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锡贵：湖南时务学堂的教育改革

戊戌变法时期诞生的湖南时务学堂，是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贡献在教育方面，是湖南维新派在教育领域所进行的一次卓有成效的教育改革实践。本章拟从时务学堂的教育宗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业评价等五个方面加以分析说明。

一、教育宗旨的三次调整

教育宗旨是教育本质的具体体现，所处时代不同，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也会有所不同，从而呈现出各自时代的特征。

我国古代传统教育的宗旨是“入仕”，“学而优则仕”，学子们的唯一出路以及名位的高低全部寄托于此。自隋唐行科举，对凡是符合科举考试条件的学子们敞开了入仕的大门后，学子们几乎都做起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入仕梦，各自使出浑身解数，尤其是那些寒门士子，“头悬梁”者有之，“锥刺股”者有之，以期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改变命运，拥有权力。如此一来，古代的教育机构，无论地方上的府、州、县学,还是中央的太学, 都以教人科举入仕为宗旨，学校成为士子入仕的阶梯，以至于出现“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的说法，正如汤成烈所说：“考其学业，科举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功名之外无他志也。”这种以入仕为唯一目的的教育，导致学子们人生理想的单一化，“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成为唯一被认可的出路。而明清以来的八股取士，其机械的程文格式、狭隘的考试内容，单一的培养目标，更是败坏人才，成了造就专职官僚队伍的机构。深受其害的唐才常就曾在《时文流毒中国论》中尖锐地指出：“吾中国之塞智、摧权、腐心、亡种、亡教以布今日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直到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以入仕为唯一目的传统教育宗旨才被打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人士面对当时的内忧外患，征得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同意，采取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措施，着力培养翻译、外交、工程技术、水陆军事等方面的洋务人才。这一敢为天下先的举动，冲破了各种束缚，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厥功甚伟。但所秉持的是“中体西用”的理念，创办者仍然是心存庙堂、忠于朝廷的臣仆，“正学”和“道统”依旧被视为万世不变的圭臬。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从本质上来看仍是封建性的。

甲午战争后，为应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志士发起了一场旨在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维新变法运动。在运动进行过程中，他们认为必须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而所有这些均有赖于教育。湖南时务学堂宗旨的确定，毫无疑问地受到了上述指导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因其定位的变化，更由于主管者各自所处地位的不同，其宗旨也随之有所调整。

设立时务学堂的动议由蒋德钧在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筹备之时提出，他认为应在该公司下“立一工艺学堂”，派人“赴上海制造局学习”，培养工艺制造人才。公司成立后，蒋“复议请开设学堂”。其后在所起草的《请设湖南时务学堂公呈》和《开办湖南时务学堂简明章程》中言明：拟在制造公司设立学堂，“博选秀颖之子，延师购书，教习其中，俾日读其书而习睹其器，躬游其艺而深究其端”。邹代钧也说“俾日与诸生讲解制造之理，并随时入厂，观匠人制造。”由此看来，时务学堂最初拟定名为工艺学堂，类似于后来附属于企业的职业培训机构，其目标还只是为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培训其所需的技术人才。

接获由王先谦领衔呈请创办时务学堂的计划后，陈宝箴和省政当局一班人深表赞同，认为“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存乎学校。中日和议以来，内外臣工仰体时艰，深维图治之本，莫不以添设学堂为急务”，国势、时艰如此，要图治，设学堂实乃急务所在，遂奏请朝廷批准“在省会设立时务学堂”。由于王先谦不愿在呈请拨时务学堂经费的禀稿上领街，同时考虑到避免借办学之名以谋利之嫌，熊希龄遂以一事权的理由，提议将时务学堂与制造公司分离，并得到陈宝箴的支持。这样一来，学堂成为了省政府下辖机构，享有与官办武备学堂的同等待遇，时务学堂由原来设想的企业管辖的教育机构转变为省政府下辖的教育机构。这一定位的变化，使其办学宗旨由原来为公司培养技术人才，变成为湖南和朝廷培养实学人才。陈宝箴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1898年1月10日）奏报朝廷说：湘人“近年闻见渐拓，风气日开，颇以讲求实学为不务之急”，时务学堂理宜“讲授经史、掌故与法律、格致、测算等实学”。这一宗旨在光绪二十三年七月间（或八月初）以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名义公布的《时务学堂招考示》中又提升到“为国家造就有用之材”的高度，“出而任匡救之重，以图报国家者”。具体来说，时务学堂所要培养的有用之材“必使兼通中外”，“以中学为根本”，取西学之精微，“补我之短”。也就是要培养中西学兼通的务实人才，并认为“中国自强之基，诸生自立之道，举莫先于此矣！”“讲求实学”、“造就有用之才”，为国育才，湖南官方所表述的学堂宗旨，既审慎而又稳妥，“政治正确性”无庸置疑。当然，较之初议之宗旨，层次更高。但所育之才不同于过去，“从前各书院均为成材而设，其于学业始基之事，无由别辟径途。若于龆龀之年，犹储远大之器，必使兼通中外，勿坏厥基，方足以期振兴而求精进。”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初七日（9月26日），也就是盛况空前的时务学堂第一次招生结束两天后，熊希龄将《湖南时务学堂公启》在《知新报》上刊出。宣称：“不攘夷则无中国”，应“一切更革”，要“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广立学校，培植人才”，以“为自强本计”；呼吁“凡我同志，远念敌王所忾之义，近思维桑舆梓之情，大为强国保种之谋，小为育子克家之计”。虽然名义上是时务学堂的公启，将其视为维新变法的宣言书亦未尝不可。所谓“开未开之民智”，即用新的思想启迪民众陈旧的观念，与梁启超“开民智为第一义”的主张若合符节；“一切更革”，分明就是要进行全面的全方位的改革。这已经不是陈宝箴在《招考示》中所宣示的“以中学为根本”之义了，显示出承办绅士与湖南官方立场有重大不同，明显有越过当时“政治正确”红线的重大嫌疑。

湖南省政当局与湘绅在筹备、创办时务学堂的同时，对该学堂中文总教习之职，均属意于时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梁启超，梁启超闻命亦欣然接受。梁之所以接受这一邀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感到去湖南可以很好地施展他维新变法以挽救危亡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梁启超坚定地认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而要开民智，宜“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他又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在梁启超看来，变法虽然必须从变官制做起，但要达此目的，须先从开民智着手，而开民智的入手法门在办学校，培养能担当起进行政治改良重任的人才。梁启超还认为，“在十八行省中，湖南人气最为可用，惟其守旧之坚，亦过于他省，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很显然，梁启超“期望时务学堂能够成为即将到来的变法运动的人才基地”。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对于时务学堂的办学宗旨，梁启超十分重视。在离沪入湘之前，梁启超曾与师友商讨如何实施的策略，并参考其师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做法，为时务学堂拟定了章程。莅临长沙后，对章程又作了修改，并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在《时务报》上正式公布，名为《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该学约共十章，其中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为“堂中每日功课”，经世、传教为“学成以后所当有事”，形式上是以个人的“内圣”功夫，来实现“外王”的目的，但所着重强调的是向西方学习。

梁启超在《立志》一章中，恂恂告诫说，要立“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若志在科第则请从学究以游，若志在衣食则请由市侩之道”；要有“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担当。

他在《经世》一章中说：“必深通六经制作之精意，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之经，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以图强之道，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天下所当有事。……今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

在《传教》一章中说：“今日设学之意，以宗法孔子为主义。……今宜取六经义理制度，微言大义，一一证以近事新理以发明之，然后孔子垂法万世，范围六合之真见。……他日诸生学成，尚当共矢宏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斯则学之究竟也。传教之功课在学成以后，然堂中所课一切，皆以昌明圣教为主义，则皆传教之功课也。”

从上引文献内容可知，梁启超对时务学堂诸生的要求是，探求“治天下之理”、“治天下之法”和“治今日天下所当有事”，以宗法孔子、昌明圣教为主义；他本人所期望的是，将时务学堂办成类似西方的“政治学院”，竭力传播西方的历史、政治、法律知识，以培养出一批通晓古今中外治理得失的进行政治改良的“政才”。“取六经义理制度，微言大义，一一证以近事新理以发明之”，达成“大同、太平”的维新理想，实际上就是乃师康有为以“托古”为名来推行维新改良的政治思想主张。在这里，梁启超已视时务学堂为其宣传个人政治主张的阵地，实现他自己和他老师康有为思想的实验园，将其办成一所培养维新骨干人才的“党校”。

关于此点，时务学堂头班学生唐才质回忆录中的一段话亦可为佐证，他说：

学堂的总理是熊希龄，他与教习梁启超研究教学宗旨，是以振兴政艺为大宗，而振兴政艺又以发明孔教嫡传为第一义，……本来总教习梁启超及分教习韩文举、欧榘甲、叶觉迈，皆康有为之门弟子，他們之所以阐扬师说，借此培养变法人才，是完全可理解的。

时人皮锡瑞先生在南学会问答时，也曾直接了当地指出了这一点：

时务学以振新政艺为大宗，振兴政艺以发明孔教嫡传为第一义。

对时务学堂的宗旨，若将代表湖南官府立场的表述与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所表达的意图相对照，可以发现其中的差异是很大的，官方与承办绅士之间存在着稳重与激进之别。据熊希龄言，梁启超初到长沙时，即将所定条目，包括“学规课程，应读何书，应习何学”，“送交各官各绅，互相传观，群以为可行”。湘抚陈宝箴后来也说：“上年创设时务学堂，兼讲中西之学，总教习所定章程，明通正大，刊刻传布，无人指以为非。”既然如此，我们无疑应该将《学约》看作是梁启超与湖南官绅们所达成的一种共识，也就是说湖南官绅同意了梁启超对时务学堂原定宗旨所进行的调整。这里所指的湖南官绅，自然也包括了后来对时务学堂反对最力的叶德辉等一干人。略感滑稽的是，叶德辉等在开始时竟未能察觉其中的“微言大义”，也许是被该《学约》形式上的继承传统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讲学遗风所迷惑了。

梁启超随后又将该《学约》细化，拟定了《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最后颁布的《湖南时务学堂开办大概章程》基本采纳了梁启超《学约》和《功课详细章程》的主张，将前述《招考示》中“必以中学为根本”的“中体西用”改为“学生所学，中西并重”，反映出梁启超和湖南维新志士试图冲破洋务派所秉持的“中体西用”藩篱的束缚，也充分反映了湖南官绅“对梁启超所定《学约》与《功课详细章程》的尊重”，更等于给梁启超等人颁发了一张在学堂中放胆鼓吹民权平等、变法维新思想的特别通行证。

综上所述，时务学堂的办学宗旨经历了为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培训其所需的技术人才、为湖南和朝廷培养实学人才到培养既有理想又有知识的维新人才的过程。梁启超因病离开时务学堂后，时务学堂的管理者又出台了一个《时务学堂更定章程》，但未有涉及更改时务学堂办学宗旨的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