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外交的面子

中国人都特别爱面子，统治亿万兆百姓的清朝君臣就更不用说了。在对外交往中，落后腐朽的大清帝国失败和屈辱不断，可谓颜面扫地。为了挽回面子，就只有将鲁迅先生所描绘的阿Q式招数发挥到淋漓尽致了。

妄自尊大，自我陶醉

当清王朝的巨厦处在风雨飘摇之际，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侵略欲望与日俱增，强烈要求叩开中华帝国的大门。而清朝统治者却仍将对外贸易视为给对方的一种恩赐。乾隆皇帝致英国女王的信中说，天朝在澳门开设洋行是朕对你们的“加恩体恤”，因为茶叶、磁器、丝觔等对你们国家来说必不可少。嘉庆皇帝给英王的信中也说，天朝不以远方货物为珍宝，朕不认为你们国家的“奇巧之器”有什么珍贵奇异之处。道光皇帝在给大臣的谕旨中也认为“外洋与内地通商，本系天朝体恤”。

凡与西方有关的人、物、事，一律鄙视为“夷”。如“夷妇”、“夷酋”、“夷人”（英国人则说是“英吉利夷人”），甚至“夷鬼”等。这种带有侮辱和歧视意味的称呼，因为西方人反对，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惨败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在公开文书中将“夷”字改作“洋”字。并因自以为文明程度高于“夷狄”，还曾作出过外人不许与官府打交道、不许外人乘轿等规定，免得失了“天朝”的体面，抬高了洋人的身份。

鸦片战争爆发后，当英国军队打到天津北河口外时，道光皇帝竟然将敌人对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活动的指控当作是要求“申冤”，所提出的侵略要求当作是“乞恩”，并随之将主剿政策改变为主抚政策，最妙的是在谕旨中居然给英军直接下起命令来：“该统帅懿律等，着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在另一份奏折的朱批中，不无豪迈而得意地写道：“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雄师耶？”自以为得计而意气张扬的神态表露无遗。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咸丰帝也是自信满满。当英国步步进逼，从广州打到了北京城外的通州时，咸丰还在那摆出“天朝上国”气派：“逆夷犹敢逞凶，带领夷兵，逼进通州，称欲带兵入见，朕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对天下？”“如尚执迷不悟，灭理横行，我将士民团等，惟有尽力歼除，誓必全殄丑类，其毋后悔。”明明是兵临北京城下，却谓之“称欲带兵入见”；明明是首都即将沦陷，仍号称“誓必全殄丑类”。自信若此，叹为观止。

无视事实，自我吹嘘

1793年，当由英国女王派出的以乔治•马戛尔尼为特使的代表团抵达中国时，一开始译员就把特使以平等身份和口气说的话，想办法译成是下级对上级所使用的最卑恭的词句，英方信函说英王为了“增进两国之邦交，扩充两国人民之商业……”，两广总督则称英王命马戛尔尼前来，“带有贵重贡物进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慕顺之心”；拜会和坤时，和中堂大人在谈话和态度中极力表示出他对英国公使的任何礼貌都出自他的恩赐优待；官员们擅自在英使乘坐的船上悬挂“英国特使进贡”的旗帜。这样，英使就被塑造成了贡使，自然应该按属国臣民参拜宗主国皇帝的大礼——三跪九叩了。

负责招待英使的大臣极力言说叩头之礼不可免，并跪在地上，作叩头之状，一定要马戛尔尼学习。马戛尔尼断然加以拒绝，并表示如果硬要行那种礼节，也请贵国派一位同他地位身份相等的大员穿着朝服在英王像前行叩头礼，接待官员这才不得不依马戛尔尼用拜见英王的礼节——单膝跪地参拜乾隆皇帝了事。中国官方文书记载此事，含糊地说成“一遵天朝法度”，似乎马戛尔尼行了叩头礼。到了文人的笔下，就有“一到殿廷齐膝地，天朝能使万心降”的诗句，简直认定马戛尔尼行了叩头礼。

随后，在参观承德避暑山庄时，马戛尔尼曾想让自己所带的卫队操演欧洲新式武器，而陪同的大臣听后漠然答道：“这种军器操法，谅也没有什么稀奇，看亦可，不看亦可。”对于外国送上门来的先进武器看都不屑一看，妄自尊大、自我陶醉得令人不可思议。

愚昧无知，上下欺蒙

在谒见礼节的问题上，嘉庆皇帝时发生过更为荒唐可笑的一幕。马戛尔尼关于商业的谈判一无所获，英国政府于1816年第二次派出以阿美士德为特使的代表团来华，再次想敲开中国封闭的城堡，开展正常的商业贸易，以牟取高额利润。

嘉庆皇帝接见阿美士德的日期定在农历七月初七日。前往天津迎接的大臣便教导英使如何行跪拜之礼，阿美士德坚决拒绝。当英使赶至圆明园时，迎候在那里的清朝官员催促他立即谒见皇帝，满以为这位特使在极度疲劳之余，以及在被迫仓皇觐见的激动下，是一定会听从一切的。阿美士德却没有他们想像的那么草包，以长途跋涉疲劳，礼服、国书未到，拒绝前往。清吏再三催促，甚至到了动手拖拉的程度。阿美士德事后才知道，中国大臣们曾向皇上保证觐见必可如仪完成。见阿美士德坚决不肯听从，急得团团转的官员们最后只得谎报英使突然发病，不能如期谒见。不知实情的皇帝传旨赏医调治，并命副使入见。大臣们只得回奏副使也病了。英使竟敢如此无视、侮辱“天下共主”，大怒的嘉庆帝下令驱逐其出京归国。

嘉庆皇帝对阿美士德不肯行三跪九叩大礼，一直耿耿于怀。大臣孙某竭力劝慰，说夷人不能行中国礼已经由来已久，在广东的“夷目”从巡抚那里拜领大皇帝赏赐时，也是“弓身俯伏”，其实那就是“夷礼之免冠顿首”，他们在广东那么恭顺，怎么敢对大皇帝骄横呢？并说英国之富都是由于经营中国的茶叶所致，如果我国禁止对它的茶叶供应，立即就会变穷；如果他们“归心恪顺，不必责以中国仪文”。嘉庆听了之后，觉得大清朝胜于英国上十百倍，顿时龙颜大悦，也就不再计较了。

搞小动作，“羞辱”对手

鸦片战争，清政府糊里糊涂的遭到了失败，并接受侵略者割地、赔款等全部条件。

威风扫地、颜面尽失清朝的官吏们又想出了哪些奇招妙计来化解自己丧权辱国的难堪呢？会谈的地点被故意安排在货栈，似乎那种不堪的环境就能使英国人受到屈辱；会谈时，中国官吏们故意穿着朴素的衣服，以此显示他们对谈判对手的一种蔑视；对那些屈辱的条款，均冠以“大皇帝恩准”之类的字样，似乎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只是漫不经心地赏赐了“蛮夷”若干好处。通过这些做法，清朝官员似乎觉得就已经挽回或至少部分地挽回了战争失败和割地、赔款所带来的耻辱。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人的势力日益扩大。官员们已经无可奈何，只能听任外夷来往贸易；各国有夷馆、夷楼、夷妇，生有子女；夷鬼一二年或半年更换领事。私下里发发牢骚，骂一通“夷鬼”，以此减少点心头之恨，这就是大多数清朝官员们的反应。官员们窃以为喜的是，夷人领事初到时，要求见将军、督抚，如果是正使，则行平行礼；如果是小头目，则仅行宾主之礼。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夷人并不经常进城来，督抚、将军也从不去回拜。鬼子们是不懂礼仪的，更不知道挑礼。他来拜我，我不去拜他，这样“天朝”就算挽回了面子。

自嘲自解，自甘屈辱

《南京条约》签字后，需要皇帝加盖玉玺，要在这样空前屈辱的条约上盖章，道光帝自然觉得可恶可恨之至。大臣们煞有介事地劝说道：英国人这样要求，“实因悔祸厌兵，或恐再有翻悔，欲为一劳永逸，杜绝后患”。盖完大印，皇帝还是愤懑难平，大臣们又安慰道：夷人既然得了这么多的恩惠，当会更加感激皇上天恩，安分纳税，并协助官兵缉捕海盗。听了这些劝慰，皇帝再看条约时，居然看出其中有些款项“似尚恭顺”，终于觉得自己并没有战败，“天朝”毕竟是上邦大国，不屑与犬羊成性的“岛夷”计较。

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清朝时的中国的打击创巨痛深，皇帝被赶出首都，几代皇帝修筑的集中外园林精华之大成的园明园被烧毁，通商口岸从东南五口延及沿海并深入内地，外国人可以到内地传教、游历，外国公使驻京，“华夷混一”，千百年所坚持的“华夷之辨”的防线已经被冲开。但作为失败一方，中国这个“天朝上国”在精神上并未被击败，官方文件仍称英国为“英逆”，英国入侵则被称为“犯顺”。

当战争已成为过去，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旧有的轨迹。“都门仍复文恬武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

总而言之，在失败与屈辱面前，不敢正视现实而使用虚假的胜利来在精神上实行自我安慰、自我麻醉，或者即刻忘却，清朝统治者大多就是这样一些人，如同鲁迅笔下的阿Q。

（本文载于《文史博览》2012年第7期，《爱你》于2012年第9期加以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