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数次谈到时务学堂：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

在长沙，时务学堂自1897年冬在晚清湖南维新运动中创办后，“影响了半部中国近代史”，一百多年来，一直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光荣，然而这座原本应该高调的时务学堂，却仅剩半隅窄地，悄然隐身于今天三贵街一个叫“天倪堂”的秘密宅院中。这个宅院的面积，只占到当年时务学堂旧址的八分之一。

　　寻访遗址 走进爬满常青藤的宅院

　　湖南文史馆名誉馆长陈云章先生在世时，曾经带着陈先枢、梁小进和我等人，一次次转到中山西路长沙市粮油公司(现为富湘粮油连锁公司)及长沙市粮食局宿舍区内。老人指点说，此处才是当年时务学堂主体建筑所在地。

　　今天的人们去寻访时务学堂残存的遗址，只能在熟人的带领下，轻轻推开三贵街天倪堂的大门，扑入眼帘的一切，让人感觉面前恍然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一条大河。

　　近代名人梁启超，题写的“时务学堂故址”数个大字，仍在这间秘密宅院内闪耀光芒。作为私宅，显然这里不适合推荐给游人，这里也不能正式接待游人。人们只能隔着红色大门，去聆听一些在这座城市飘荡过的声音。现在，时务学堂旧址恢复，极有可能重现希望。

　　伟人毛泽东对时务学堂的回忆

　　青年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新民学会时，数次谈到长沙时务学堂，谈起对他影响很大的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

　　毛泽东说：“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戌戌政变，陈宝箴走，谭嗣同死，梁启超逃，熊希龄革掉翰林，康圣人的著书，一大堆在小吴门外校场坪聚烧了。于是时务学堂倒了。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

　　有关时务学堂的评价甚多，比如，时务学堂学生、著名文字学家杨树达就说过：“一千九百年庚子反清之役，民四倒袁之役，皆时务师生合力为之，以一短命之学堂而能有如此事业者，古今罕见也。”

　　1922年梁启超题“时务学堂故址”始末

　　曾在长沙时务学堂当过总教习的梁启超对于时务学堂的回忆和评价更是连篇累牍。

　　1922年8月31日，梁启超因到湖北武汉，特意转道长沙，匆匆停留两天，在长沙的这两天中，大小演讲和宴会上，梁启超几乎每一次都要提到长沙的时务学堂。

　　梁启超于1922年8月31日上午11时乘火车到达长沙小吴门火车站，湖南省长赵恒惕亲往火车站迎接。在火车站梁启超就给长沙的朋友仇鳌和唐巘打去电话，随即在天乐居旅馆休憩，仇与唐两友来到旅店共进午餐后，“发已半秃，精神似甚佳”的梁启超，即偕仇鳌和唐巘往小东街(今中山西路)泰豫旅馆(今长沙市富湘粮油连锁公司)，“访时务学堂旧址，寻得其二十五年前曾住之室，拍一小影，遂至暑期学校，书‘时务学堂故址’数字，请仇、唐刊在该处(指泰豫旅馆)”。(见1922年9月1日长沙《大公报》之《梁任公到湘第一日》及台湾商务印书馆吴天任著《梁启超年谱长编》)

　　据此看来，传言中泰豫旅馆言老板请梁启超题字一事，似与当年报纸新闻记载中的事实不符。

　　梁启超的题字从1922年起，一直悬挂于泰豫旅馆中，唐才常的弟弟唐才质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说：“民元之际，梁启超先生曾一度再至长沙，手书‘时务学堂旧址’六字悬于旅馆厅上，后来旅馆停业，不知此字迹落于谁人之手。”

　　陈云章先生在世时，亲口对陈先枢、梁小进和我说：这幅字，在1938年冬的文夕大火前，由湘潭的言老板取下，贴身携带至湘潭，因言老板公子与陈云章为湖南大学同学，陈云章后来以40担大米的价钱易得这幅字，后在上世纪80年代恢复岳麓书院时，陈云章将这幅字捐给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至今这幅字仍对外展示。

　　十多年前，黄曾甫、黄粹涵、周世升等老人曾对我说，他们在年轻时，曾经结伴去泰豫旅馆，就为看时务学堂故址梁任公的这幅字。旅馆门前南北来往参观的人群熙熙攘攘，此处俨然就是长沙一处著名景点。

　　9月1日下午4时，梁在长沙第一中学讲堂讲演，称：“此回来湘，有一最新之感慨，即予在时务学堂时为25 岁，今年恰50岁，是半生之中心点，适在湖南，今岁又来湖南，殊为巧合，故予十分愉快。但又因此发生许多感慨，予在时务学堂日，一班四十人中，有11人随我俱去……至今11人中惟范静生一人，我不禁生悲绪……我与湖南有最深之历史，自有最大之希望。今日得见诸君，正如二十五年前所见之时务学生，生气勃勃，大有希望。”

　　（2010年4月23日长沙晚报 文/任大猛 原标题《藏着一条近代史的大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