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潮宗街粮食加工及其他

我所知道的潮宗街粮食加工及其他

何国斌/口述 杨锡贵/整理

2014年4月，经开福区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的协助，联系到了从小在潮宗街生活，后来又长期在设在该街的粮食加工企业工作的何国斌先生。笔者去采访时，已76岁高龄的何老精神爠烁，记忆十分清晰，口齿特别清楚，声音宏亮，思维亦很严密，对我们在采访提纲中提到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我们的访谈一次是在何老住宅，一次是在万达广场的花坛。以下记叙和整理均经何老斧正。

我与粮食加工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

问：何老，您先和我说说您的简要经历吧。

我的老家在望城靖港区的格塘，1947年，父亲带着全家来长沙谋生，租住高升巷，在那里开了个豆腐作坊。来长沙时我11岁，在家帮忙做些家务，如捡菜叶、拾柴、推磨子等。13岁时，在潮宗街小学读了半年书。

因房租比较贵，加上豆腐生意不好，石英园的活源桥那边有亲戚，父亲在那边搭了三间房，我们全家就搬过去在那里住下来了。我就在潮宗门（又名草潮门）箩码头上找些临时性的活干，赚点钱。一般是早上去帮人推装河水的车，稍晏一点去帮人推板车，约一年后又去西园北里的正德小学读了一年书。

问：您的意思是读了一年书后就冒读了？那您做些什么？

去推板车赚钱。1953年伍家岭修一仓库，我在那里拖过鹅卵石；修大托铺机场时，又去那里拖土，工地上人山人海，热火朝天。1954～1955年，我自己拖野板车帮人家送货，如送米、桔子、煤之类，同时又在草潮门的米厂兼做临时工，所以那里的米厂我都很熟悉。

1956年公私合营，当时我正在仁德米厂，该厂合并到长沙市公私合营第二大米厂，潮宗街的米厂当时都合进来了，我就成了固定的正式职工。

问：您为什么能留下来呢？

米厂做事是个力气活，两百斤一包的大米能自己上肩，或别人帮你上肩，就算符合条件。我之前在这些米厂已经做过较长一段时间，大家觉得我年轻，又有力气，做事认真负责，自然就留下来了。

做了一段时间下力气的活后，慢慢地也熟悉了看筛子、看米车、搞综合利用等技术活，就改做技术活，被提为技术员。当时搞老糠综合利用，加工生产活性炭。因为表现出色，1960～1962年连续三年都被评为长沙市劳动模范，当时共有36名劳模，我们这些劳模的大幅照片挂到了工人文化宫（现在的二宫）、五一广场等地的宣传橱窗。

问：现在想起来应该还有一种自豪感吧？

那是。1963～1966年，全国城乡开展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此期间，我被抽调到农村搞社教工作，先后进驻靖港区新康公社新塘大队、平塘区九江公社五星大队、郊区（岳麓山那边）茶子山大队、樃梨大元大队等地。这时，文革已经开始了，长沙八一九事件发生后，社教结束，我回到了原单位。

问：您回原单位后是当领导吗？当时正值文革造反高潮期间，您所在的单位也搞文革了吧？

我回原单位后，开始是协助抓生产，没担任什么职务。当时上面要求成立群众组织，我们单位的党员和一些群众就成立了红星纵队，是被称为保守派的群众组织，我是该组织的头头。单位当时已经有两个造反派组织，一个工人联合造反纵队（简称“工联”），人数较多；另一个是外面进来的，叫湘江风雷，箩码头的人为主，这一派在我们单位的人不多。

问：这个时期是武斗最为严重的时期，您没有挨过打吧？

挨过一次。那时外面确实很乱，我平时尤其是晚上基本不出去，呆在家里休息。1968年农历八月，我生日的前一天晚上约8点钟，厂里来了两个人，一个姓陶，一个姓艾，说是厂革委会有事，要我去一趟。我猜想，这么晚了叫我去，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因正是秋凉时季，我有意多穿了点衣服，和家里打了招呼后，就跟着他们去了。

到了办公室后，开始谈话，主要问我要两样东西。一是要所谓的整他们的黑材料。我说：“你们的情况我不了解，我那时没在厂里，搞社教去了，我没有什么黑材料给你们。”二是要枪支。当时厂里有十几支枪，是给民兵用的。这些情况我知道，但不能告诉他们，所以我也说“不知道”。他们很不高兴，很生气，准备给我一点颜色看看，但不敢在厂里打人，因为我和厂里群众的关系很好。他们往外面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就来了一辆汽车和几个人，矇上我的眼睛，把我推上车。汽车转来转去的，然后停下来了，也不知道到了哪里。我竖起耳朵听，听见有洗碗的声音，判断应该是食堂之类的地方。到了那里后，他们厉声质问：“你讲还是不讲？不讲就打死你，然后把你丢进河里，鬼都不知道。”我那时年轻气盛，不怕邪，就说：“要打就打吧，没什么跟你们讲的。”他们就拿起宽皮带使劲往我身上抽，上衣口袋里的钢笔都被他们打成了四五截。我告诉他们：“你们打只管打，我出来的时候，我爱人知道是谁喊我出来的，冤有头，债有主，我爱人会找他们的。”可能是这句话起了作用，他们就没打了，说“我们走”。把我从那里带到另一个地方，警告说：“不准回头看”，然后解下了朦着我眼睛的毛巾，迅速地跑开了。等他们走后，我睁开眼睛一看，我站的地方就是草潮门的雷家园，不远处就是西区搬运站的食堂，估计那里就是他们打我的地方。

我忍着疼痛，回到了厂里。厂里的同志知道我被打了，都过来慰问，帮我清洗敷药，我现在都还心存感激。这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开玩笑说：“三十岁生日，好生吃了一顿皮鞭子炒肉。”

问：看来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确实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后来呢？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上面要求两派联合，我被结合进厂领导班子，当革委会副主任，是排名第八的副主任，但挨批时就成了第一副主任。后来做了单位的第一把手。我当领导后，那两个人担心我找他们的麻烦，我没和他们的计较。1986年，我被调到粮食局的工业科工作。两年后，调去建五一路的粮茂大厦。1991年始，主要负责粮茂大厦的管理。最后从那里退休。

建国前潮宗街大米加工并不十分兴旺

问：您一生的工作，除去大约三年时间没有在粮食部门，其余时间都在与粮食工作打交道。据我所知，潮宗街的米业曾一度十分兴旺，是这样的吗？

在我的记忆中，1949年以前，潮宗街虽号称“长沙的米街”，但并不十分兴旺。米厂一般是开工做几天，又休息几天，有点三打鱼两天晒网的味道。门市上也不是很兴旺，一些大的米店也不是要很多的米。

过去有16家是从事大米加工的，这些老板并不是特别富裕，有的是与人合伙经营，大多是“半路出家”改行来做的。公私合营时，约有20～30%的人并无财产，但也被划为资本家，当时只要是参股经营的都被划为资本家，有的学徒也因此成了资本家。当然，也有的比较富裕，请有保姆，有专门的黄包车夫。

问：老板们如何经营管理呢？

“借鸡生蛋”是他们的主要经营之道。在粮食紧缺的荒年，那些需要购买粮食的人得先付款；遇上丰年，粮食不好卖，在谷米卖完后老板们才把钱给农民。这样，老板们两头都不吃亏。

管理方面，老板们主要依靠两类人，一是跑外河的，一是进行内部管理的。比较有实力的老板一般请有3~5名库房管理人员，他们能说会道又深受老板信任，带着收购资金跑外河，在靖港、沅江、南县、华容、湘阴临茈口等产粮区坐庄，负责粮食的收购。内部管理的叫神木师傅（或工头），一般是2个人。收购的粮食到长沙后，他们负责联系箩码头的头头，告诉他有多少粮谷，由他带人搬运下船。正式起运时，一起到河边的船上看谷，用斛桶计量，打探子，由神木师傅进行监督。神木师傅的另一职责是临时请人来厂里做事，安排人对粮食进行加工，人员的出出进进都归他管。

问：那时的稻谷是用什么工具进行加工？

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加工稻谷，既有使用机器的，也有用传统的加工方法。传统加工大米的方法，一是使用对窝子即石臼来舂米，还有一种是用牛拉的碾子，一种利用畜力来将稻谷去壳加工成大米的方法。机器大米厂的兴起大概是在民国时期，从无锡、广州、上海那边购买来的机器。有的人不喜欢吃机器加工出来的大米，所以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并存。

问：这些在米厂做工者的报酬怎么计算？

工钱是发米，用米计算。普通师傅每月不到1石米，特别熟练的师傅每月可以得到2~3石米。

1953-1958年潮宗街粮食加工最为热闹兴旺

问：在您的印象中，潮宗街米市什么时候最为兴旺？后来又为什么衰落了？

1949年前后，因军事需要，当时这些厂子承接了部分军粮加工，后来国民党军队走了，粮食没带走，老板们发了一笔意外之财。而1953~1958年是最为热闹兴旺的时候。朝鲜战争暴发后，需要供应抗美援朝志愿军粮食；朝鲜停战后，需要还清因战争所欠下的苏联债务，加工输苏米。当时大米厂的加工任务很重，基本上是开满车，两班倒，日夜加工。1959年后，调整粮食布局，湖南省粮食厅要求各地自己就地加工，以减少成本，方便当地群众。长沙的大米加工厂往产粮区迁，沅江赤山、岳阳城陵矶、南县等地都有长沙迁去的米厂。

记忆中的粮食加工企业

问：当时的那些粮食加工企业您还能回忆起来吗？

说个大概没问题。当时潮宗街南北两侧的大米加工厂是很多的，由西往东，从进口算起，北侧主要有联丰（老板姓王）、裕仁、建成（老板姓李）米厂；南侧有志城（陈姓老板所开）、农业（王谦逊所开）、红茂（涂姓老板开，房子还在，由他儿子住着）、协成（李姓老板所开）、明德、仁德（是陈永林、屈先正两人合伙开的，我曾那里做过事）、利仁（衡山人彭惜坤所开，彭建国后任过长沙市工商联副主席，他去市工商联后，米厂由罗芳林负责）、友余（王友诚所开，王和他儿子都是大胖子）、益华（湘阴人任益凡开，任弼时家族的）、长沙（公私合营前已垮）、何记（老式米厂，用对窝子、碓子加工）、裕仁（老板姓柳，是长沙县东乡人）米厂。有一个面粉加工企业，叫申湘面粉厂，在潮宗街的北侧，育婴堂开的，慈善机构所办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