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时务学堂故址”的命运

“时务学堂故址”的命运

长沙市小东街（今中山西路）三贵街口的陈云章先生（原省参议员，原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宅院，系湖南时务学堂故址所在地。时务学堂故址原有建筑在1938年“文夕大火”中片瓦不存，今唯一见到的时务学堂痕迹是陈云章先生立在宅院内的梁启超亲笔题“时务学堂故址”汉白玉碑刻牌坊及李肖聃等人题写的碑记。    

时务学堂于1899年迁至落星田后，小东街校址屋归原主。原房主周桂午的儿媳将宅第租予湘潭人言清华，办起了“泰豫旅馆”。1922年，时任金陵东南大学教授的梁启超应湖南省长赵恒惕之邀来湘讲学，8月30日抵长，下榻省教育司（今教育街省民政厅），次日，在任过梁启超秘书的李肖聃（李淑一之父）的陪同下专程去寻访时务学堂故址。梁当年在长沙讲学时才24岁，26年后旧地重游，已年过半百。世事沧桑，他百感交集。梁启超在学生蔡锷住过的宿舍内伫立良久，竟泣不成声。梁写下了“时务学堂故址二十六年前讲学处  民国壬戌八月重游泐记    梁启超” 的条幅。

梁启超离开长沙二十六年后再次来到长沙，但仍无法释怀于他的“时务”情结。9月1日梁启超分别在长沙东牌楼遵道会礼堂和省立第一中学作《奋斗之湖南人》和《湖南教育界之回顾与前瞻》两场演讲。在《湖南教育界之回顾与前瞻》的演讲中，梁启超深情回忆了当年在时务学堂的教学及推动维新运动的活动。他说：

时务学堂，我觉得与湖南教育界有关系，而且于全国教育界有莫大影响的，在师弟同学间的精神能够结合一气，一群人都有浓厚的兴味，联合多方面来注重做事。……那时的青年皆有进取思想，高谈时局，研究满清怎样对不起汉人，及中国二千年来的专制恶毒。这班青年，都是向这二个目标走。而我们所做的事，分作四项，是：（一）办时务学堂；（二）组织南学会；（三）发刊《湘报》—日报；（四）发刊《湘学报》—杂志。南学会是公开讲演的机关，讲演社会上不以为奇怪的话。时务学堂则专研究怎样贯彻我们的主张。《湘报》与南学会同一作用，《湘学报》与时务学堂同一作用。……我在时务学堂，每天除讲三四点钟的学外，还要同学生谈话，及作种种运动，一天到晚忙个不了，因此成病，就往上海就医。

在《奋斗的湖南人》的演讲中，梁启超重点举了蔡锷反袁护国之例。演讲中说：

民国成立，袁世凯称帝，自以为布置周密，预料必可成功。那时蔡松坡离居在京，算已入了袁的樊笼，但他千辛万苦设法逃去袁的势力范围，突然在滇起义，以很单薄的兵力出四川，袁倾全国之力同他相持。结果居然摧倒袁氏，使他活活地气死。然而松坡也因为劳顿过度，得了吐血症，后来死在日本的医院里。那时出力的不止蔡松坡，同事的湖南人也很多。

泰豫旅馆老板言清华将梁任公题墨视为珍宝，装裱悬挂于中堂。抗日战争爆发后言老板将梁书带到湘潭老家。第二年旅馆在“文夕”大火中荡毁，梁启超墨宝却完好如初。其时，陈云章居沅陵，任省立第九职校校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云章返长创办中原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周桂午后人购得小东街大片地皮，在时务学堂废墟上建起了住宅、三层办公楼房和“松坡读书处”等小景。20世纪50年代，三层办公楼房被政府征收，建起了粮食职工宿舍等建筑，而陈云章公馆有幸保存至今，并于2014年公布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

泰豫旅馆言老板的儿子言泽坤与陈云章是湖大预科班的同学。1946年，陈云章从同学手中以40石米买下了梁任公墨宝。后又请老师李肖聃及衡阳李况松题写了碑记。李肖聃碑记全文如下：

题梁任公所书“时务学堂故址”墨迹

有清光绪甲午之岁，翁同龢偕诸朝贵，责李鸿章东征日本，牛庄战败，割地输币，定马关之约。普天义士，同声愤怒，争言兴学自强。丁酉之春，湖南巡抚陈公宝箴，学政江公标，奏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聘新会梁任公先生为中文总教习。其年十月，先生偕李维格、叶觉迈、韩文举三人莅堂，以《公羊》《孟子》、英文、算学教授生徒。湘阴范源廉，邵阳蔡艮寅(后易名锷)，长沙杨树达，浏阳唐才中辈，号为高第弟子。

明年戊戌，先生入都会试，与其师南海康有为奉德宗之命，参与新政。朝命以举人赏六品官督办译书局事，遂改科举，废时文，讲武兴工，百度维新。守旧大臣群起反抗，复拥那拉后垂帘听政，遂于八月十三日杀刘光第、杨深秀、杨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六人于菜市。先生亡命日本，居横滨凡十五年，至民国二年癸丑之岁，凤凰熊希龄为国务总理，乃始归为司法部长。未半岁而辞职，中经三年袁世凯之称帝，六年张勋之复辟，先生率蔡锷、段祺瑞于肇庆、天津，督师而戡定之。

十一年，先生谢绝政事，主讲南京东南大学。湘中教育会诸人请其重来长沙，至则往寻北门小东街讲学故址，时已易为泰豫旅馆。周览堂舍，感怆积中，盖距先生居此时，已阅二十六年。昔时学生，泰半物故，乃泫然书此六字以为记，馆人张之于壁。今先生即世，又已廿年，益阳陈生云章，实买此屋，为中原建筑公司，因获先生手书墨迹，属余题字。余惟先生事迹著在国史，其文章学问，表见其所著书。书法始学小欧，旁参诸家，秀劲有力，吾宗衡山岳松君所述甚详。国人得其只字，珍为瑰宝，云章其善庋之。庚寅八月中秋后一日，前时务学堂外课生、司法部秘书、门下士李某拜识。

1948年陈云章又在宅院附近筑林翼堂（后改名为天倪堂），以为旅长益阳同乡集会之所。其父陈天倪喜而赋诗：

邑子筑堂我作颂，江汉常武考新宫。

正神为人如可作，神州万里托帡幪。

1958年，陈云章由南京回湖南大学任教，为利于梁启超墨宝的保养，将其寄存至校图书馆。同年，中山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商承祚参观湖大图书馆，见到梁书，惊奇不已，连呼“国宝、国宝”，并建议将其转存省博物馆恒温室保管。于是，梁任公墨宝被同行的蔡季襄先生带到了省博物馆。“文革”结束后，墨宝又回到陈云章手中。陈毫无条件地把这一珍藏捐给了母校——湖南大学，又请泰籍好友罗武子先生捐资在岳麓书院建起了美仑美奂的“时务轩”，与唐李邕北海碑亭相映成辉。

2001年，著名画家、熊希龄的老乡黄永玉造访已90高龄的陈云章时，建议重建时务学堂。这也是陈云章生前多年的愿望，当即打电话给当时的省委书记杨正午，杨书记当即指示长沙市规划此事。陈云章亲自投入了规划工作，带着规划人员到公馆一侧的粮食职工宿舍及周边街巷勘察时务学堂故址所在地域，并请湖大古建筑专家柳肃教授设计了重建时务学堂规划草图。2005年，即陈云章逝世后一年，重建时务学堂提上了长沙市政府的议程，并做了一个《关于建立时务学堂纪念馆的研究报告》。后因政府换届，重建时务学堂不了了之。

2013年，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向省、市政府提交《关于在时务学堂故址建立时务学堂纪念馆的建议》，提出两个方案，一为“ 在今中山西路时务学堂故址范围内重建时务学堂”，二为“利用今三贵街时务学堂故址范围内的陈云章公馆建立时务学堂纪念馆”。但这个建议，至本书出版之日，尚未采纳。

建议全文如下：

关于在时务学堂故址建立时务学堂纪念馆的建议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

1982年，长沙市成为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长沙之所以成为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并不在于它有多么辉煌的古代历史，而在于有多姿多彩的近现代史。时务学堂就是湖南近现代史上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学堂，但遗憾的是由于毁于“文夕大火”，其故址现在少有人问津，近乎遗忘。

一、时务学堂的前世今生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湘军北上抗日，惨遭失败。受此奇耻大辱，湖南人形成了一种寻求变革、追求进步的新风气，并与京沪等中心城市的维新思潮遥相呼应。在这样的气候下，1897年，熊希龄（后任北洋政府总理兼财政总长）等开明绅士倡议设立时务学堂，得到了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及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人士的全力支持。

当年9月，时务学堂租用长沙小东街(今中山西路三贵街一带)刘权之（曾任清嘉庆朝礼部尚书，拜体仁阁大学士，正一品衔）的旧邸，开门办学。熊希龄任学堂提调(校长)，并聘请了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李维格（近代钢铁专家，汉阳铁厂的主要开拓者）为西文总教习，以及一批维新人士任分教习，录取蔡锷等40名学生入学。11月29日正式开学。

梁启超亲自拟定了《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强调学生在继承儒家思想的同时要向西方学习。在课程设计上，将功课分为两类，一类是必修的“溥（普）通学”，也就是通识教育，主要是经学、诸子学、历史地理等基础知识；另一类是 “专门学”，包括公法学（法学）、格致学（物理学）和算学等专业课。在教学方法上，梁启超给学生开列“专精之书”和“涉猎之书”，并要求随时写读书札记，每五天上交一次，由教师批阅评定，然后师生交流心得体会。

时务学堂的学生面向全省招生，前后共举行过三次大规模的招生考试和两次补录，总计初选各类学生264人次。受时务学堂熏陶，这些学生中有许多人成为杰出的政治人物或各个领域的栋梁之才。如蔡锷（反袁护国英雄）、范源濂（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北师大创办人）、杨树达（汉语言学家）、范旭东（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等等。

1898年，戊戌政变后，时务学堂停办，先后改为求实书院、省城大学堂，后与岳麓书院合并为湖南高等学堂，成为湖南大学的前身。1938年，时务学堂毁于“长沙大火”。抗战胜利后，著名实业家、爱国民主人士、原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陈云章先生购买小东街大片地皮及梁启超1922年重游长沙时题写的“时务学堂故址”条幅（后捐湖南大学），在时务学堂废墟上盖了三层办公楼和自己的住宅，并立“时务学堂故址”牌坊，现为长沙市不可移动文物。

2001年，著名画家黄永玉造访已90高龄的陈云章老时，建议重建时务学堂，并当即打电话给时任省委书记杨正午，杨书记当即指示长沙市规划此事。重建时务学堂提上了当时长沙市政府的议程，并拿出了《重建时务学堂策划报告》。

二、建立纪念馆的理由

第一，时务学堂是维新派宣传维新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清末维新变法运动的中心在北京，而唯一的“实验省”却是湖南。在湖南，推行的第一项新政就是开办时务学堂。它的开办标志着湖南维新运动新局面的开始，湖南风气大开，时务学堂是其主要的见证。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通过课程内容的改革大力传播维新思想，这些思想，可视为近代中国民主政治最早最大胆的启蒙宣传。

第二，时务学堂是中国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变的典型代表。时务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比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还要早一年。时务学堂的开办，极大刺激了湖南省内各府县开明士绅改革旧式书院，创办新式学堂的热情。时务学堂开办后不久，岳阳、宝庆（邵阳）、浏阳、郴州等地纷纷改革，创办致用书院、经济学堂，培养通达时务的新式人才。时务学堂同岳麓书院一样，是长沙城的文脉。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

第三，从时务学堂的办学成果言，它在短时间内为湖南乃至全国培养了一批对西方近代以来新思想、新学说有相当体会的新型知识群体，为湖南和全国的维新变法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输送了人才。时务学堂首批40名学生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大半死于国事，在戊戌变法、自立军起义、辛亥革命以及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都立下了不朽功勋。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如自立军起义时牺牲的林圭、秦力山，反袁运动中的领袖人物蔡锷等。

第四，时务学堂故址位于潮宗街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区域内，与毗邻的连升老街、金九活动旧址、九如里公馆群等历史遗迹相映成辉，建好时务学堂纪念馆可增添潮宗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内涵。

可以说，时务学堂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教育史上留下了非常灿烂的一页，其旧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纪念碑意义的故址。有鉴于此，建立时务学堂纪念馆，不仅使长沙城多了一处纪念中国民主政治先导者的景观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而且可以增添长沙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内涵，提升长沙的知名度。

三、两个方案

时至今日，重建时务学堂或建立时务学堂纪念馆的呼声仍此起彼伏。为此特提出两个方案：

    方案一：

在今中山西路时务学堂故址范围内重建时务学堂，并立项作为历史遗产建设的重大文化工程，由长沙市政府动迁省粮食宿舍等建筑，按时务学堂原貌（即刘权之府邸原貌）兴建湖南时务学堂纪念馆，将其打造成集展示、纪念、教育、旅游、论坛、影视等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

方案二：

    利用今三贵街时务学堂故址范围内的陈云章公馆建立时务学堂纪念馆。建议长沙市政府从陈氏后人手中收购其产权，省文史研究馆已征询过陈氏后人的意见，可参与协商。由于该公馆已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在改造为纪念馆时不得改变原建筑的基本结构和已建立的“时务学堂故址”牌坊。

编撰：陈先枢

来源：郑大华 主编《湖南时务学堂研究》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