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洞庭湖舵桿洲石台工程述略

清代洞庭湖舵桿洲石台工程述略

杨锡贵

洞庭湖舵桿洲在今湖南省南县最东面，离县城约五十公里，过去因“沙碛湾长，向为行旅泊舟之所”^［1］。清雍正九年（1731）曾奉旨在此始建石台，至乾隆元年（1736）完工。该工程早已不复存在，今虽有“康熙起、雍正修、乾隆完、舵杆洲”的歌谣流传，但已无人能知其详，有关传闻则讹误百端。本文主要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尚称完整的舵桿洲石台工程资料，试图进行较为完整的描述，以窥其历史原貌。

一、决策：从商民倡议到谕旨下达

洞庭湖舵桿洲修筑石台，从康熙年间开始倡议到雍正年间确定为奉旨特建工程，经历了商民倡议、生员具呈跟进、藩司随后禀请、督宪批示同意、最后天子下达上谕的过程。

发出倡议是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藩司宋详文曰：“洞庭一湖，绵亘数百里，惟湖之西有冷饭洲，湖之中有舵桿洲。每值洪水泛滥，风涛汹涌，行舟陡遇风发，苦无泊岸，樯摧楫折不知凡几，士民商贾视为畏途。故商民江永璲、张道源等欲将冷饭洲创石台，立庙竖桅，悬点天灯，更议造夹石山于湖中之舵桿洲。郡属生员徐昌彭等因乡试中阻大湖，见江永璲等有此美举，倾囊创址，是以具呈。吁请督宪衔序，以彰倡率。”奉批：委员勘估冷饭洲，修建石台基地，舵桿洲议造夹石山。^［2］时发此倡议的商民还有江南徽商雷正济、卢林贤，具呈禀请的生员还有常德府人张如栻、陆有容、孙述、陈恺、文锷、周宏开、杨清、陈虞绪。^［3］

雍正九年，于洞庭湖舵桿洲修筑石台一事被重新提起。雍正帝于是年正月二十一日（2月27日）谕云：“朕闻洞庭一湖，绵亘八百馀里，自岳州出湖，以君山为标准，一望杳渺，横无涯际。而舵桿洲居西湖之中，去湖之四岸或百馀里或二二百馀里，舟行至此，倘遇风涛（斗）［陡］作，无地停泊，亦无从拯救，多有倾覆之患。昔人曾经创议若于此处建筑石台，则狂风巨浪之中，商船有湾泊之所，实有裨益。祇以水中立基，工用浩繁，事不果行。朕以勤求民瘼为心，凡内外远近地方，疏濬修建工程，可以利济群生者，无不乐为兴举。况商贾行旅之往来，可以避风浪之险而登衽席之安，尤事之亟宜举行者。查营田水利衙门有存公银二十万两，着解送楚省，交与总督迈柱，会同巡抚赵宏恩，遴选贤能之员，相度估计，悉心经理，建筑石台，以为行舟避风停泊之所。务期修造坚固，垂诸永久，毋得草率塞责”^［4］。

由上可知，长期以来，洞庭湖行舟“多有倾覆之患”，必须有一个船只“避风停泊之所”早已成为朝野共识；过去虽有人创议，但因“水中立基，工用浩繁”而作罢；修筑石台正可以使船舶“避风浪之险而登衽席之安”，是属于“利济群生”的工程，亟宜举行。之所以选择在舵桿洲建立石台，盖缘该洲接滇、黔、两粤帆樯之上下，冬春之间，商船络绎经过时，往往在此湾泊。而夏秋水涨之际，一片汪洋之中，无地停舟，惟舵桿洲“水势较浅，可以略为棲息。奈此洲隐在水中，上无标准，行舟远望，莫识其处，无从趋避”，故“拟于舵桿洲垒石成山，来往商船知所向止”^［5］。

二、修筑：从制定方案到施工建设

1．修筑方案的确定与调整

在常郡生员发出禀请之前的康熙五十八年（1719），江南徽商汪敬和曾“倾囊创始，募众图成。旋因力不能继，仅立木栅一线”^［6］。此应视为舵桿洲石台工程的前身。

在藩司所奉督宪批示中，议定舵桿洲所造夹石山“长八十一丈，横四十九丈，高十丈，以方石砌脚，上填乱石，四周裁松树千株，中留十丈宽一小港，长八十一丈，与夹石山等，以避风浪，约计万金”^［7］。这是关于修筑舵桿洲石台工程的最早方案。

前述雍正上谕明确了修筑舵桿洲石台工程的资金来源和主管官员，并对该工程的修筑提出了“相度估计，悉心经理”，“务期修造坚固，垂诸永久”的原则性要求，但没有指示具体的修筑方案。时任湖广总督迈柱、湖南巡抚赵宏恩奉旨后，初议“建南北石堤二条，各高六丈，每块石厚一尺，计六十层，长九十六丈，东西两码头各宽三十丈，中心宽二十丈，中填土，上建造庙宇，祀奉诸神与碑亭”，并选定衡永郴桂道许登瀛1总理其事，^［8］获得朝廷批准。

于万顷洪波之中、淤泥浮沙之上建筑石台，原无成式可仿，临时兴筑，又无根脚可凭，原有方案与实际情况不符之处自是难免，不得不进行调整。工程增减问题主要涉及石台高度、石堤加固和庙宇建设三个方面，“原议石台砌高六丈未免太高，且水势至大年份不过三丈有零，今改筑四十层，连水底流栅有五丈，可无涵浸之虑。又南北两堤各长九十六丈，宽二十丈，中实以土，毫无牵制，恐年深雨积，土涨堤松，今于堤之中心四十丈，东西增砌横堤二条，又增砌月台三十三层，石墩四个，方石台三个，堤外填土拥护。其应建庙宇议于堤之中心填土三丈五尺，建立其上，并改换铁瓦，以资巩固”^［9］。

2．工程修筑经过

“舵杆一洲，原系有名无形，湖底均属淤泥，无处可立根脚，是以初议悉用梅花樁木，嗣复改用松木流栅。”^［10］其具体砌筑之法：水底用木樁流栅打成基脚，出水面后砌以石条，从水底基脚计算，共四十层，高五丈。于两堤中心四十丈填土三丈五尺，庙宇建立其上，周围有石十层，庙宇尽盖铁瓦。南北两堤各长九十六丈，宽二十丈，中实以土。于堤之中心四十丈，东西增砌横堤二条，牵制南北二堤，连成一片；南北二堤砌石四十层，于南堤外中四十丈增砌三十三层月台拥护，又增砌石墩四个，两个拥护于外，两个牵制在土内，堤外中四十丈增砌方石台三个拥护于外，堤外又填以土拥护。^［11］建成后的石台，“周围二百五十七丈二尺，袤九十六丈，高六丈，址广三十丈，顶二十丈”^［12］。整个石台工程费用，据许登瀛等禀称，最后共“节省帑银二万九千馀两”^［13］，而朝廷预算为20万两，则共用过银约17．1万两。

舵桿洲在洞庭湖之中央，“距人烟住居之处，四面俱百有馀里”^［14］，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于此建筑石台，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许登瀛以铁腕来组织施工：工程建设所需夫役，由环湖各县穷民派充，俱住宿、炊煮于盖有竹篷的木筏之上，遇有无法施工的阴雨天气，在工夫匠均不准告假归家。所需舵工水手，从各处拘拿，责令常川撑驾运石，如有告退，即行重处，更严限时日，不容稍宽。撑驾运送土方的船户，俱系拘拿，倘遇风雨耽延，水手等日用俱系自行赔垫。在工夫匠因病告假，每给假一日，即短发工价两三日，虽至病笃亦不准归家，死则抬埋于眉毛洲，如有因病透支柴米、工价，强令顶替之工匠认还。民工饮食所需稻米，派令各州县买备，拘拿民船，不给运价，勒送工所；酒饭铺开设者，均系许登瀛亲戚子弟。工程运送石料所需船只，俱系发价各州县转令民间置造，共造过船三百馀只；运送土方的船只，俱拘拿民船、渔船装载。工程所需应用石料，设厂开采；工用土方，悉取于舵杆洲南面之眉毛洲；所需竹木，则至益阳等处选择，遇即封禁，给以微价，硬行砍伐。^［15］许登瀛的这些做法，日后被指为“渔利贪功，草菅民命”，并因此丢掉了性命。

三、争议：从永留岁修到停止岁修

洞庭湖舵桿洲石台工程存在着先天不足。时任户部尚书署理湖广总督史贻直、湖南巡抚高其倬指出：“建筑石台于洪波万顷之中，立基于泥沙之上，无论风浪冲击坍塌堪虞，即日渐雨淋水浸，或不无土性内陷、石堤外裂之事。目前工程虽已告竣，恐年深月久，终难保其永远坚固”，并有“此项工程终属无益”^［16］之语。

石台既难保永固，如何维护就成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乾隆帝要求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奏。兵部认为“全在该管各官不时查勘，有坍塌即行修葺，方可垂之永久。今舵桿洲工程将来应如何酌定岁加修葺之处”，建议该督抚另议具奏。^［17］史、高二人遂提出了善后五策：“台之北面，宜增筑护堤，以缓水势也”；“存剩帑银宜交商生息，以资岁修也”；“岁修石料宜预为贮备，以免临事问童也”；“每年岁修宜责成专员经营，并立劝惩之法，以示鼓励也”；“舵桿洲等处宜添设救生船只，以济往来行旅也”，费用于司库公项内动支给发。所需费用，增筑护堤可动用存剩银两，贮备石料可动用生息银两，管理专员往来办公、救生船只添设之费均于司库公项内动支给发。^［18］乾隆表示同意。

但这并未能封住对该工程的责难，内阁学士吴金就认为该工程实为虚设无益、枉縻国帑，乾隆遂命湖广总督镇国将军宗室德沛予以查明。德沛接获谕旨后，悉心谘访，委员确勘，于乾隆三年四月初八日（1738年5月26日）具奏称：“舵桿洲石台之建，毫无益于行舟”，且“兴工迄今数载，闾阎之扰累，不可胜言”，表达了对史、高、吴三人批评性意见的强力支持，请求“特颁谕旨，永停无益之工，俾免蒸黎之苦”^［19］。

面对责难，乾隆帝只得命大学士等密议具奏。大学士们密奏的意见如何，不得而知。但争论显然还在继续。乾隆六年八月二十七日（1741年10月6日），湖北布政使严瑞龙自京城回武昌，带回口传上谕：“舵桿洲如果无益，着总督那苏图具折奏前来”。时任刑部尚书署理湖广总督那苏图得此口谕后，亲抵长沙，备核卷案，遍加察访来往商民后，于九月十三日（10月22日）具奏密陈：“舵桿洲之建，并非无益”，因为“此台不但可为标准，抑且尚可避风。况台脚浮沙委积，东南现有淤埂一道，状似月芽，宽计数尺，亘长半里有馀，从此日积月累，高壅成洲，利济行旅，其功甚钜”。“其所云无益者，实非商民之公论，乃该地方官员办理艰难，遂生浮议也”，因为该石台坐落湖中，台上建有庙宇、塘房等项，上下布置，以饰观瞻，是以岁需修葺，而接办岁修之员“装运物料，冒涉于洪波巨浪之中，骇目惊心，时虞覆溺。其所需夫匠，若厚给工匠，则报销溢额，身受浮冒之谴。如驱民力作，则谤声腾沸，又罹苛派之咎。遂倡为异说，以为此台无益，欲图废弃，以免岁修耳。”在查清楚原因后，那苏图认为：“此台断不应废弃……亦无庸逐年修整，以致费帑劳民”，不仅仅是因为系奉旨特建工程，“即仅存台基一座，亦可利益舟行”，“现在巍台屹立，虽听其自然，数年之内亦断不致倾圮。俟淤沙日渐壅积，倘成巨洲，则其利济自可垂诸久远”；至“其馀粉饰壮观之处，原属虚设，所有岁修事宜，尽可停止”。乾隆帝御批“所奏俱悉，告之孙嘉淦，令其知此意可耳。”^［20］默认了那苏图的处理意见。

湖广总督孙嘉淦奉命进京，又将那苏图折及朱批抄送新任湖广总督阿尔赛；^［21］署理湖南巡抚印务吏部左侍郎蒋溥也接到了查明该工程情况的谕旨。该督、抚在武昌会面时，均曾表示需“亲赴该洲，详加体察，方能定夺”^［22］。乾隆八年（1743年）九月阿尔赛巡视湖南，于十一月初一日（12月16日）由长沙起程回岳州时，一路顺道赴舵桿洲查勘。蒋溥亦陪同阅看堤工，于十一月初七日（12月22日）舟次舵杆洲，阅看情形，即舟宿台下，次日复加细查勘，同时听取了洞庭湖水师副将王元浩、岳常江澧道仓德的汇报。^［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