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长沙市民在建国前后的人生经历

一位长沙市民在建国前后的人生经历

何国奇/口述 杨锡贵/整理

笔者因编辑《潮宗古街》的需要而采访过长沙潮宗街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老人，何国奇先生即是我此次采访的对象，笔者于2014年3月份与何老三次长谈，以下即是据何老所述记录整理。

父亲挑河水、卖黄泥和拉人力车

我生于民国24年（1935），今年79岁。老家原在长沙县甘杉樊塘村，长沙市东面20多公里，属于丘陵地带，三面有高地，像盆形。今有长株高速穿过。父亲兄弟姊妹六人（4男两女），两个姑妈家条件较好，建国后定成份，一个是中农，一个是富农。伯父家的条件也还不错。我家在建国前是又穷又苦。

父亲家里人口多，早年在当地开过一个小杂货店，收入微薄，大家就出来找生活。12岁时，父亲就出来了，到长沙城里当学徒，学做伞。伞老板家姓黄。那个时候做的是油布伞，伞有一套完整的工序，先要做伞架，然后是上布、画图案、做油，父亲虽然学了三年徒，做伞技术却不怎么样，加上他又是那种特别老实本份的人，没有能力独挡一面，出师后，也只能给人家做下手。母亲和他一起在人家那里干活。老板们是不愿意请技术不行的人做事的，后来父亲就失业了。

失业后的父亲主要靠挑河水、挖黄泥巴卖和拉人力车来维持生活。

当年长沙城里的井水一般都不能喝，水质较差，主要用来洗衣、浇庄稼之类的。那些有一定经济收入的人因忙于工作而没有时间去湘江取水，有的只有老人在家里，他们也不可能去湘江取水，所以当时许多穷人都是靠挑卖河水来维持生计。挑卖的水有沙水和河水两种，前者可以直接喝，后者在买回来后需要加点明矾澄清才能喝。父亲挑卖的河水主要送是到那些教师、职员家里。挑一天河水，如果能换回一升米，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一天就饱饭吃。

烧煤时适量掺些黄泥，可使煤变得更结实，也好烧些。父亲从有黄泥的地方挖了泥土后挑到居民区家里去卖，从而给家里带来一点微薄的收入。

人力车是租的，车主跑白天，父亲跑晚上，现在有的出租车也是这么跑的。要车的客人与他议定车价后，就送客人到指定的地方，然后给报酬。碰到比较有钱的客人客气一点，也会多给一些钱。晚上的客人比较少，跑一晚上的收入也很少。晚上的风险也大一些，抗战时期，父亲有好几次拉送伤兵，不但没有拿到钱，反而被他们打伤。我和妈妈在家里等着他赚点钱能买点米回来，结果几天都没看到他的人影子。

父亲无力养活全家，母亲经常出去卖豆渣、挖野菜来帮替家用。

日本侵略使逃难成生活常态

文夕大火后，我们一家流浪到了潮宗街这一带。父亲捡了一些木材，在活元桥那个地方搭了一个偏屋，其实还算不得屋，只是一个烂棚子。之前是也是睡人家的茅草棚，或人家废弃的半边屋。盖的是外面捡的破棉絮，又碎又黑又硬，说是被子，其实是一堆烂棉絮。煮饭的锅也是捡的一口烂锅，缺了小半边。家里一贫如洗。

文夕大火后，长沙城成了废墟，常有日本的飞机来轰炸，又有日本军队几次攻打长沙，逃难（或叫跑兵）成了长沙人生活的常态。从长沙出去逃难的人是一群群的，有钱的主要是往西南方向的贵州、重庆、云南一带跑，没钱的就往附近的乡里跑。乡下有亲戚的难民就投奔他们的亲戚朋友家，乡下没有亲戚朋友的难民就很盲目，反正就是希望能到一个安全一点地方，先躲一阵再说，时常看到人家屋前的禾堂坪地里坐着一堆堆逃难的人。

我们一家也只能加入后一逃难大军，每次都是逃往住在六子岭（今属黄兴镇）的姑妈家和一个远房舅舅家。那时我父亲很少和我们在一起逃难，还在城里，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我知道他这种人应该不会做什么坏事。逃难时，每次都是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一边逃难一边讨饭，有能给的每次也只是给一调羹米，一路上饿得要命啊，不得不到人家的田地里去刨东西吃，饿起来后凡是能吃的，野菜、红薯、人家菜园里黄瓜什么的都不放过。我唯一的弟弟当时只有两三岁，就是在逃难中死去的，得的是火宫症，高烧不退，死前还喊着“饿”、“要吃饭”。逃难过程中，难免碰到日本鬼子。父亲说，有次差点就被日本人的枪子儿要了命，一粒子弹从眼面前呼啸而过，差一粒米就去见阎王了。有次，我娘一个人从乡下进城，在路上遇到日本鬼子，就被两个日本畜牲奸污了。母亲那时20多岁，人长得也漂亮。

那时候，兵荒马乱的，大家都自身难保，逃难在亲戚家，他们也有为难之处，也不是那么欢迎我们。每次去，总是说“你们又来哒啊”！在亲戚家虽然帮着做很多事，但也少不了要听一些诸如“去捞点虾子上来，不能会冒得菜吃”之类的不是很入耳的话。这些也能够理解，只是我们那时确实是没有办法，要生存下去啊。

总之，那个时候真的很苦很苦，比白毛女还苦，白毛女还有能住在庙里，可以没人打扰。日本投降后，家里情况稍为好了一点，但家里一直没有一个象样的房子。

长沙街头卖烟丝和扯麻塘

长大一点后，大概是七八岁时，看到别人捡烟蒂、卖茶水换钱，我也学着人家去做这些事情。人家吸后丢掉的烟蒂，上面还残留着一些烟丝，捡回来后将上面的纸和过滤嘴去掉，将烟丝小心奕奕地放到一处，拿到街上去卖。卖时分成一堆堆，每一堆可换得一点点钱。有了这一生财之道后，我就经常去捡烟蒂，然后就拿到药王街、西长街等这些地方去卖，哪里热闹人多，就往哪里窜。后来又把捡来的烟丝做成卷烟卖。卖后得到了一点钱，去换点吃的玩的，如扯麻糖之类的。

我自己也卖过扯麻塘，那时十来岁吧。记得是到黄兴路的一个作坊里进的货，那种糖很结实，又有很强的申缩性，上面粘有芝麻。进了货后，用一个盘子装着，盘子上系上一根绳子，将绳子攀到后颈上，盘子放在胸前，然后就到住的附近、河边上或人多的闹市去，嘴里不停地吆喝着：“卖扯麻糖啦！卖扯麻糖啦！”买扯麻糖的人多数是买了来玩。两个人一人拿一头，然后往相反的方向扯，扯得多的就算赢了，输了的一方出买糖的钱。也有自己买了自己一个人扯得玩的。买糖的主要是一些小孩子。

当时，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有玉皇庙、龙王宫，这两个地方隔一段时间就会施一次粥，我那时也那里去吃过几次粥。粥不很稀也不很稠。

伯父是做伞生意的，尽管没学过，但他精通这一行当，家里条件还算不错。舅舅是做鱼生意的，家里也过得去。我自己尽管已经能谋到一点生活费用，但还是经常饿肚子。家里没有饭吃了，我就经常到伯父、舅舅家去蹭饭。尽管伯妈、舅妈时常不高兴，我也不管那么多。伯父自己没有儿女，对我还不错，有时伯妈冒给我装饭，他就赶快给我装一碗让我吃。舅舅如果一天的鱼没有卖完，也会拿一两条给我回家吃。人家有红白喜事，舅舅去帮忙，他也带着我去，每次都能拿一篮子菜回来。到现在我心里都很感激。

学理发，当学徒

到1947年，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去理发店学徒了，也不在这边住了，住到了店老板家，父亲一个人留在这里。当时母亲在天心阁那边做女工，她住的地方旁边有个理发店，母亲和他们熟悉后，就让我去那里做了学徒。学了半年徒后，转到了织机街一家理发店继续当学徒。说是做学徒，主要是帮师傅做家务，带小孩子、煮饭、洗衣、挑水（或将水从井里扯上来后再挑到师傅家里）、打扫卫生等等，都是由我包了，而师傅家管一日三餐，作古正经学手艺时间很少。那时学徒是要办敬师酒的，父亲好不容易积攒了两块光洋，准备办敬师酒。钱都交给师傅了，但这时舅舅不幸去世，和师傅说好话，又把钱拿回了去舅舅办丧事，敬师酒没办成。1949年快解放前夕，师傅又将我介绍到他弟弟那里当学徒，到1951年才出师。这样，一共做了差不多五年时间的理发学徒。

参加东山岛战斗

出师后，就成了理发业工会的人，该会介绍我去修铁路、修烈士公园、修大托铺机场等。在修飞机场时，打听到湘潭那边招兵，我去报了名，入了伍。部队是暂编19团，训练了3个月。开始说是到朝鲜，后来又说那边不要人了。后来改到了广州，在一个叫张木坝的地方下车，走了好几天的路，分到41军122师365团3营机枪连的一个排。当时使用的是日本九二式机枪，好重，开始还扛不起来。我先是做背弹员，后来背枪架，再后来就成了付机枪手。1953年7月参加了东山岛战斗。东山岛简称陵岛，因主岛形似蝴蝶亦称蝶岛，是福建省第二大岛，中国第六大岛之一，介于厦门市和汕头之间，东濒台湾海峡。当时国民党部队消灭了我方一个营，并占领了该岛，我方决定要夺回来。我们派了两个团（分属三野、四野）突然登岛，打了两天两晚，夺回来了。当时通讯条件很落后，战斗中我所在的排与大部队失散了，走到了后山，也就是敌人的退路上。敌人在此驻扎有接应的部队，好在我们先发现敌人，排长眼明手快，一下将对面的敌人干掉了，然后躲在一个山包后面，架起机枪，一下将对方的火力压制住了。我们这个排共有11个人，两支步枪，两支冲锋枪，一挺重机枪，排长还有一支驳壳枪。这时，我们的大部队从正面追过来，我们在敌人后面堵截，前后夹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应该说是歪打正着。

肺病让我扎根部队的希望破灭

我本是打算在部队扎根的。各项训练都很认真，也很优秀。还积极参加部队里组织的扫盲学习（之前只读过半年私塾），收获不小。我个子比较高，有172厘米，身材好，在部队时喜欢打篮球。每次练习完后洗冷水藻，结果得了重感冒。后来一检查，查出了肺结核，放大血，这是在1954年。先后在团、师、军医院接受治疗，部队很多人为我献血。病情基本控制住了，但已不适宜继续在部队，于1955年底转业回到长沙。这时，父亲在落星田那里买了一间房。

从部队回来后的第二年，我被安排进了五一路百货商店工作，又在长沙市第一商业局的职校学习。1957年，结核病又发了，大口大口的吐血，差点连命都没有了。在河西结核病疗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病又好了。

当上省人大代表

1958年，被安排到了长沙炼焦厂。这是在大跃进中建起来的一个工厂，厂里为了照顾我，就让我专门为厂里职工理发。后来又让我到上海去学习新的焦油回收技术，顺便又到宜兴采购了炼焦用的大陶瓷罐。回来后，专门负责回收炉的工作，在洗油车间当班长，作技术指导，实际上是对我的照顾。年年都被厂里评为先进，还入了团。1961年，厂子垮了，那时我已经结婚成家了，我一个人守厂，后面是火葬场，两边是小山堆，周围到处是坟场，热天气里背着个竹凉席，在那里守了几个月。

1962年，父亲去世，我则再次回到五一路百货商店，落星田的房子也没要了，一家人住在单位，以单位为家。当营业员，做柜组长兼现场保卫。这一年选省人大代表，单位领导李金安坚守炼焦厂的事向上级进行了汇报，因此当上湖南省第三届人大代表。1964年，又当上了省先进民兵代表，到处作报告，忆苦思甜，领导又让进职校学习，语文拿了高中毕业证。196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病也好了。

在“文革”风暴中

文革中，我是属于保守派，进了单位领导班子，革委会副主任。主张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只革命不生产。

文革最乱的时候，两派对立严重。我们单位的一位职工属于保守派，老婆是湘江风雷造反组织的。有一次，他崽来喊他，他竟说：“别喊我，你这个湘江风雷的狗崽子！”还扇了他儿子一巴掌。夫妻成仇人，互不讲话。

我自己也挨过一次打，是因为救过红高师（学生造反派组织）的人。他当时被人关在中阿友善馆，搬运队的造反派组织即湘江风雷要放火烧他，他就从楼上跳下来，正好落在我住的房子那里。我就让他进了我家里，让他洗了澡，吃了饭，换了衣服，送他平安离开了。后来，湘江风雷这一派在与红高师武斗时死了人，找我单位要衣服，可能是我们单位的造反派告诉他们，说我曾放走过红高师的人。他们一听，十分气愤，认为是我害得他们死了人，就把我和单位的另一位同志抓起来，分别关进两个地方，进行殴打。打了一阵后，我们这边的造反派知道我得过严重肺病，就说了，别老打了，放了算了。

那时，我们商业系统也经常抓阶级斗争，主要是经济问题，我在单位主要负责保卫这一块，经常带队，把可能有经济问题的人集中起办学习班，是完全脱产的。

退休后重操旧业

1978年，我调到长沙市第一商业局工作，我现在住的潮宗街这三间房子就是当时分的。那时，这边的仓库多，都是属于一商局的仓库，有百货仓库，有五金仓库，仓储有两栋大仓库，几千平方米。

1992年退休后，重新操起了原来的手艺，做“顶上功夫”，为附近居民理理发，收费比所有理发店都便宜，理男发技术还略高那些理发店师傅一筹。每天来我这里理发的人很多，因年纪大了，只好限制一下人数。外加退休工资，每月收入足够我花了。身体也很硬朗，每年都要抽时间独自一人去国内的一些地方旅游。我觉得现在日子过得真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