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长沙市民在建国前后的人生经历 何国奇/口述 杨锡贵/整理 笔者因编辑《潮宗古街》的需要而采访过长沙潮宗街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老人,何国奇先生即是我此次采访的对象,笔者于2014年3月份与何老三次长谈,以下即是据何老所述记录整理。 父亲挑河水、卖黄泥和拉人力车 我生于民国24年(1935),今年79岁。老家原在长沙县甘杉樊塘村,长沙市东面20多公里,属于丘陵地带,三面有高地,像盆形。今有长株高速穿过。父亲兄弟姊妹六人(4男两女),两个姑妈家条件较好,建国后定成份,一个是中农,一个是富农。伯父家的条件也还不错。我家在建国前是又穷又苦。 父亲家里人口多,早年在当地开过一个小杂货店,收入微薄,大家就出来找生活。12岁时,父亲就出来了,到长沙城里当学徒,学做伞。伞老板家姓黄。那个时候做的是油布伞,伞有一套完整的工序,先要做伞架,然后是上布、画图案、做油,父亲虽然学了三年徒,做伞技术却不怎么样,加上他又是那种特别老实本份的人,没有能力独挡一面,出师后,也只能给人家做下手。母亲和他一起在人家那里干活。老板们是不愿意请技术不行的人做事的,后来父亲就失业了。 失业后的父亲主要靠挑河水、挖黄泥巴卖和拉人力车来维持生活。 当年长沙城里的井水一般都不能喝,水质较差,主要用来洗衣、浇庄稼之类的。那些有一定经济收入的人因忙于工作而没有时间去湘江取水,有的只有老人在家里,他们也不可能去湘江取水,所以当时许多穷人都是靠挑卖河水来维持生计。挑卖的水有沙水和河水两种,前者可以直接喝,后者在买回来后需要加点明矾澄清才能喝。父亲挑卖的河水主要送是到那些教师、职员家里。挑一天河水,如果能换回一升米,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一天就饱饭吃。 烧煤时适量掺些黄泥,可使煤变得更结实,也好烧些。父亲从有黄泥的地方挖了泥土后挑到居民区家里去卖,从而给家里带来一点微薄的收入。 人力车是租的,车主跑白天,父亲跑晚上,现在有的出租车也是这么跑的。要车的客人与他议定车价后,就送客人到指定的地方,然后给报酬。碰到比较有钱的客人客气一点,也会多给一些钱。晚上的客人比较少,跑一晚上的收入也很少。晚上的风险也大一些,抗战时期,父亲有好几次拉送伤兵,不但没有拿到钱,反而被他们打伤。我和妈妈在家里等着他赚点钱能买点米回来,结果几天都没看到他的人影子。 父亲无力养活全家,母亲经常出去卖豆渣、挖野菜来帮替家用。 日本侵略使逃难成生活常态 文夕大火后,我们一家流浪到了潮宗街这一带。父亲捡了一些木材,在活元桥那个地方搭了一个偏屋,其实还算不得屋,只是一个烂棚子。之前是也是睡人家的茅草棚,或人家废弃的半边屋。盖的是外面捡的破棉絮,又碎又黑又硬,说是被子,其实是一堆烂棉絮。煮饭的锅也是捡的一口烂锅,缺了小半边。家里一贫如洗。 文夕大火后,长沙城成了废墟,常有日本的飞机来轰炸,又有日本军队几次攻打长沙,逃难(或叫跑兵)成了长沙人生活的常态。从长沙出去逃难的人是一群群的,有钱的主要是往西南方向的贵州、重庆、云南一带跑,没钱的就往附近的乡里跑。乡下有亲戚的难民就投奔他们的亲戚朋友家,乡下没有亲戚朋友的难民就很盲目,反正就是希望能到一个安全一点地方,先躲一阵再说,时常看到人家屋前的禾堂坪地里坐着一堆堆逃难的人。 我们一家也只能加入后一逃难大军,每次都是逃往住在六子岭(今属黄兴镇)的姑妈家和一个远房舅舅家。那时我父亲很少和我们在一起逃难,还在城里,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我知道他这种人应该不会做什么坏事。逃难时,每次都是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一边逃难一边讨饭,有能给的每次也只是给一调羹米,一路上饿得要命啊,不得不到人家的田地里去刨东西吃,饿起来后凡是能吃的,野菜、红薯、人家菜园里黄瓜什么的都不放过。我唯一的弟弟当时只有两三岁,就是在逃难中死去的,得的是火宫症,高烧不退,死前还喊着“饿”、“要吃饭”。逃难过程中,难免碰到日本鬼子。父亲说,有次差点就被日本人的枪子儿要了命,一粒子弹从眼面前呼啸而过,差一粒米就去见阎王了。有次,我娘一个人从乡下进城,在路上遇到日本鬼子,就被两个日本畜牲奸污了。母亲那时20多岁,人长得也漂亮。 那时候,兵荒马乱的,大家都自身难保,逃难在亲戚家,他们也有为难之处,也不是那么欢迎我们。每次去,总是说“你们又来哒啊”!在亲戚家虽然帮着做很多事,但也少不了要听一些诸如“去捞点虾子上来,不能会冒得菜吃”之类的不是很入耳的话。这些也能够理解,只是我们那时确实是没有办法,要生存下去啊。 总之,那个时候真的很苦很苦,比白毛女还苦,白毛女还有能住在庙里,可以没人打扰。日本投降后,家里情况稍为好了一点,但家里一直没有一个象样的房子。 长沙街头卖烟丝和扯麻塘 长大一点后,大概是七八岁时,看到别人捡烟蒂、卖茶水换钱,我也学着人家去做这些事情。人家吸后丢掉的烟蒂,上面还残留着一些烟丝,捡回来后将上面的纸和过滤嘴去掉,将烟丝小心奕奕地放到一处,拿到街上去卖。卖时分成一堆堆,每一堆可换得一点点钱。有了这一生财之道后,我就经常去捡烟蒂,然后就拿到药王街、西长街等这些地方去卖,哪里热闹人多,就往哪里窜。后来又把捡来的烟丝做成卷烟卖。卖后得到了一点钱,去换点吃的玩的,如扯麻糖之类的。 我自己也卖过扯麻塘,那时十来岁吧。记得是到黄兴路的一个作坊里进的货,那种糖很结实,又有很强的申缩性,上面粘有芝麻。进了货后,用一个盘子装着,盘子上系上一根绳子,将绳子攀到后颈上,盘子放在胸前,然后就到住的附近、河边上或人多的闹市去,嘴里不停地吆喝着:“卖扯麻糖啦!卖扯麻糖啦!”买扯麻糖的人多数是买了来玩。两个人一人拿一头,然后往相反的方向扯,扯得多的就算赢了,输了的一方出买糖的钱。也有自己买了自己一个人扯得玩的。买糖的主要是一些小孩子。 当时,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有玉皇庙、龙王宫,这两个地方隔一段时间就会施一次粥,我那时也那里去吃过几次粥。粥不很稀也不很稠。 伯父是做伞生意的,尽管没学过,但他精通这一行当,家里条件还算不错。舅舅是做鱼生意的,家里也过得去。我自己尽管已经能谋到一点生活费用,但还是经常饿肚子。家里没有饭吃了,我就经常到伯父、舅舅家去蹭饭。尽管伯妈、舅妈时常不高兴,我也不管那么多。伯父自己没有儿女,对我还不错,有时伯妈冒给我装饭,他就赶快给我装一碗让我吃。舅舅如果一天的鱼没有卖完,也会拿一两条给我回家吃。人家有红白喜事,舅舅去帮忙,他也带着我去,每次都能拿一篮子菜回来。到现在我心里都很感激。 学理发,当学徒 到1947年,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去理发店学徒了,也不在这边住了,住到了店老板家,父亲一个人留在这里。当时母亲在天心阁那边做女工,她住的地方旁边有个理发店,母亲和他们熟悉后,就让我去那里做了学徒。学了半年徒后,转到了织机街一家理发店继续当学徒。说是做学徒,主要是帮师傅做家务,带小孩子、煮饭、洗衣、挑水(或将水从井里扯上来后再挑到师傅家里)、打扫卫生等等,都是由我包了,而师傅家管一日三餐,作古正经学手艺时间很少。那时学徒是要办敬师酒的,父亲好不容易积攒了两块光洋,准备办敬师酒。钱都交给师傅了,但这时舅舅不幸去世,和师傅说好话,又把钱拿回了去舅舅办丧事,敬师酒没办成。1949年快解放前夕,师傅又将我介绍到他弟弟那里当学徒,到1951年才出师。这样,一共做了差不多五年时间的理发学徒。 参加东山岛战斗 出师后,就成了理发业工会的人,该会介绍我去修铁路、修烈士公园、修大托铺机场等。在修飞机场时,打听到湘潭那边招兵,我去报了名,入了伍。部队是暂编19团,训练了3个月。开始说是到朝鲜,后来又说那边不要人了。后来改到了广州,在一个叫张木坝的地方下车,走了好几天的路,分到41军122师365团3营机枪连的一个排。当时使用的是日本九二式机枪,好重,开始还扛不起来。我先是做背弹员,后来背枪架,再后来就成了付机枪手。1953年7月参加了东山岛战斗。东山岛简称陵岛,因主岛形似蝴蝶亦称蝶岛,是福建省第二大岛,中国第六大岛之一,介于厦门市和汕头之间,东濒台湾海峡。当时国民党部队消灭了我方一个营,并占领了该岛,我方决定要夺回来。我们派了两个团(分属三野、四野)突然登岛,打了两天两晚,夺回来了。当时通讯条件很落后,战斗中我所在的排与大部队失散了,走到了后山,也就是敌人的退路上。敌人在此驻扎有接应的部队,好在我们先发现敌人,排长眼明手快,一下将对面的敌人干掉了,然后躲在一个山包后面,架起机枪,一下将对方的火力压制住了。我们这个排共有11个人,两支步枪,两支冲锋枪,一挺重机枪,排长还有一支驳壳枪。这时,我们的大部队从正面追过来,我们在敌人后面堵截,前后夹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应该说是歪打正着。 肺病让我扎根部队的希望破灭 我本是打算在部队扎根的。各项训练都很认真,也很优秀。还积极参加部队里组织的扫盲学习(之前只读过半年私塾),收获不小。我个子比较高,有172厘米,身材好,在部队时喜欢打篮球。每次练习完后洗冷水藻,结果得了重感冒。后来一检查,查出了肺结核,放大血,这是在1954年。先后在团、师、军医院接受治疗,部队很多人为我献血。病情基本控制住了,但已不适宜继续在部队,于1955年底转业回到长沙。这时,父亲在落星田那里买了一间房。 从部队回来后的第二年,我被安排进了五一路百货商店工作,又在长沙市第一商业局的职校学习。1957年,结核病又发了,大口大口的吐血,差点连命都没有了。在河西结核病疗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病又好了。 当上省人大代表 1958年,被安排到了长沙炼焦厂。这是在大跃进中建起来的一个工厂,厂里为了照顾我,就让我专门为厂里职工理发。后来又让我到上海去学习新的焦油回收技术,顺便又到宜兴采购了炼焦用的大陶瓷罐。回来后,专门负责回收炉的工作,在洗油车间当班长,作技术指导,实际上是对我的照顾。年年都被厂里评为先进,还入了团。1961年,厂子垮了,那时我已经结婚成家了,我一个人守厂,后面是火葬场,两边是小山堆,周围到处是坟场,热天气里背着个竹凉席,在那里守了几个月。 1962年,父亲去世,我则再次回到五一路百货商店,落星田的房子也没要了,一家人住在单位,以单位为家。当营业员,做柜组长兼现场保卫。这一年选省人大代表,单位领导李金安坚守炼焦厂的事向上级进行了汇报,因此当上湖南省第三届人大代表。1964年,又当上了省先进民兵代表,到处作报告,忆苦思甜,领导又让进职校学习,语文拿了高中毕业证。196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病也好了。 在“文革”风暴中 文革中,我是属于保守派,进了单位领导班子,革委会副主任。主张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只革命不生产。 文革最乱的时候,两派对立严重。我们单位的一位职工属于保守派,老婆是湘江风雷造反组织的。有一次,他崽来喊他,他竟说:“别喊我,你这个湘江风雷的狗崽子!”还扇了他儿子一巴掌。夫妻成仇人,互不讲话。 我自己也挨过一次打,是因为救过红高师(学生造反派组织)的人。他当时被人关在中阿友善馆,搬运队的造反派组织即湘江风雷要放火烧他,他就从楼上跳下来,正好落在我住的房子那里。我就让他进了我家里,让他洗了澡,吃了饭,换了衣服,送他平安离开了。后来,湘江风雷这一派在与红高师武斗时死了人,找我单位要衣服,可能是我们单位的造反派告诉他们,说我曾放走过红高师的人。他们一听,十分气愤,认为是我害得他们死了人,就把我和单位的另一位同志抓起来,分别关进两个地方,进行殴打。打了一阵后,我们这边的造反派知道我得过严重肺病,就说了,别老打了,放了算了。 那时,我们商业系统也经常抓阶级斗争,主要是经济问题,我在单位主要负责保卫这一块,经常带队,把可能有经济问题的人集中起办学习班,是完全脱产的。 退休后重操旧业 1978年,我调到长沙市第一商业局工作,我现在住的潮宗街这三间房子就是当时分的。那时,这边的仓库多,都是属于一商局的仓库,有百货仓库,有五金仓库,仓储有两栋大仓库,几千平方米。 1992年退休后,重新操起了原来的手艺,做“顶上功夫”,为附近居民理理发,收费比所有理发店都便宜,理男发技术还略高那些理发店师傅一筹。每天来我这里理发的人很多,因年纪大了,只好限制一下人数。外加退休工资,每月收入足够我花了。身体也很硬朗,每年都要抽时间独自一人去国内的一些地方旅游。我觉得现在日子过得真的好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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