唐才质回忆：“梁先生讲学时，自言吾辈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之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之政治论。……韩、叶两先生支持此教学法，相习不变。又胪举清朝失政，鼓励学生黾勉求学，为国效力。……梁先生去湘后，欧、唐两先生担任第二班学生讲席，一面演讲西儒学说，一面阐明中国经世致用之学，使学生皆自期许，有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之志。唐才常先生服膺王船山之学说，日以王船山、黃梨洲、顾亭林之言论，启迪后进；又勖勉诸生，熟读《黄书》、《噩梦》、《明夷待访录》、《日知录》等书；时共研习，发挥民主民权之说而引申其绪，以启发思想。”

由以上两位当事人的说法可知，无论中文总教习梁启超，还是分教习，在宣扬民主民权，宣传变法思想方面，其态度和作派都是一致的。其思想资源，一是借用传统学术，一是参酌西儒学说。其中的“公羊”即公羊学派，是儒家经学中专门研究和传承《春秋公羊传》的一个学派，康有为强调《春秋》乃孔子为托古改制而作，立“三世”是为了明了古往今来、天地万物递进的道理；视孟子为儒学正宗，所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所传大同之义是儒家思想最有价值最有现实意义的内容；王船山、黄宗羲、顾炎武分别提出了“推故而致其新”的社会进化理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和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主张。孔、孟是儒学源头，王、黄、顾是明末清初的儒家，一头一尾的古代儒家代表人物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主张均与西方民权民主之说相契合，因而成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言民主民权的宝贵的思想资源，也是时务学堂的教习们向其弟子们讲授的重点内容。

梁启超是时务学堂的中文教习，其留下来的与时务学堂有关的文献资料也比较丰富，我们因此而得以一窥时务学堂的教学内容。

在前文所述《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中，《孟子》和《春秋公羊传》是要求学生重点阅读的书目。为此，梁启超分别撰写了《读孟子界说》和《读春秋界说》两文。

学习《孟子》的时间，安排为半个月。梁启超所作《读孟子界说》凡15题，竭力贬抑荀学，推崇孟学，并加以发挥。兹录全文于后。

读孟子界说

一，孔子之学至战国时有二大派，一曰孟子，二曰荀卿。《史记》特立《孟子荀卿列传》。《儒林传》又云：孟子、荀卿之徒，以学行于当世。盖自昌黎以前，皆孟子、荀卿并称，至宋儒始独尊孟子与孔子等，后世遂以孔孟并举，无以孟荀并举者矣。要之，孔子乃立教之人，孟子乃行教之人。必知孟子为孔教中一派，始可以读《孟子》。

二，荀子之学在传经，孟子之学在经世。荀子为孔门之文学科，孟子为孔门之政事科。汉兴，诸经书皆传自荀卿，其目略见汪容甫《述学》。其功最高，不可诬。然所传微言大义不及孟子，孟子专提孔门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之宗旨，日日以救天下为心，实孔教之正派也。

三，孟子于六经之中，其所得力在《春秋》。诗、书、礼、乐，孔子早年所定，著为雅言。荀氏一派传之。荀子谓凡学始于读诗，终于读礼，故《荀子》一书，言礼者过半。《春秋》为获麟以后所作，昌言制作，为后世法。孟氏一派传之。故孟子每叙道统，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之后。述及孔子，即舍五经而言《春秋》。于舜明于庶物，禹恶旨酒，汤执中，文王视民如伤，武王不泄迩，周公思兼三王之后。述及孔子亦舍五经而言《春秋》。庄子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盖凡言经世者，未有不学《春秋》者也。故必知孟子所言一切仁政，皆本于《春秋》，然后孟子学孔子之实乃见。

四，孟子于《春秋》之中，其所传为大同之义。孔子立小康之意，以治二千年以来之天下，在《春秋》亦谓之升平，亦谓之临一国之言，荀子所述者皆此类也。立大同之言，以治今日以后之天下，在《春秋》亦谓之太平，亦谓之临天下之言，孟子所述皆此类也。大同之义，有为今日西人所已行者，有为今日西人所未行而可决其他日之必行者。读《孟子》者，皆当于此求之。

五，仁义二字，为孟子一切学问总宗旨。董子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知有人不知有我，则为墨氏之学；知有我不知有人，则为老氏之学。故墨氏徒仁，老氏徒义。仁至义尽时曰中庸。孔子所以异于诸教者以此，孟子所以独尊孔子者以此。一切义理制度，皆从此出，学者勿以陈腐字面视之，则可以有悟矣。

六，保民为孟子经世宗旨。孟子言民为贵，民事不可缓，故全书所言仁政，所言王政，所言不忍人之政，皆以为民也。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殆庶近之。惜吾中国孟子之学久绝也。明此义以读《孟子》，则皆迎刃而解，否则司马温公之疑孟，余隐之之尊孟，徒事哓哓，楚固失矣，齐亦未为得也。

七，孟子言无义战为大同之起点。此义本于春秋，为孔子特立大义。后之儒家惟孟子能发明之。外教则墨、翟、宋钘皆深明此意。泰西诸国，惟美洲庶近之，然未能至也。近期公法家大立会以昌其说，此为孔教渐行于地球之徵。自宋以来，读《孟子》者皆闇于此。

八，孟子言井田为大同之纲领。井田为孔子特立之制，所以均贫富。《论语》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井田者，均之至也，平等之极则也。西国近颇倡贫富均财之说，惜未得其道耳。井田不可行於后世无待言。迂儒斤斤思复之者妄也。法先王者法其意，井田之意，真治世第一义矣。故《孟子》一切经济，皆从此出，深知其义，可语于道。

九，孟子言性善为大同之极致。孔子之言性也，有三义。据乱世之民，性恶；升平世之民，性有善有恶，亦可以为善，亦可以为不善；太平世之民，性善。荀子传其据乱世之言，宓子、漆雕子、世子传其升平世之言，孟子传其太平世之言。各尊所闻，因而相争。苟通于三世之义，可以无窒阂矣。太平之世，《礼运》所谓谋闭而不兴，窃盗乱贼而不作；《春秋》所谓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故曰性善。西人近倡种种改良之学，他日此学极盛，则孔子性善之教大成矣。不明于此，则孟子龂龂之致辩，诚无谓也。又按：性善、性恶属内言，大同、小康属外言，望文似无关涉，然荀子必言性恶，孟子必言性善，可见古人之学，各有家数，不相杂厕。后世学者不明于此，强拉合为一，以读群书，非疑古人，则诬古人矣。

十，孟子言尧舜，言文王，为大同之名号。《礼运》以小康归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其大同盖谓尧、舜也，故曰天下为公。《春秋·哀公十四年传》言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亦指大同言。《春秋·隐元年传》：王者熟谓？谓文王也。文王亦太平世之义。义详《春秋界说》。凡此诸圣者，皆有天下而不有，故言大同之学者必宗之。读《孟子》，不可不知此义。

十一，孟子言王霸，即大同、小康之辨。本文自明。

十二，距杨墨，为孟子传教宗旨。杨朱为老子弟子，见于《列子》。距杨朱即以距老子也。周秦诸子虽多，其宗旨不出老、墨两派。当时最负盛名，几与孟子敌者，亦惟老、墨两派。故距老、墨即所以距诸子也。故曰辞而闢之，廓如也。此孟子传教之功也。

十三，不动心，为孟子内学宗旨。此中下手功夫，复分三端。一曰先立乎其大者，二曰养气，三曰求放心。汉儒气节之学，宋儒性理之学，各得孟子内学之一体。不动心者，经世传教之总根源也。学者欲学《孟子》，不可不致力于此。三端之中，学其一焉可也。学者初读《孟子》，可将界说六至界说十三凡八条分类求之。

十四，孟子之言，即孔子之言。然则孔子何以不自言之？孔子及身，教未大行，故《春秋》有大义，有微言，皆口授弟子。俟数传乃著竹帛，所以避时艰。故《论语》者，孔子之雅言也，其微言亦间有存焉，然亦罕矣。传微言者，孟子、董子为多，故孟子终篇以见知自任也。学者欲学孔子，先学孟子可也。

十五，孟子之学，至今未尝一行于天下。汉兴，群经皆传自荀子。十四博士大半宗荀子之学。东汉以后，又遭窜乱。六朝及唐，日益破碎。无论是非得失，皆从荀学中讨生活耳。二千年以来，无有尊孟子者。自昌黎之，宋贤和之，孟学似光大矣。然于《孟子》经世大义，无一能言者；其所持论，无一不与《孟子》相反；实则摭荀学吐弃之余而已。惟不动心之学，间有谙之者，然非其至也。故自宋以来，有尊孟子之名，无行孟学之实。以孔门嫡派，而二千年昏霾沉没，不显于世，斯亦贤人之大不幸也。今二三子既有志于大道，因孟学以求孔学，实入德之门、圣学之基也。持此界说以读《孟子》，必有以异于时昔之所见者。勿以为习惯之书而忽之也。

通观《读孟子界说》全文，其主要内容可归纳四个方面：

第一，说明须读《孟子》之原因。因为“孟子为孔教中一派”，战国时期孟子与荀子并称，后世以孔孟并举，因“孔子乃立教之人，孟子乃行教之人。”“荀子之学在传经，孟子之学在经世。”荀子传经之功虽高，“然所传微言大义不及孟子”，孟子“日日以救天下为心，实孔学之正派也”；“孟子于六经中其所得力在《春秋》”，“所言一切仁政皆本于《春秋》”。《春秋》是孔子所作，所以，“孟子之言即孔子之言”，学孔子者当先学孟子。

第二，说明《孟子》宗旨之所在。“孟子一切学问总宗旨”是仁义，“一切义理制度，皆从此出”；孟子的“经世宗旨”是保民，“所言仁政，所言王政，所言不忍人之政，皆以为民也。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殆庶近之。惜吾中国孟子之学之绝也。”“《孟子》传教宗旨”是“距杨墨”，“《孟子》内学宗旨”是“不动心”。

第三，重点阐述《孟子》所含“大同之义”。《界说》中的四、七、八、九、十、十一均是关于大同的阐述：“孟子于《春秋》之中，其所传为大同之义”。“孟子言无义战，为大同之起点。”“孟子言井田，为大同之纲领。”“孟子言性善，为大同之极效。”“孟子言尧、舜，言文王，为大同之名号。”“孟子言王霸，即大同、小康之辨。”梁启超认为：“大同之义，有为今日西人所已行者，有为今日西人所未及行而可决其他日之必行者。读孟子者当于此焉求之。”按照梁启超的“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三世说，大同世即太平世。着力宣传大同，实际上是为了改革现状，实现由“一君为政之世”到“民为政之世”的政治理想。

第四，“孟子之学，至今未尝一行于天下”，“斯亦圣教之大不幸也”。所以必须张扬孟子之学。

《春秋》同样是月课表中学生必须重点研读的课程，学习时间的安排长达4个月之久。梁启超所写《读春秋界说》，凡11题，兹录其前5题内容于此。

读春秋界说

一，《春秋》为孔子改定制度以教万世之书。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周道衰废，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以于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春秋》一儒者之书耳，何以谓为天子之事。盖以《春秋》者损益百王，斟酌圣制，立法以教万世，此其事皆天子所当有事者也。独惜周道衰废，王者不能自举其职，而天地之公理，终不可无人发明之也。故孔子发愤而作《春秋》，以行天子之事。故《说苑》曰：周德不亡，《春秋》不作。孟子曰：王者之迹熄，然后《春秋》作。又曰：知我者其为《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夫作《春秋》何以见罪孔子，盖逆知后世必有执布衣不当改制，而疑孔子之僭妄者，故先自言之也。后之儒者不明此义，而甘为罪孔子之人，则何益矣。

孔子改制之说，本无可疑，其见于周秦诸子两汉传记者极多，不必遍举，即如《论语》麻冕礼也一章，颜渊问为邦一章，改制之精义犹可考见，使孔子而仅从周云尔，则何不云行周之时，乘周之辂，乐则武舞，而必兼采三代耶。可见当日孔子苟获为邦，其制度必有所因革损益明矣。即已不见用，则垂空文以待来者，亦本其平日之所怀者而著之，又何足异乎。黄梨洲有《明夷待访录》，黄氏之改制也。王船山有《黄书》、有《噩梦》，王氏之改制也。冯林一有《校邠庐抗议》，冯氏之改制也。凡士大夫之读书有心得者，每觉当时之制度有未善处，而思有以变通之。此最寻常事。孔子之作《春秋》，亦犹是耳。夫以梨洲、船山、林一之所能为者，而必不许我孔子为之，此何理也。西人果鲁士西亚、虎哥，皆以布衣而著《万国公法》，天下遵之。今孔子之作《春秋》，乃万世公法也。今必谓孔子之智，會果氏、虎氏之不若，此又何理也。

二，春秋为明义之书，非记事之书。

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盖以明《春秋》之所重者，在义而不在事与文也。其意若曰：若仅论其事，则不过桓文之陈迹而已。若仅论其文，则不过一史官之职而已。是二者乃晋《乘》、楚《梼杌》之所同也。孔子未修之《春秋》亦犹是也。及孔子修之，则其中皆有义焉。太史公所谓万物散聚皆在《春秋》，其指数千者，即今之《春秋》是也。《春秋》所以为万世之书者，曰惟义之故。孔子所以为圣者，曰惟义之故。孟子所以言道统，述及孔子即举《春秋》者，曰惟义之故。若夫事也者，则不过假之以明义。说详第三条。义之既明，兼记其事可也。义之既明，而其事皆作筌蹄之弃，亦无不可也。若徇其事而忘其义，则大不可也。痛哉，《左传》家之说也！乃谓《春秋》书不书之例，不过据列国赴告之策以为文。然则孔子直一识字之史官而已。《乘》与《梼杌》皆优为之，而何必惟孔子之《春秋》是尊也。自公、谷之义大不明，后儒之以史目《春秋》久矣。夫使孔子而果为史官也，则亦当搜罗明备，记载详博，然后为史之良。我朝二百余年，而东华之录已汗牛充栋矣。而《春秋》二百四十年，乃仅得一万九千字，犹复漏略芜杂，毫无体例，何其陋欤？故使《春秋》而果为记事之史也，则吾谓左丘明贤于孔子远矣。呜呼！此义也，孔子自言之，孟子又言之，董子、太史公又言之，而竟数千年沉霾晦塞，无一发明，则无怪王荆公谓《春秋》为“断烂朝报”，而虽以朱子之贤，亦自言于《春秋》无所解也。故苟不辨明义与事之界，则《春秋》不可得而读也。

三，春秋本以义为主，然必托事以明义，则其义愈切着。

问者曰：孔子之《春秋》，既已如《明夷待仿录》、《黄书》、《噩梦》、《校邠庐抗议》之例矣，则何不条举直书，言某事当如何兴作，某政当如何改革，一如黄、王、冯氏之例，而何必比附当时之事，以瞀惑后人乎。答之曰，孔子自言之矣。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博深切明也。故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假其位号以正人伦，因其成败以明顺逆。见《春秋繁露》俞序篇，又见《太史公自序》。此盖圣人警世忧时之苦心也。如《春秋》有大居正之义，但言大居正本足矣，而必借宋宣之事言之，所以使人知不居正之害，可以召争乱也。《春秋》有讥世卿本义，但言讥世卿本已足矣，而必借尹氏之事言之。所以使人知世卿之害，可以助篡逆也。盖《春秋》所重者在大居正，讥世卿，而不在葬宋缪与尹氏卒也。不然，一巡抚之出殡，一京官之死，何足以劳圣人之笔哉。故曰，因其行事，假其位号，故读《春秋》当如读《楚辞》，其辞则美人芳草，其心则灵修也，其辞则齐桓、晋文，其义则素王制也。知此则于《春秋》无所阂焉矣。善哉，句容陈氏立之言也，曰《春秋》记号之书也。见彼所著《公羊义疏》。学勾股者见青出朱入而双绞线为颜色，学代数者见甲乙丙丁而以为干支，不亦陋乎。

四、孔子因避时难，故仅借事以为记号，而大义皆传于口说。问者曰：然则《春秋》曷为不并举其义与事，而两著之，而惟事之是传，何也。答之曰：孔子作《春秋》，于当时王公大人有所褒讥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见汉书艺文志。故《春秋繁露》曰：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中庸》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又孔子之无可如何者也。故欲求《春秋》者，但求之于口说焉可矣。《繁露》曰：不能察寂若无为徒读经文者言之也，曰能察之无乎不在为能传口说者言之也。

五、既明第二至第四条之理，则可以知《春秋》有三书，一曰未修之《春秋》，二曰记号之《春秋》，三曰口说之《春秋》。

未修之《春秋》者何？孟子以与晋《乘》、楚《梼杌》并举者也。记号之《春秋》者何？今本是也。口说之《春秋》者何？公羊、谷梁传，《春秋繁露》。公羊何注？先秦两汉诸儒所引《春秋》之义皆是也。未修之《春秋》久佚矣，从何见之？曰可以从传注文中求得之。今试举其一例。如开卷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据何注云：变一为元。元者，气也。则知原文必为一年。据传云：曷为先言王则知原文必无王字。据传云，公何以不言即位，可知原文有“公即位”。合而观之，则知未修之春秋为一年春正月公即位矣。用此法以求之，虽不能尽见，亦十得八九矣。自孔子修之，则为今本之《春秋》，改一为元，以明以元统天之义，加一王字，以明师文王及大一统之义，去“公即位”，以明让国为贤之义。于是大义出焉矣，变元也，加王也，去“公即位”也，所谓记号也，所谓文也，统天师文让国，所谓口说也，所谓义也。孟子所尊之《春秋》，乃口说之《春秋》也。汉人凡引《春秋》者，皆引口说之义，而无指谓《春秋》曰曰云云。此汉儒引《春秋》通例，两汉书中多不胜举。盖口说者乃经之精华也。董子曰：“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诸侯于封内三年称子，皆不在经也，而操之与在经无以异，非无其辨也，有所见而经安受其赘也。”故凡先师言《春秋》之义，皆不必在经，而操之与在经无以异，学《春秋》者不可不察也。

以上所节选之《读春秋界说》，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强调“《春秋》为孔子改定制度以教万世之书”。其论述的逻辑是：《春秋》“损益百王，斟酌三代，垂制立法，以教万世”；惜“王者不能自举其职”，不为时人所用；孔子因不得施展其改制抱负，故“发愤而作《春秋》”，期望以此来实现其理想；后世士大夫亦觉当时的制度“有未善处，而思有以变通之”。这实际上是乃师康有为孔子改制说的翻版。

第二，强调要“明义”，即界说二和界说三。“《春秋》为明义之书，非记事之书”；“本以义为主，然必托事以明义，则其义愈切着”；理当辨明“义与事之界”，从而体会其中的微言大义，以便于其引申出一套社会发展进步和改革的理论。

第三，《春秋》大义，皆传于口说。“口说者乃经之精华”，这是学《春秋》时必须引起高度注意的问题。

梁启超此文，得到时任湖南学政徐仁铸的欣赏，他在《輶轩今语》中给予很高评价，称“新会梁君新著《春秋公羊学》一书，最为可读”。所谓新著《春秋公羊学》即指《读春秋界说》。

以上《读孟子界说》和《读春秋界说》两书，是梁启超主讲时务学的主要教材，系为其师康有为张本之佳作。《读春秋界说》开篇即说“《春秋》为孔子改定制度以教万世之书”，联系到《读孟子界说》所称孟子“宗法孔子”，“孟子之言，即孔子之言”，可知梁启超之所谓“宗法孔子”、“昌明圣教”，就是要从《春秋》、《孟子》中求得“微言大义”，借儒家经典阐发民权政治，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蒙。布置学生研习《春秋公羊传》、《孟子》，同时又要求学生先阅学校报中《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梁启超的意图就是要让学生循着他思路走，将学生引导到他所希望的政治改良道路去。至此，我们也可以充分相信唐才质在回忆录中所说“时务学堂课程以《孟子》、《公羊》为主，兼亦宣讲孔子改制之说，旨在为中国改良政治创造条件”一语之不虚。听过梁启超讲课的著名经学大师皮锡瑞对“梁卓如教学者先读《孟子》、《公羊》，讲明圣经中公理公法，然后取古今中西之政治法律以比较而进退之，求其切实可行”的做法称许有加，曾私下感慨道：“后世有取士，无取士法，如此方是教”。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给学生作业所作的批语，最能直接反映其思想倾向与观点。兹撷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文字予以介绍。

关于民权，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课艺》中批道：“《春秋》大同之学，无不言民权者。盖取六经中所言民权者，编辑成书，亦大观也。”在《学堂日记》中又批道：“公法欲取人之国，亦必其民心大顺，然后其国可为我有也。故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汝已见到此层，但未鞭辟入里耳。”在《学堂答问》中批曰：“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在这里，梁启超认为中国儒家是讲民权的，六经中讲民权的情况多了去了，要是编辑成书，肯定是洋洋大观；又批驳说，兴民权断无可亡之理；还说臣与君都是为办民事的，都属于公职人员。

关于近代西方的议院制度，梁氏认为“议院虽创于泰西，实吾五经、诸子、传记随举一义，多有其意者，惜君统太长，无人敢言耳。”亦即在儒家经典中也有议院之类的意思，只是因君主专制时间太长了，就使得它没有能够发展转换成西方议院制度。

关于启动政治改革的问题，梁启超提出了一些设想，有的则明显有离经叛道之嫌疑，体现在：

一是改革赋税制度，“凡赋税于民者，苟为民作事，虽多不怨，今西国是也，上海租界每季巡捕捐极重，未有以为怨者也。苟不为民作事，虽轻亦怨矣。中国之税，至本朝而轻极矣，孟子谓：轻于尧舜之道者，大貊、小貊也。何以谓之貊？谓其不足以供币帛饔飱、百官有司之用也，今之中国是矣。以赋轻之故，乃至官俸亦不能厚，恶知官俸既薄，而彼百官者乃仍取之于民之身，而其祸益烈耶？”

二是改律例，“中国萑苻甚炽，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今日变政，所以必先改律例。”

三是废除跪拜礼，“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跪拜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跪拜礼在中国沿用三千年之久，被视为中国古代的最高礼仪，起着维护和巩固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作用，熟悉历史的人仍然可以记起当年乾隆帝曾因跪拜礼之争而拒绝与西方国家交往，拒西方文明于千里之外。梁启超在跪拜礼仍是中国君臣之间交往的主要礼仪的时候，竟然放言“去跪拜之礼”，真够大胆的了。

四是变衣服，“衣服虽末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可变矣。”变服色，这可不是一般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