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村子里的那位民间艺人

儿时生活在农村。偏僻的村子里很少有文化活动，县电影放映大队一年之中难得来一两次。来了以后，有时还会因突然停电而被别的等着放映的邻村抢走，就如潘长江所导演的《蓝莹莹的天，清凌凌的水》中的情节一样。不过不是因为得罪了供电部门而被人为停供，那时的农村供电不正常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当年村上因为学龄孩子多，被严格限制外出谋生的家长们也不会带着孩子离开家乡，所以每个村都办有小学。学校偶尔也会组织我们这些小学生去县城看一场电影。每当知道可以去县城看电影时，我们往往会如池塘里长时间未获得食物的鱼儿一般高兴，尽管得起早，尽管来回得步行十多公里，尽管有体质弱同学常常累得走不动而哭脸，但只要听说学校组织看电影，是绝对不会有孩子将这样的机会放弃的。

那时的农村，不仅物质上贫穷，文化生活也十分贫乏，孩子们的精神生活自然也单调乏味。因此，每年春节我们乡下“打土地”或叫“赞（当地方言读zan，二声，不是去声）土地”的民俗，便成了孩子们觉得最有兴味的事情之一。

打土地有点类似于长沙的评弹，有固定的曲调，只是两者的腔调不同；有套路，但更多的是即兴而成，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指什么物说什么话，不同的情景说不同的话。也不用配什么乐器，拿一个小搪瓷碗，一根长棍，一边有节奏地敲打，一边始终用同一个曲调哼唱。当时感觉好听极了，有如天籁之音。打土地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必须是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也就是春节期间。被赞的对象得给点米或钱，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乞讨，只是方式比较文明，是带有文化味的“高尚娱乐”段子。

当年，村子里有一位与父亲同辈的老人叫陈爱庭，大人叫他“爱胡子”。陈伯是一位鰥夫，因为穷，当时村子里的鰥夫有好几个。陈伯个子不高，还有点驼背，但人很和善。陈伯最引以为自豪的是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经常挂在嘴边。一些村民有时故意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他是吹牛。陈伯一急起来，便唱起了那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以此证明来自己。但问他更多的抗美朝的事情，陈伯却又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至今仍让我搞不清他到底是否参加过那场战争。

陈伯能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的事，却是他每年正月里的变相乞讨表演，即打土地。村子里打土地打得最好的就数他了，他是当时这一行的真正高手，我们姑且称为他为民间艺人吧，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还算不上。

只要他一出现，我们这些小孩子就会迫不及待地赶过去听他敲打哼唱，他身边的小粉丝会越聚越多，以致每到一家，那家的地坪都会站满了，去另一家的路上，粉丝们排成一长溜不成形的队伍，簇拥着自己的偶像，那种阵势绝不亚于今天的明星们出场时的场景。

我当然也是他的铁杆粉丝，常常会跟着他跑遍全村的每家每户。为此，没少挨父母的训斥，但就是痴心不改。当然也不是白跟着跑，他的那些东东，我当时几乎能全部背下来，而且学得有模有样，以致于大人们说我是他嫡亲的徒弟，我也因此而沾沾自喜，十分得意，至今还能记起许多来。

每到一家后，一般会有几句开场白，如：“一步高来两步低，三步四步上阶基。本想抬脚过门坎，又怕金银硬脚板。又想弯腰来捡起，又怕东家说我爱小礼。游春者，下等人，不敢抬脚入大门。”

然后进入正题，如《赞毛毛（婴儿）》是这样说的：“我在外面打个躬，将你摇窝里的毛毛赞一轮。喀只毛毛生得红彤彤，一不流鼻滴二不流痰，八字（哩个）好来命又强，易长成人做高官。一至两岁怀中抱，三至四岁放满跑，五至六岁入学堂，七至八岁做文章。九至十岁文章好，十一二岁赶得考。十三四岁文上天，十五六岁点状元。”

进了东家的厨房，则会说：“你的灶如鹅门月，灶上安的是铁锅。早煮鸭来晚煮鸡，煮得老板回来下酒吃的。”

赞了一阵后，东家便会去开柜门，准备拿点米或钱给他，多半是盛二三两米，因为大家都穷。这时，他便说：“双手拉开聚宝盆，聚宝盆里装的是金和银。金和银，老板一生用不尽。”东家喜不胜喜，连忙给了钱或米。得了钱或米的陈伯定忘不了来一句他那特有的感谢语：“劳为你来多谢你，劳为你家赐白米。”深深一鞠躬后，再去另一家。

有时候，旁边的人会起哄说：“别走别走，别急着走，东家还有打发呢。”这时，他会再来一个过渡：“调转门来顺转风，又到东家屋里赞一轮。”然后又有不同的赞语。

赞土地重点在一个“赞”，主要的是说好话，吉利语。如“今年的时节来哒神，捡个石头都变黄金，脚踩泥巴变朱沙，黄椒子开花变胡椒”之类的。

这位民间艺人的应变能力特别强。有一年的正月十五，社员都出工了。他到工地上去赞，说得社员们个个高兴。当时，有人故意出难题，拿出几枚的硬币来，有一分的、二分的和五分的，给他的时候，装着不小心的样子，让它们掉进了土缝里，然后，要求他说几句。他来得也特快，冲口而出：“喀只银毫子好大的胆，黄天白日拱土眼。”社员们一个个佩服得不得了。在我看来，真还不比台湾的急智歌星张帝差哪儿去。

在那个农村文化生活十分贫乏的年代，陈老伯成了我们的偶像，我们则成了他的粉丝。偶像在上个世纪末已经去世，当年的铁杆粉丝也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在城市里生活了近三十年。每个人因生活环境不同，对儿时记忆的理解和感受会有很大的差别，但只要是真切而又深刻的，这种记忆就是难忘的，也可能是美好的。正因为如此，我依然想念着我的偶像，村子里的那位民间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