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一流”时务学堂带来的启示——“时务学堂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讨会记叙

时务学堂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时务学堂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讨会观点摘要

本报记者 刘梦《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19日 09版）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欧阳斌：

　　识时务，做“俊杰”和“英豪”

　　古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识时务者，是认清时代重大要务或客观形势的人。我想当年那些时代俊杰创建时务学堂的初衷，也是为了“实业救国”“实干兴邦”。今天，要想做到识时务者，简单说就是多读书、多了解时政，与时俱进，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在刚刚结束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我注意到连续四届大会的关注重点都在与时俱进，中国正在联合其他国家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是本届互联网大会的热门话语，教育也是这样，我们大家身处一个教育命运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希望能从时务学堂创建中受到教育、得到启发，做个“俊杰”“英豪”。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桑兵：

　　古今一贯的书院、学堂、学校

　　用教育的眼光看，书院、学堂、学校恰好是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的体现。清代以前的学校，即国子监和府州县学，反而游离于这一脉络之外。因为晚清以前省并非地方层级，学校的功能又不仅是教育，所以清代改制，建立新的学制系统，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是以书院的系统层级为凭借。湖南大学在中国大学乃至教育、文化史上，具有相当特殊的地位，这里可以说是唯一一所直接连接古代、近代和现代教学机构的大学。放眼世界，这样的大学也并不多见。因此，湖南大学在继承传统、沟通古今、面向未来方面，应当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可以用好岳麓书院和时务学堂这两块牌子，树立品牌，进一步提升学术地位。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云波：

　　时务学堂的湖湘文化土壤

　　梁启超选择时务学堂最重要的原因是看重其植根的湖湘文化土壤，尤其是他对经世致用与求新求变等湖湘文化内核的高度认同。首先，湖湘之学结合了理学与实学的精神，既注重心性修养，又重视对实学的讲求，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求实学风，非常有利于维新变法的推进。其次，湖湘文化中存在的求新求变的主动变易精神可以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正是因为具有这样深厚的务实、求变的传统文化积淀，才促成了时务学堂在湖南的出现，促成了梁启超的长沙之行。致力于变法维新的梁启超，与诞生在讲求务实、求新求变文化背景下的时务学堂的相遇，可谓是珠联璧合，从而让时务学堂在湖南乃至中国近代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泱泱：

　　来自时务学堂的教学启示

　　时务学堂的教学具有几个鲜明特点：一是强烈的爱国情怀，梁启超所拟《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0条，首一条即是“立志”。其中写道：“当思国何以蹙，种何以弱，教何以微”，人人负担起保国、保种、保教的责任。无论是教师授课还是学生学习，都紧紧围绕变法救亡这个宗旨，全学堂爱国、政治气氛甚浓。二是良好的校风学风，由于规章明确，而又管理严格，学堂内读书风气浓厚，师生感情融洽，学生亲密团结，一意追求实学，讲求经世致用、实事求是，校风、学风都臻于优良。三是可资借鉴的教学方法。老师讲课不照本宣科，学生于课堂听讲和做笔记外，还需按老师的布置选读课外读物并写札记；课堂设“待问匦”，学生遇有问题可写在待问格纸上投入匦内，待课堂讨论时老师一并作答。既保证了老师教学质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又增进了师生间的互动交流。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

　　“人格修炼”与“学堂之法”的融会贯通

　　传统书院教学方法包括人格修炼的方法和知识教育的方法，时务学堂首先继承了书院的人格修炼教学方法。《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强调“养心”，就来自于理学家在书院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教学方法。同时，又采用了西方大学教育的所谓“学堂之法”，即班级授课制。《时务学堂更定章程》规定将所招收的学生分为两班，各选中文领班学生照料和指导、领班学生呈中文札记，同时也考虑了到时再设西文领班学生的问题，实际上相当于班级授课制。这种制度在中国传统书院教育中没有，完全是近代西式学校传入后才出现的。

　　（本报记者 刘梦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