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潮宗街粮食加工及其他 何国斌/口述 杨锡贵/整理 2014年4月,经开福区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的协助,联系到了从小在潮宗街生活,后来又长期在设在该街的粮食加工企业工作的何国斌先生。笔者去采访时,已76岁高龄的何老精神爠烁,记忆十分清晰,口齿特别清楚,声音宏亮,思维亦很严密,对我们在采访提纲中提到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我们的访谈一次是在何老住宅,一次是在万达广场的花坛。以下记叙和整理均经何老斧正。 我与粮食加工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 问:何老,您先和我说说您的简要经历吧。 我的老家在望城靖港区的格塘,1947年,父亲带着全家来长沙谋生,租住高升巷,在那里开了个豆腐作坊。来长沙时我11岁,在家帮忙做些家务,如捡菜叶、拾柴、推磨子等。13岁时,在潮宗街小学读了半年书。 因房租比较贵,加上豆腐生意不好,石英园的活源桥那边有亲戚,父亲在那边搭了三间房,我们全家就搬过去在那里住下来了。我就在潮宗门(又名草潮门)箩码头上找些临时性的活干,赚点钱。一般是早上去帮人推装河水的车,稍晏一点去帮人推板车,约一年后又去西园北里的正德小学读了一年书。 问:您的意思是读了一年书后就冒读了?那您做些什么? 去推板车赚钱。1953年伍家岭修一仓库,我在那里拖过鹅卵石;修大托铺机场时,又去那里拖土,工地上人山人海,热火朝天。1954~1955年,我自己拖野板车帮人家送货,如送米、桔子、煤之类,同时又在草潮门的米厂兼做临时工,所以那里的米厂我都很熟悉。 1956年公私合营,当时我正在仁德米厂,该厂合并到长沙市公私合营第二大米厂,潮宗街的米厂当时都合进来了,我就成了固定的正式职工。 问:您为什么能留下来呢? 米厂做事是个力气活,两百斤一包的大米能自己上肩,或别人帮你上肩,就算符合条件。我之前在这些米厂已经做过较长一段时间,大家觉得我年轻,又有力气,做事认真负责,自然就留下来了。 做了一段时间下力气的活后,慢慢地也熟悉了看筛子、看米车、搞综合利用等技术活,就改做技术活,被提为技术员。当时搞老糠综合利用,加工生产活性炭。因为表现出色,1960~1962年连续三年都被评为长沙市劳动模范,当时共有36名劳模,我们这些劳模的大幅照片挂到了工人文化宫(现在的二宫)、五一广场等地的宣传橱窗。 问:现在想起来应该还有一种自豪感吧? 那是。1963~1966年,全国城乡开展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此期间,我被抽调到农村搞社教工作,先后进驻靖港区新康公社新塘大队、平塘区九江公社五星大队、郊区(岳麓山那边)茶子山大队、樃梨大元大队等地。这时,文革已经开始了,长沙八一九事件发生后,社教结束,我回到了原单位。 问:您回原单位后是当领导吗?当时正值文革造反高潮期间,您所在的单位也搞文革了吧? 我回原单位后,开始是协助抓生产,没担任什么职务。当时上面要求成立群众组织,我们单位的党员和一些群众就成立了红星纵队,是被称为保守派的群众组织,我是该组织的头头。单位当时已经有两个造反派组织,一个工人联合造反纵队(简称“工联”),人数较多;另一个是外面进来的,叫湘江风雷,箩码头的人为主,这一派在我们单位的人不多。 问:这个时期是武斗最为严重的时期,您没有挨过打吧? 挨过一次。那时外面确实很乱,我平时尤其是晚上基本不出去,呆在家里休息。1968年农历八月,我生日的前一天晚上约8点钟,厂里来了两个人,一个姓陶,一个姓艾,说是厂革委会有事,要我去一趟。我猜想,这么晚了叫我去,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因正是秋凉时季,我有意多穿了点衣服,和家里打了招呼后,就跟着他们去了。 到了办公室后,开始谈话,主要问我要两样东西。一是要所谓的整他们的黑材料。我说:“你们的情况我不了解,我那时没在厂里,搞社教去了,我没有什么黑材料给你们。”二是要枪支。当时厂里有十几支枪,是给民兵用的。这些情况我知道,但不能告诉他们,所以我也说“不知道”。他们很不高兴,很生气,准备给我一点颜色看看,但不敢在厂里打人,因为我和厂里群众的关系很好。他们往外面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就来了一辆汽车和几个人,矇上我的眼睛,把我推上车。汽车转来转去的,然后停下来了,也不知道到了哪里。我竖起耳朵听,听见有洗碗的声音,判断应该是食堂之类的地方。到了那里后,他们厉声质问:“你讲还是不讲?不讲就打死你,然后把你丢进河里,鬼都不知道。”我那时年轻气盛,不怕邪,就说:“要打就打吧,没什么跟你们讲的。”他们就拿起宽皮带使劲往我身上抽,上衣口袋里的钢笔都被他们打成了四五截。我告诉他们:“你们打只管打,我出来的时候,我爱人知道是谁喊我出来的,冤有头,债有主,我爱人会找他们的。”可能是这句话起了作用,他们就没打了,说“我们走”。把我从那里带到另一个地方,警告说:“不准回头看”,然后解下了朦着我眼睛的毛巾,迅速地跑开了。等他们走后,我睁开眼睛一看,我站的地方就是草潮门的雷家园,不远处就是西区搬运站的食堂,估计那里就是他们打我的地方。 我忍着疼痛,回到了厂里。厂里的同志知道我被打了,都过来慰问,帮我清洗敷药,我现在都还心存感激。这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开玩笑说:“三十岁生日,好生吃了一顿皮鞭子炒肉。” 问:看来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确实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后来呢?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上面要求两派联合,我被结合进厂领导班子,当革委会副主任,是排名第八的副主任,但挨批时就成了第一副主任。后来做了单位的第一把手。我当领导后,那两个人担心我找他们的麻烦,我没和他们的计较。1986年,我被调到粮食局的工业科工作。两年后,调去建五一路的粮茂大厦。1991年始,主要负责粮茂大厦的管理。最后从那里退休。 建国前潮宗街大米加工并不十分兴旺 问:您一生的工作,除去大约三年时间没有在粮食部门,其余时间都在与粮食工作打交道。据我所知,潮宗街的米业曾一度十分兴旺,是这样的吗? 在我的记忆中,1949年以前,潮宗街虽号称“长沙的米街”,但并不十分兴旺。米厂一般是开工做几天,又休息几天,有点三打鱼两天晒网的味道。门市上也不是很兴旺,一些大的米店也不是要很多的米。 过去有16家是从事大米加工的,这些老板并不是特别富裕,有的是与人合伙经营,大多是“半路出家”改行来做的。公私合营时,约有20~30%的人并无财产,但也被划为资本家,当时只要是参股经营的都被划为资本家,有的学徒也因此成了资本家。当然,也有的比较富裕,请有保姆,有专门的黄包车夫。 问:老板们如何经营管理呢? “借鸡生蛋”是他们的主要经营之道。在粮食紧缺的荒年,那些需要购买粮食的人得先付款;遇上丰年,粮食不好卖,在谷米卖完后老板们才把钱给农民。这样,老板们两头都不吃亏。 管理方面,老板们主要依靠两类人,一是跑外河的,一是进行内部管理的。比较有实力的老板一般请有3~5名库房管理人员,他们能说会道又深受老板信任,带着收购资金跑外河,在靖港、沅江、南县、华容、湘阴临茈口等产粮区坐庄,负责粮食的收购。内部管理的叫神木师傅(或工头),一般是2个人。收购的粮食到长沙后,他们负责联系箩码头的头头,告诉他有多少粮谷,由他带人搬运下船。正式起运时,一起到河边的船上看谷,用斛桶计量,打探子,由神木师傅进行监督。神木师傅的另一职责是临时请人来厂里做事,安排人对粮食进行加工,人员的出出进进都归他管。 问:那时的稻谷是用什么工具进行加工? 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加工稻谷,既有使用机器的,也有用传统的加工方法。传统加工大米的方法,一是使用对窝子即石臼来舂米,还有一种是用牛拉的碾子,一种利用畜力来将稻谷去壳加工成大米的方法。机器大米厂的兴起大概是在民国时期,从无锡、广州、上海那边购买来的机器。有的人不喜欢吃机器加工出来的大米,所以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并存。 问:这些在米厂做工者的报酬怎么计算? 工钱是发米,用米计算。普通师傅每月不到1石米,特别熟练的师傅每月可以得到2~3石米。 1953-1958年潮宗街粮食加工最为热闹兴旺 问:在您的印象中,潮宗街米市什么时候最为兴旺?后来又为什么衰落了? 1949年前后,因军事需要,当时这些厂子承接了部分军粮加工,后来国民党军队走了,粮食没带走,老板们发了一笔意外之财。而1953~1958年是最为热闹兴旺的时候。朝鲜战争暴发后,需要供应抗美援朝志愿军粮食;朝鲜停战后,需要还清因战争所欠下的苏联债务,加工输苏米。当时大米厂的加工任务很重,基本上是开满车,两班倒,日夜加工。1959年后,调整粮食布局,湖南省粮食厅要求各地自己就地加工,以减少成本,方便当地群众。长沙的大米加工厂往产粮区迁,沅江赤山、岳阳城陵矶、南县等地都有长沙迁去的米厂。 记忆中的粮食加工企业 问:当时的那些粮食加工企业您还能回忆起来吗? 说个大概没问题。当时潮宗街南北两侧的大米加工厂是很多的,由西往东,从进口算起,北侧主要有联丰(老板姓王)、裕仁、建成(老板姓李)米厂;南侧有志城(陈姓老板所开)、农业(王谦逊所开)、红茂(涂姓老板开,房子还在,由他儿子住着)、协成(李姓老板所开)、明德、仁德(是陈永林、屈先正两人合伙开的,我曾那里做过事)、利仁(衡山人彭惜坤所开,彭建国后任过长沙市工商联副主席,他去市工商联后,米厂由罗芳林负责)、友余(王友诚所开,王和他儿子都是大胖子)、益华(湘阴人任益凡开,任弼时家族的)、长沙(公私合营前已垮)、何记(老式米厂,用对窝子、碓子加工)、裕仁(老板姓柳,是长沙县东乡人)米厂。有一个面粉加工企业,叫申湘面粉厂,在潮宗街的北侧,育婴堂开的,慈善机构所办的企业。
上一篇:平定吴三桂军的长沙决战下一篇:清代洞庭湖舵桿洲石台工程述略
相关分类
GMT+8, 2024-9-8 07:55 , Processed in 0.094564 second(s), 24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