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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蔡国葬与民国首部国葬法

2020-9-16 10:17| 发布者: admin| 查看: 626| 评论: 0

黄、蔡国葬与民国首部国葬法

杨锡贵

摘要国葬属于国家奖赏制度之一种，是以国家名义为有特殊功勋者举行的一种最高规格的葬礼。我国的国葬制度，系民国初年从西方国家移植并改造而来。黄兴、蔡锷两位辛亥元勋逝世后，各方纷纷要求为黄、蔡二公举行国葬，并制定国葬条例；在国葬黄、蔡的建议案提出后，国会迅速起草了《国葬条例》并交付审查、表决，最后以《国葬法》的形式予以公布，成为民国时期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国葬法》；《国葬法》颁布生效后，北京政府当局按照该法之规定，在湖南长沙相继为蔡锷、黄兴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典礼，黄、蔡成为民国时期首次享受国葬典礼这一待遇的国民。

关键词 黄兴蔡锷逝世；民国首部国葬法；蔡黄国葬典礼

“一国有特勋的人，死后由政府拨给治丧费及举行非常的政治礼仪或安葬，谓之国葬”^[1]，即以国家的名义为有特殊功勋的人举行一种最高规格的安葬典礼，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奖赏制度。民国时期，黄兴、蔡锷的逝世催生了首部《国葬法》，北京政府当局制定出首部《国葬法》后，蔡锷、黄兴是首次享受国葬典礼这一待遇的国民。兹将有关史实略述于后，祈请方家指正。

一、黄兴、蔡锷逝世，各界纷纷提出国葬黄、蔡请求

黄兴（克强）一生与整个辛亥革命相始终，以策动和领导武装起义著称于世，有缔造共和之功，是中华民国的建国元勋，堪当章太炎“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2]一联之评价。蔡锷（松坡）在武昌起义后，因领导重九起义而被推为云南都督；袁世凯帝制自为，蔡锷抱病组织武力讨袁，以“为四万万人争人格”^[3]，有再造共和之功，是中华民国的护国元勋。

因长期为民主革命事业奔波而积劳成疾，黄兴于民国五年（1916）10月31日在上海不治而逝，年仅42岁；11月8日上午，因喉癌医治无效，蔡锷在日本福冈病逝，年仅34岁。

黄、蔡两位元勋相继仙逝之际，正值中华民国建立不到六年之时，且刚刚经历了一场因袁世凯复辟帝制而造成的严重国体危机之后，各界深为震悼悲痛，其丧事如何办理，尤为各方瞩目，多主张行国葬之典，以表彰他们对创建民国和再造共和的卓越贡献。11月3日亥刻，北京专电称，章士钊主张“黄兴国葬，择北京宏旷之处营墓，使后之殁于国事者得附焉”^[4]；4日，《新闻报》报道，孙中山、唐少川、胡汉民先生昨接谢良牧来电，谓已与刘人熙、黎尚雯、郭人漳谒大总统黎元洪，会商黄克强先生丧葬典礼办法，共开列了十件事，国葬即被列为第一件事。^[5]10日亥刻，北京专电称，两院有人提议国葬蔡锷；^[6]湖南都督谭延闿亦于是日通电应赐予国葬，得到各方响应；19日，大总统复电唐继尧表示“理宜隆以国葬，以示崇报”^[7]。22日，《时报》报道，张謇、熊希龄此前曾分别致电大总统黎元洪，请为蔡松坡举行国葬典礼，熊希龄并称湘省官绅及梁启超等均同此请求。^[8]

为黄、蔡举行国葬典礼请求的提出后，各方大多认为应依法而行，其中章士钊建议由“国会规定通过，或以国葬费提出承认”^[9]，汤化龙、王家襄、陈国祥、王正廷等认为应议定国葬典礼办法，“由院提出《国葬条例》，公决颁行，勒诸久远”^[10]。这样，国葬的法律问题因其急迫性，被迅速提上中华民国北京当局的议事日程。

二.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迅速制定《国葬法》

既然依法为黄、蔡举行国葬典礼的共识已经达成，议员们便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依《临时约法》第十九条第八项规定，由议员傅梦豪提出、邵瑞彭等连署的国葬黄、蔡的建议案便摆到了大总统黎元和议员们的案头。该建议案指出，黄、蔡二公“手造共和，丰功伟烈，无待赘言。凡我同胞，饮水思源，义难恝置。而国家崇德报功，亦当有时别酬庸之典，方足以慰英魂而示来兹”；世界各国均有为有殊勋于国者举行国葬典礼的先例，其策至良至美，“黄、蔡二公，为国元勋，此次丧礼，宜仿而行之”，与国际惯例接轨；《临时约法》第二十九条有“大总统有颁给荣典之特权”的规定，国葬当然为荣典之一，于法有据。因此，应当“从速颁布国葬命令，派员举行，以彰盛典，薄海喁喁所仰望焉”。^[11]

建议案提出后，随即组成了包括马君武、王正廷、吴冻、刘景烈、彭静仁等在内的《国葬条例》起草班子。11月11日上午10时，起草人员在众议院第一审查室开会，进行了讨论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代表官方意见的《国葬条例案》文本完成，共八条，即：

第一条，中华民国人民有殊勋于国者，身故后经国务会议议决，呈请大总统准予举行国葬典礼。

第二条，国葬经费五千元，由国库支出。

第三条，国葬墓地由国家于首都择定相当地址建筑公墓，或于各地方择定相当地址修造专墓，或由死者遗族自行择定塋地安葬，均由国家建立碑铭以表彰之。

第四条，关于葬仪及修墓一切事宜，由内务部派员办理。

第五条，予国葬典礼者，由大总统亲往或派员致祭。

第六条，举行国葬之时，所在地之官吏及公共团体职员均往致祭。

第七条，殡葬时，所在地及经过地方之官署均下半旗，并由国家派遣军队、军乐护送。

第八条，本条例自公布日实施。

另，张善与等议员则提出了《国葬法案》草案，其内容共九条，即：

第一条，有左列资格之一者，得享国葬典礼：一、有大勋劳于国家，经国会议决者；二、对外战死者。

第二条，举行国葬典礼时，中央大总统为主席，地方由各地方长官主席。

第三条，举行国葬典礼时，各友邦得派代表与之。

第四条，国葬典礼，中央及地方同时行之。

第五条，国葬礼坛，中央设于先农坛，地方由各地方长官于相当地点行之。

第六条，国葬日期及仪式，由大总统以指令定之。

第七条，死骸得由死者遗族葬其私茔。

第八条，国葬经费四千元，由国库支给。

第九条，本法自公布之日施行。

该案第一条说明为：“第一项，国葬本为国家大典，缺固不可，滥亦非宜，故当以有大勋劳于国家者为限，惟必须若何种程度始得谓之为有大勋劳，其标准颇难确定，故又限以国会之通过。盖既能得大多数之同意，必其人之政绩昭昭在人耳目可知。第二项，包括战斗员、非战斗员而言，且不分品级，于每次战争终了，举行一次，看似过滥，其实不然。因对外战死者，既以国家为前提，杀身成仁矣，其人格诚可钦佩，其事功亦不至湮没而不彰；且每次战争公同举行一次国葬典礼，并非每人举行，何烦之有。”该第四条亦有说明：“查日本公爵伊腾博文及有栖川官行国葬时，欧美各国均派代表，东京及各县均同时行遥拜礼。盖国葬与私葬不同者，私葬时与祭者必至灵右，国葬不然，不过国家对于死者行一种奠礼而已，固不问其灵在何处也。不然海战死者索尸终不得，又将若之何？”^[12]

《国葬条例》草案出来后，即以大总统的名义提交给国会众、参两院审议，同时亦将《国葬法案》列入审查事项。11月16日，众议院将《国葬条例》提交参议院议决，参议院为此多次开会，进行讨论。众议院将《国葬条例》更名为《国葬法》（应该是吸收了张善与等议员的建议）并全案内容修正后，又于12月5日依《议院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将该法全文移付参议院表决。12日，参议院开会举行初读，交付法制委员会审查。14日，法制委员会向参议院大会报告审查结果，认为“原案甚为妥善，多数赞成通过”^[13]；随即依《议院法》并《参议院议事细则》第二十三、二十九之规定，进行二读和三读，获得全体同意通过。《国葬法》获得通过后，除按照《议院法》第五十六条通知众议院及《约法》第二十二条咨请大总统外，并按照《约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抄录原案，咨请大总统公布实施，同时将结果备文通知了众议院。

议员们在审议的过程中一致认为，“举行国葬典礼，无非为表彰勋劳、风励人民为国效忠起见，意至善也。先进如英、如法，行之最久，史有明证”，因此制定有关国葬典礼方面的条例或法律十分必要；“国葬乃极重大之典礼，与寻常祭典不同”，决定将条例形式改为法律形式，以示尊重之意；至于内容方面，最重要的修正是第一条，将原《国葬条例》“经国务会议议决，呈请大总统准予举行国葬典礼”之规定，修改为“大总统咨请国会同意或国会之议决，准予举行国葬典礼”，因为“国葬非比寻常祭典，如尽由政府一面之意思准予举行，不免有滥行之弊，转起社会轻视之心，有失立法本意”；其余原文，也略加增易，“俾归完整而利施行”。^[14]

12月14日，经议员们讨论并审议后的《国葬法》法律文本如下：

第一条，中华民国人民有殊勋于国家者，身故后经大总统咨请国会同意或国会之议决，准予举行国葬典礼；已经私葬者亦得依前项之规定，补行国葬典礼。

第二条，国葬经费五千元，由国库支出。

第三条，国葬墓地由国家于首都择定相当地址建筑公墓，或于各地方择定相当地址修造专墓，或由死者遗族自行择定茔地安葬，均由国家建立碑铭以表彰之。

第四条，关于葬仪及修墓一切事宜，由内务部派员办理。

第五条，予国葬典礼者，由大总统亲往或派员致祭。

第六条，举行国葬之日，所在地之官吏均往与祭，同时全国官署及公共团体均下半旗设位遥祭。

第七条，殡葬时，所在地及经过地方之官署及公共团体均下半旗，并由国家派遣军队、军乐护送。第八条，本法自公布日实施。”^[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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