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 新旧冲突与时务学堂终结

1898年3月3日，梁启超因故离开长沙。

随着梁启超离开，攻击时务学堂的流言蜚语开始在长沙知识界散布，或谓陈宝箴对梁启超已有意见，或谓陈宝箴将调王先谦取代熊希龄出任时务学堂总理，由叶德辉出任总教习，或指责熊希龄不该聘请广东人出任分教习，更不该同意梁启超让学生读《春秋公羊传》，散布康有为异端邪说，“议论纷纷，是非莫辨”。

流言蜚语对时务学堂构成相当负面影响，再加上梁启超已不在长沙，学堂分教习韩文举、欧榘甲、叶觉迈等对谣言传布极为愤怒，相率辞职。后在唐才常再三挽留下，勉强留了下来，但心中不满并没有平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6月30日，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杨宣霖、黄兆枚、刘翊忠、彭祖尧等上书山长王先谦，以维护纲常名教、忠孝节义为名，批评黄遵宪、徐仁铸，主要目标对着时务学堂和梁启超。他们强调，湖南民风素来淳朴，本为一安宁的世外桃源，不料黄遵宪到湘后，提倡什么民权之说，民风为之稍变；而自徐仁铸来后，肆意传播康有为异端邪说，湖南风气为之大变；自熊希龄力邀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梁启超大畅师说，鼓吹什么孔子改制，什么新学伪经，深刻影响湖南学子，改变了湘湖文化原本纯正的学风。

在这封具名的检举信中，宾凤阳等人还指出，梁启超等人所用以蛊惑人心的，不外乎什么民权、平等这些似是而非的口号，而中国及湖南目前所需要的并不是这些东西，“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平等之说，蔑弃人伦，不能自行，而顾以立教，真悖谬之尤者！”他们搜集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读书札记上所作批语，专门挑选那些具有异端倾向的文字提供给王先谦，请求王先谦利用自己在湖南知识界影响力，出面要求湖南行政当局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辞退梁启超，另聘品学兼优者。

其实，王先谦早已对梁启超传播康有为学说有所不满，所以当他收到宾凤阳等人检举信后，大为震惊。他强调，清政府鼓励开办新式学堂的目的是为了采纳西学，但并不是让中国人去信奉西教。西教流行，在中国已有不可阻挡之势，但真正的西教也有其合理的地方。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今日所以惑人，自为一教，并非真西教。其言平等，则西方国家也并没有完全做到平等；言民权，则西方国家或有君主，或有总统，也并不是将国家权力交给人民。王先谦说：“康、梁谬托西教，以行其邪说，真中国之巨蠹，不意光天化日中，有此鬼域！今若谓趋重西学，则其势必至有康、梁之学，似觉远于事情。且康、梁之说，无异叛逆，此岂可党者乎？彼附和之者，今日学堂败露，尚敢自号为新党乎？”

在王先谦看来，梁启超在湖南鼓吹康有为异端邪说，就不仅仅是思想学术论争，而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关系到大清王朝政治合法性、社会稳定等。

基于这样的认识，王先谦联络湘籍士绅叶德辉、张祖同、孔宪教、刘凤苞、蔡枚功、汪概、黄自元、郑祖焕、严家鬯等人，于6月10日向湖南巡抚陈宝箴呈递了一封联名信，并附上宾凤阳等人写给王先谦的检举信，控告梁启超借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之机“承其师康有为之学，倡为平等、民权之说”，“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使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始自会城，浸及旁郡。虽以谨厚如皮锡瑞者，亦被煽惑，形之论说，重遭诟病。而住堂年幼生徒，亲承提命，朝夕濡染，受害更不待言。是聚无数聪颖子弟，迫使斫其天性，效彼狂谈，他日年长学成，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此湘人之不幸，抑非特湘省之不幸矣！”这封信除了控告梁启超，还涉及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及谭嗣同、唐才常、樊锥等，他们请求陈宝箴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斥退主张异学诸人。

王先谦等人检举义正辞严，似乎应能获得陈宝箴同情和支持。无奈在这封检举信送达前，陈宝箴已获悉在长沙街头到处流传着署名宾凤阳等人的揭帖，此揭帖内容除了王先谦等人检举信及所附宾凤阳信件外，还有不少对时务学堂的污蔑不实之词，如称“学堂教席争风，择堂中子弟文秀者，身染花露，肆性鸡奸”等，这就有点捕风捉影、不负责任了。结果，待王先谦等人信件送达时，陈宝箴大为光火，觉得此揭帖“丑诋污蔑，直是市井下流声口，乃犹自托于维持学教之名，以图报复私忿。此等伎俩，阅者无不共见其肺肝。若出于读书士子之手，无论不足污人，适自处于下流败类，为众论多不齿耳”。陈宝箴批示：此等下流污蔑之语，对于被诽谤学堂、教席毫无所损，但其根本用意是为了解散时务学堂，阻挠新政，既违背朝廷兴学育才之至意，又大为人心风俗之害。陈宝箴指示总理学堂事务布政司查明此事，彻底根究。

陈宝箴不仅没有同意王先谦等人辞退梁启超等人的要求，反而借此机会要求追究宾凤阳等人造谣惑众的事情。王先谦闻讯后极为恐慌，立即致函陈宝箴进行辩解，声称遍询诸人，均未见长沙城中有此揭帖，他认为此揭帖可能是那些不怀好意的“痞徒”乘机播弄是非，有意向宾凤阳及岳麓书院栽赃。他还向陈宝箴保证，宾凤阳是岳麓书院“品学俱端”的学生，决不会有此“造言恶习”。他甚至流露出自己的委屈，有意辞去岳麓书院山长的职务。

收到王先谦这封辩解信后，陈宝箴心中的愤怒依然没有缓解，他在回复王先谦的信中指出，此揭帖中的下流污蔑之语虽不能遽然断定为宾凤阳等人所为，但也不能不令人怀疑。以理度之，如果为人假托，宾凤阳等如果品学皆端，见此等市井下流之词，俨然指为己出，必且面赤背汗，于心不安，即使不顾及受诽谤的人与之为难，亦当考虑用什么办法进行辩白，有以自处，而宾凤阳等人却选择了持续沉默，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了。他劝王先谦相信事实总会调查清楚，既不要过于偏袒自己的学生，更不必因此而辞职。

收到陈宝箴复信后，王先谦第四次致函陈宝箴进行辩解，而陈宝箴再复书坚持自己的看法。不过，陈宝箴还是给王先谦留足了面子，此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陈宝箴为王先谦留足了面子，但王先谦等人并没有就此停止对梁启超的攻击，他以岳麓书院山长身份联络城南、求忠两书院，以三书院学生名义邀请全省士绅出面订立《湘省学约》，进一步攻击时务学堂和梁启超等人：

声称湖南开办时务学堂本为当务之急，凡属士民，无不闻风而起。但学堂用人不当，竟然聘请广东举人梁启超出任中文总教习、广东人韩文举、叶觉迈等为分教习，他们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大张其师康有为之邪说，蛊惑湘人，无知之徒，翕然从之，其始在随声附和，意在趋时；其后迷惑既深，心肠顿改。考其为说，或推尊摩西，主张民权；或效耶稣纪年，言素王改制；更为严重的言论如谓何种以保种，中国非中国；且有臣民平权，君统太长等语。似此异端言论，背叛君父，诬及经传，光天化日之下，魑魅横行，是湖南之不幸，学界之大患。

王先谦等企图通过《学约》中所标明的正心术、核名实、尊圣教、辟异端、务实学、辨文体、端士习等以纠正康、梁学说对湖南知识界的影响。

康、梁学说在湖南确实已有相当影响力，已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这个势力面对挑战决不会不战而退，而是进行了顽强抵抗。当《湘绅公呈》送达陈宝箴后第三天即1898年7月13日，时务学堂总理熊希龄联合湘籍户部主事黄膺、翰林院庶吉士戴展诚、前广西知县吴獬、候选训导戴德诚等，向陈宝箴呈递“整顿通省书院”请求，针对全省书院积弊，提出从七个方面进行整顿：

即一、定教法，聘请纯正博学、兼通中西者编定教法章程；二、端师范，书院不再由庸陋绅士占据山长位置，聘请明正通达之士担任；

三、裁干修，即将那些挂名的山长或出工不出力的山长，或不称职的山长，统统裁撤，废除他们所领取的干薪；

四、定期限，规定书院山长不能任意决定到院时间，凡山长住院每年以十个月为度，不得视书院为传舍，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致负朝廷殷殷教育至意；

五、勤功课，厘定各书院课程，规定书院课程虽不能照新式学堂那样中西并学，亦须令学生每日必呈札记一条，由山长亲自评阅，不能再托人点窜；

六、严监院，改革书院内部管理制度，废除由学生选斋长的办法，改为任命本地教官为监院，或以绅士充当，限令住院，申明条规，免滋流弊；

七、速变通，从前山长多半守旧、不通时务之人，若听其主持书院，则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应仿江苏另延山长办法，将本年束脩全行致送，另筹款项，邀请博学者主讲，以免旷时驰业，致误学生前程。熊希龄等人这些建议切中湖南各书院弊端，其预设目标就是岳麓书院，而岳麓书院院长就是王先谦。

时务学堂人事调整，大致平息了因梁启超异端言论而引发的所谓湖南新旧冲突，湖南知识界大致恢复到时务学堂创办前的均衡。湖南维新势力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影响力因此受到严重打击，据邹代钧致汪康年信：鄙人为时务学堂事，竟与谭嗣同、熊希龄为深仇，谭虽得保荐而去，熊则仍居此间，动辄以流血成河为言，且行同无赖，似难以计较。学堂事熊虽交出，费尽许多心血，实一言难罄。

邹代钧与梁启超、汪康年、谭嗣同、熊希龄等人原本都是很好的朋友和维新的同志，一个湖南时务学堂的成立与解散，却使他们变成路人，变成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