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时务学堂的作用与影响

四、培养的人才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时务学堂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和影响，还表现在她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后来继续发扬时务学堂的学风与精神，意气风发，引领潮流，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成就了不凡的事业，并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时务学堂的学生，名目繁多，分别有中文内课生、中文外课生、西文留课生、留堂试习生、调送北洋学堂生等。其人数，学术界向来众说不一、言人人殊，或云203人，或云二百多人。又据学者考证，从光绪二十三年九月（1897年10月）时务学堂正式开办，到次年八月（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时务学堂先后进行了五次招生考试，录取学生264人次，并列具其名单。根据这份名单，这批学生中，有67人同时被选为中文内课生和西文留课生，有4人兼充留堂试习生，因此其264人名单，实为193人。另据有关史料，时务学堂的学生，还有李泽云、左景伊、曹典球、石陶钧、张葆元、秦力山、蔡钟浩、周南、唐才中、陈其殷、李肖聃等人，尚有待考证。

这一大批青年学生怀抱着求学报国的理想，来到省城长沙小东街（今中山西路）的这所学堂，在梁启超、唐才常等思想激进、学识渊博老师的教导下，接受新知识，铸造新观念，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维新变法派的热烈拥护者和追随者。时务学堂的教习们，在课堂上，在学生课艺札记的批语中，大事宣传变法理论、民权思想，几乎无所顾忌，因而在学生中产生强烈反响。“堂内空气日日激变”，“诸生入堂，一面讲学，一面论政，意志非常兴奋”。当时，时务学堂曾将学生札记、教习批语及师生问答收集选编，或刊载于《湘报》，或另行刊刻发售。甚至长沙一些书商如实学书局、新学书局等，还将时务学堂课艺翻刻出卖。“及遇假期，诸生多数归省，出札记示亲友，传播反对清政以及主张学术革命之积极言论”。学堂的书籍和讲义亦“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蔡锷曾回忆道：“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起到剧烈的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向外宣传。”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以后，时务学堂“中英文教习与留校诸生纷纷他往……师生依依不舍，有感愤泣下者”。然而，对于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说，时务学堂的教育已经深入人心，他们已经立定报国之志，不可能僻处一隅，安坐书斋了。1899年，许多时务学堂的学生如林圭、秦力山、蔡锷、范源濂、田邦璇、蔡钟浩、李炳寰、周宏业、唐才质、李渭贤、陈为鐄、朱茂芸等，先后离开湖南，来到日本。时梁启超在东京创办了一所高等大同学校，诸同学从学于此，“聚首一堂，研究学问”。课余议论时事，各抒怀抱。按其主张，可以分为三派。一是改革政治派。认为维新变法的和平手段已经破灭，即当急起改革政治，“先事破坏，再图建设”。二是精研军事派。认为谋国之士必须掌握军事实权，因此应当“精研军事学问，训练国民，而后于国事有济”。三是注重教育派。以为“各国之富强，原于教育。我国欲与齐驱，非先以爱国主义教育国民不可”，所以首先应该注重教育。后来，时务学堂的学生大多就是朝着这三个方向发展，并在各领域大显身手，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政治军事方面的人才。时务学堂的开办，其创始者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培养造就维新变法的人才。梁启超在这里推行“政学主义”的教育，即将时务学堂作为专门“研究怎样贯彻我们的主义”的基地。所以，学堂政治空气十分浓厚，师生意气相投，均抱有改造国家的政治理想。在这样的洗礼与熏陶之下，不少的学生，在学堂积极鼓吹维新变法，大肆张扬民主民权；走出学堂以后，就很快地投身于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创建民主共和的斗争，成为我国反清民主革命的杰出斗士。

参加唐才常领导发动的自立军起义，是时务学堂学生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优秀演出。戊戌政变以后，时务学堂教习唐才常为继续寻求救国道路，辗转奔走于香港、南洋、日本、上海各地，先后与康有为、梁启超取得联系，又接触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联络了具有反清传统的哥老会组织。1899年冬，唐才常在上海成立“正气会”，不久更名“自立会”。次年，他又在上海召开中国国会，在长江中下游组建自立军，筹划发动武装起义。在此前后，秦力山、蔡钟浩、田邦璇、李炳寰等应唐才常之约回国，来到上海、武汉，参加自立会和自立军的活动，并成为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自立军分为七军，唐才常任诸军督办，计划分别在武汉、大通、安庆、新堤、常德五路同时发动起义。唐才常之弟才中、才质均为时务学堂学生，也都参加了自立军起义，才中并为此而壮烈牺牲。

林圭（1875—1900），即林锡圭，字述唐，号悟庵，湖南湘阴县人，时务学堂第二班学生。胸有大志，常说“吾人今日求学，应以挽救国家为第一要义”。又好谈论国事，“以清政日非，愈倡民族主义，谭公嗣同常许为造世英雄”。戊戌政变后留学日本，倡革命实行主义，反对空谈。1899年冬，偕唐才常回国，参与谋划自立军起义。次年，与唐在汉口设立自立军秘密机关，担任自立军中军统领，驻汉口。史称“庚子一役，唐、林并称”，为自立军中仅次于唐才常的领导人。后因事机不密，功败垂成，与唐才常同时就义于武昌。

秦力山（1877—1906），原名鼎彝，以字行，湖南善化人。与林圭、蔡锷、李炳寰等同为时务学堂高材生，“饶闻民主民权、自立自主之言论”。戊戌政变后留学日本。1900年至武汉，参加自立军，任后军统领。8月，按计划在大通发动起义，与清军激战一星期。失败后，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 

蔡钟浩（1877—1900），字树珊，湖南武陵县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入读时务学堂。参加维新活动，思想犹为激进，“闻独立自由之义，集同人开自立党于长沙，刊章程，编会籍……湘人之唱言自立者，实以君为始”。戊戌政变后，偕林圭、田邦璇、李炳寰等联袂留学日本。后归国，参加老师唐才常发动的自立军起义，在汉口协助林圭组织中军，并回常德筹划响应。汉口总机关被破获后，蔡钟浩在湖南被捕，旋就义于长沙。弟钟沅亦为时务学堂学生，也参加了自立军起义的活动。

田邦璇（1879—1900），字均一、伯玑，湖南慈利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与弟邦屿一同入读时务学堂，与林圭、李炳寰等相友善，立志振兴中华。戊戌变法失败后赴日本，次年冬，应唐才常、林圭邀，归国参加筹备自立军起义。往来湘、鄂间，联络同志，协助筹款，任自立军后军统领，负责安庆一路发动之责。事败后，与唐才常、林圭一道被捕，就义于武昌。弟邦玙亦参与了自立军起义活动。

李炳寰（1877—1900），字虎村，湖南慈利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春考入时务学堂。此时，即有读书报国之志，曾说“我们求学，所为何事？但求起衰振敝，上利于国，下泽于民耳”。1899年留学日本，次年春返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任汉口中军文案，办理总机关文牍事务。同年，总机关被破获，与唐才常、林圭、田邦璇等同时被捕，英勇就义。

综上所述，时务学堂的学生在那短短的一年甚至几个月内，确实受到深刻的影响。他们血气方刚，朝气蓬勃，爱国热情高涨，维新精神旺盛，是湖南维新变法的一支生力军。变法失败以后，他们继续追随原来的老师，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走上了新的救国道路。他们跟随唐才常奔走海内外，建立自立军，筹划起义，还有在国内的学生蔡钟沅、田邦玙等潜伏各地，起而响应。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参加自立军起义的原时务学堂学生，有名可考的就有20余人，其中有7人充当了自立军的领导者或骨干，5人被捕后英勇就义。堪称可歌可泣，慷慨激昂。1919年，青年毛泽东曾评价说：“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唐才常汉口一役，时务学生之死难者颇不乏人。此时的学校，大都以鼓吹革命为校风，学生竞研究所谓经世的学问，抵掌讨论的，不外国事如何腐败，满政府如何推翻，怎样起兵，怎样建设，种种问题。”

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是我国二十世纪开篇继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又一起重大事件，是戊戌维新派和一大批爱国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作出的最后努力。她的失败，唤醒了广大怀抱改良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开始走上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为目标的革命道路，从而揭开了我国近代反清革命的序幕，成为后来辛亥革命的先声。时务学堂的学生，站立在时代潮流的前头，积极地参加和领导了这一斗争，对我国二十世纪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立军起义失败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兴起，时务学堂的学生紧跟时代的步伐，又投入到这新的浪潮之中，秦力山、蔡锷、石陶钧是其最为特出者。

秦力山自大通失败后，一度亡走新加坡。1901年5月，因得孙中山资助，在日本主编《国民报》，这是留日学界最早宣传革命的报纸。次年，他与章太炎等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1902年冬，秦力山自日本回国，在长江中下游及广东等地宣传革命，运动会党，屡遭清政府通缉。1905年春赴缅甸，向华侨宣传反清革命。次年春到云南干崖地区，开办民族学堂，运动当地土司从事革命活动。同年，因病在干崖逝世。秦力山是最早参加反清革命的湖南志士之一，他为革命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在华侨和少数民族中宣传和从事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

当年时务学堂最年轻的学生蔡锷，更是后来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被誉为“再造共和”的英雄。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3岁成秀才。光绪二十三年（1897）入时务学堂。“他赋性天资聪颖，在学堂中的功课和每月的月考，必居前列。”幼年时，他即受到思想激进的母舅樊锥的影响，进入时务学堂后，很快就产生了改革弊政的思想。戊戌政变后，蔡锷至上海，复留学日本。次年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再去日本，学习军事。1904年归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任教官、协统等职，并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春调赴云南，任三十七协协统。是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以后，他于10月30日领导发动云南重九起义，任云南军政府都督。后被袁世凯调入北京。1915年冬，袁世凯复辟帝制甚嚣尘上，蔡锷潜离北京，取道日本、越南，回到昆明。12月25日，他与云南督军唐继尧等宣布云南独立，通电讨袁，发动护国战争，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后率护国军入川，激战袁军，屡获胜捷。袁世凯在护国浪潮中众叛亲离，忧惧而死。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因积劳成疾，于1916年8月赴日本就医，11月8日病逝。

石陶钧（1880—1948），原号玉峰，改号醉六，湖南邵阳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得湖南学政江标赏识，入长沙校经书院。二十四年（1898）春，因新任学政徐仁铸的推荐，与兄子善一同进入时务学堂。戊戌政变后，偕蔡锷至武昌，复回湘。光绪二十九年（1903）留学日本，与黄兴、陈天华等交往，投身革命。宣统元年（1909）回国，先后供职广西讲武堂及清政府陆军部。武昌起义爆发后，南下参加汉阳保卫战。二次革命中，代理讨袁军参谋长。旋与黄兴赴美国。1915年秋，返国策动倒袁，潜入云南，参加蔡锷发动的护国战争，任护国军参谋长，入川作战。戊戌以后的石陶钧，参加反清革命，特别是讨袁、护国，无役不从，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半个多世纪以后，著名学者、当年时务学堂学生杨树达曾无限感慨地说：“以时务对中国有历史关系也，一千九百年庚子反清之役、民四倒袁之役，皆时务师生合心为之，以一短命之学堂而能有如此事业者，古今罕见也。”

（二）教育与学术人才。时务学堂的学生，还有不少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和研治学问的志向，同样也成就了一番不凡的事业，对于我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和学术事业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范源濂是时务学堂学生中，在教育方面成就最大，对于我国教育事业影响最深远的一位。

范源濂（1876—1927），字静生，湖南湘阴县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考入时务学堂，受到维新思想陶冶。戊戌政变后，与蔡锷等留学日本，初入东亚商业学校，嗣毕业于东京弘文学院和法政大学。从戊戌变法失败中，痛定思痛，已抱定教育救国之志。归国后，1905年任清朝廷学部主事，参加创办殖边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后任清华学堂校长。1910年充学部参事，参与制定学制和学校章程。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范源濂以其在教育界的重要影响，被选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次长，与总长蔡元培一道积极改革封建教育，建立近代民主教育体制。后因蔡元培辞职，范改任总长。

1916年护国战争结束以后，段祺瑞改组内阁，范源濂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兼内务总长。为清除袁世凯复辟帝制余毒，确立民主教育体制，范源濂召开教育行政会议，撤销原“教育纲要”，重新制定和颁布大学章程。新的大学章程，采纳西方大学体制的优点，规定我国各大学按专业分科，从此我国大学按专业设系，初步建立起近代大学的教育体制。1918年，范源濂与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始人严修等赴美国考察教育。1920年任靳云鹏内阁教育总长，次年夏辞职。1922年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24年再次被任命为教育总长，未到职。旋任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干事长。1926年任北京师范大学首届校长。1927年在天津病故。

范源濂的一生，除在短暂时间从事其他职业，如1913年暂时任职中华书局，1921年一度潜心生物学研究，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教育事业，曾先后担任清华学堂（今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三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四次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苦心孤诣，艰难经营，奠定了我国近代教育的基础。其弟范旭东，为我国近代著名化学工业家和企业家。

时务学堂的外课生曹典球，在教育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

曹典球（1877—1960），字籽谷，号猛庵，湖南长沙县人。1898年，以外课生考入时务学堂，热心维新变法事业，曾在《湘报》发表《大学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今议》和《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等文。其《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一文，详细论证了兵战、商战、学战孰重孰轻的问题，认为商战比兵战重要，但学战是最终取胜的法宝。曹以此得到陈宝箴、徐仁铸的赏识，被以全省第一名的身份推荐参加北京经济特科考试。戊戌政变后，曹典球潜居郴州，在此期间，曾创办《政学箴言报》，介绍西方思想。1903至1906年，先后任教于浏阳小学堂、湖南西路师范学堂、衡州府中学堂、湖南实业学堂等校。1908年任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监督。民国成立以后，曹典球历任教育部、国务院秘书和湖北造纸厂厂长。1915年任湖南育群学会会长，1917年与美国雅礼协会合办湘雅医院和医学校。此段时期，曹典球还从事实业活动，创办企业，得偿20年前实业救国的夙愿。1923年创办文艺书院（后改名文艺中学）。1926年任湖南教育司司长。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秘书长。1931年后，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兼湖南大学校长。1934至1935年，曾代理何键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任湖南大学教授。1949年，参与湖南和平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省政协常委、省政府参事、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

曹典球的一生，道路漫长，阅历丰富，曾举办实业、投身政界，但其最主要的经历和事业，他的人生最大贡献，还是在教育。他一生于实业教育情有独钟。清末时，担任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就高瞻远瞩，创办了矿业、道路（包括土木和铁道）、机械、应用化学等专业，聘请我国早期工业专家王宠佑、蒋昌儒和一批美、英、德、日等国的专业教师，来校任教；从国外购置仪器设备，设置制图室、化学分析室、物理实验室；借用湖南铜元局厂房作实习工场，带领学生去华昌公司、萍乡煤矿、山口山铅锌矿等处实习，从而奠定了湖南高等工业教育的基础。

1915年，他应谭延闿之请，担任湖南育群学会会长，承担与美国雅礼协会合作创办医院和学校的使命，并于1917年与雅礼协会达成协议，正式创办了湘雅医院和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任湘雅医学会董事部部长、干事部部长。中、美两国的合作，为湘雅医院和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创办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医院和学校都得到很大的发展，不久即改名湘雅医学院，设施先进，医术精湛，当时即获“北有协和，南有湘雅”之誉，成为我国著名的西医院和医科大学。

时务学堂的学生，当还有不少在后来走上兴学教书的道路，自立军成员蔡钟沅就是其中一位。蔡钟沅，字佩珊，后改名湘，字少弢，湖南武陵人。与兄钟浩同为时务学堂学生，戊戌政变以后，又一同参与自立军事。“兄弟往来于汉口、常德之间，联络同志，指导会务与军务进行计划，不稍懈怠”。失败后，钟浩就义，钟沅“避匿乡间，幸不及祸”。后留学日本，学习工科。毕业后归国，创办甲、乙种工业学校，成就人才甚众。抗日战争胜利后，病逝于常德故里。

时务学堂的学生中，还产生了饱读诗书、学富五车的学者，其最为著名的为杨树达。

杨树达（1885—1956），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湖南长沙县人，字遇夫，号积微，晚年号耐林翁。早年曾入时务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留学日本。1911年归国，入湖南省教育司任职。次年任省图书馆编译兼楚怡工业学校教员。1913年起，先后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第一女子师范教书。在此期间，湖南各界人士发起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杨树达以其在教育界的名望被推为教师代表，毛泽东被推为公民代表，参加驱张赴京请愿团。此后，杨树达历任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教授。其一生从事汉语言文字研究，成就卓著，有学术著作四十余部。民国时期，担任了教育部部聘教授和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任湖南文史馆馆长。

杨树达的学术成就，主要为汉语言文字的研究，包括语法、修辞、金石、甲骨、及古文字训诂、音韵等，造诣精深，成绩斐然，所撰著的语法学、修辞学、训诂学、文献学、语源学、甲骨金文学、考古学等著作均富有开创性，公认为经典之作，影响及于海内外。在语法方面，所著《中国语法纲要》为我国较早的有部关于现代汉语语法的著作；《高等国文法》将文法与训诂紧密结合起来，建立了以划分词类为中心的独特语法体系，至今仍为我国乃至国外中学、大学的语法教学所采用。修辞学方面，其《古书疑义举例续补》，系为发现并论证古人措辞构句之通例而作，论述古人的修辞方法。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认为：“用心审密”，“足匡高邮王氏之失”；于省吾则云：“精湛透辟，曲园所不逮”。其《中国修辞学》,又名《汉文文言修辞学》,是前书的进一步系统化和科学化,第一次将修辞和语言三要素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使修辞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成为我国修辞学领域民族形式派的代表作。文字学方面，所著《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小学述林》等著作，开辟了我国文字学研究的新境界；其《文字形义学》一书，博采近现代汉字研究的新成果，近代语言大师黄季刚认为其“越段、王藩篱，补许君不足”，为现代科学文字学的奠基之作。杨树达治甲骨文、金文，将形、义、史相结合，“卓识明辨”，“创见累累”，号称“今日赤县神州训诂学第一人”。在史学、文献学方面，对先秦诸子、两汉经史作了大量校勘、考释和阐述。其《汉书补注补正》用力至勤，补王念孙、王先谦等未尽之处，堪称《汉书》研究迄今为止的最佳之作。近代史学大师陈寅恪读后云：“《汉书》颛家，公为第一，可称汉圣，”他以此成为清华大学继陈寅恪之后第二位国文、历史两系合聘的教授。

李肖聃是时务学堂学生中成长起来的又一位著名学者和教授。李肖聃（1881—1953），原名犹龙，字肖聃，后以字行，号西堂，又有笔名星庐、桐园等笔名。湖南善化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考入城南书院。又入时务学堂，为外课生。1904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1911年毕业后归国，初居北京，为各报馆撰文。1913年，梁启超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以肖聃为秘书，专司笔札。在北京期间，还曾任教于北京政法专门学校。1917年返湘，一度担任长沙商业专门学校教员。后长期任教于湖南大学，讲授儒家经籍、古文及文学史等课程，又兼任省会中学国文讲席。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北平国学院教授兼文学系主任，不久后仍回湖南大学任教。李肖聃一生博学耿介，为众所钦。抗日战争时，严辞拒任敌伪长沙市维持会会长职务。

李肖聃一生崇信程朱理学，于经学、史学潜心钻研，学养有素；为文取法汉魏，俯视唐宋，根底深厚。1947年，湖南省文献委员会成立，李肖聃任《艺文志》编纂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著述宏富，有《湘学略》、《中国文学史》、《星庐笔记》等，今人辑有《李肖聃集》。

时务学堂学生中，后来成为著名文人学者的还有杨树谷、辜天祐等。杨树谷（1881—1935），字乡诒，湖南长沙人，杨树达之兄。早年偕弟树达考入时务学堂。又从湖湘名儒王闿运、蔡与循游，1902年举湖南乡试副榜贡生。博览史籍，文誉藉甚。光绪三十一年（1905），偕弟树达留学日本，入法政大学。归国后，“主长沙诸校讲席，旁参新政”。民国成立后，去北京，任国务院主事、盐务署秘书。后“以亲老告归”，“侍养余闲，雅好歌咏”。好读史书，善为文章，著有《待旦录》。子杨伯峻，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为著名古汉语教授。辜天祐，湖南长沙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考入时务学堂，为调送北洋学堂学生。在学堂，辜天佑学习刻苦，勤于思考，思想亦甚激进，常前往南学会聆听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和谭嗣同等的演讲。学习期间，曾先后在《湘报》发表《公法律例相为表里说》、《论孟子以小事大以大事小为交涉学之精意》等文章。后从事报业和撰述。1948年，撰写《长沙县乡土志》八章，记述了长沙自清代同治以后，至民国时期的历史。

（三）经济和科技人才。时务学堂的学生中，还有一些在走向社会以后，从事实业活动，如梁焕均和身为教育家的曹典球。

梁焕均（1881—1938），字和甫，湖南湘潭人，祖籍广西。湖南近代著名实业家梁焕奎之弟。少年时，父亲任知县于江苏，全家迁居南京。光绪二十二年（1896），湖南巡抚陈宝箴创设湖南矿务总局于长沙，梁焕均长兄焕奎为陈所聘，任总局文案。次年，焕奎协助陈宝箴、熊希龄等创办时务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梁焕均考入时务学堂。次年，梁焕奎（图31）创办久通公司，经营锑矿业。1903年，梁焕奎出任湖南留日学生监督，梁焕均随兄赴日留学，学习矿务和管理技术。归国后，焕均即留在长兄身边，协助处理公司日常事务，从此走上实业家的道路。1908年，梁焕奎以久通公司为基础，成立华昌炼锑公司，焕均参与其事。1910年，梁焕奎为焕均捐得三品衔直隶候补的官位，出任湖南电报局总理，让其学习应酬官府及处理日常事务的能力。华昌公司成立以后，由于梁焕奎管理严明，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锑的需求猛增，华昌公司遇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机。1915年，由于商务繁忙，华昌公司机构进行改组，梁焕均乃辞去湖南电报局总理职务，担任华昌公司总经理。在此之后，公司进入极盛时期，几年时间，总资本从10万两银，增加到300万两，获纯利120万两。1917年，华昌公司再次改组，由汪颂年出任总经理。1918年，梁焕均在江西庐山小天池购地一万平方米，成立天一公司。公司在小天池建房修路，修通了至莲谷、姑塘、大寨、牯岭的道路和宝塔、寺院、疗养院以及十几幢别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华昌公司破产倒闭，梁焕均依靠他人资助及私人积蓄，在上海、庐山等地过寓公生活。1938年逝世于庐山。著有《西法炼锡述要》、《炼铜法》、《调查日美铜矿游记》等。

前文述及的曹典球，离开时务学堂以后，在从事教育事业的同时，还开展实业活动。清朝末年，梁焕奎兄弟创办了湖南矿业会，又成立了湖南实业协会。曹典球先后应邀参加，并成为湖南工业总会的代表人物。1912年11月，北京政府工商总长刘揆一召开全国首届工商会议。曹典球作为湖南代表（共8人）参加会议，与全国著名的企业家张謇、张弼士、聂云台、荣德生等济济一堂，共商大计。他最感兴趣的议题是工业方面，如设立试验所、模范工场，减少生产费用、加强质量监督，编订矿法，设地质调查所，提倡国货，振兴本国制造业，保护纺织、制铁、采矿等问题。1913年，他经原时务学堂校长、现任国务总理兼财政部长熊希龄推荐，担任汉口造纸厂厂长。此为他亲身投入工业的起点。在此，他整顿厂务，依靠科学技术，聘请美国工程师，造出了多种优质纸。1916年，他还曾应湖南督军谭延闿（图32）之邀，担任了湖南造币厂厂长。

1917年，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民族工业得到快速发展，锑、钨等矿业市场红火。曹典球将其父遗田（合125石租）变卖，集资开办了一家炼锑厂。这是他个人经营企业之始。同时，他还和友人在郴州开采钨矿，又创办了正厚五金号进出口公司。由于他善于审时度势，果断决策，有组织管理能力，保持与其他企业家的合作，因此在经营中颇有盈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锑、钨等矿的需求大减，湖南矿业跌入谷底。曹典球从此退出了实业界，以后即主要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但是，他振兴实业之心始终没有泯灭。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投入湖南的恢复和重建之中。他认为湖南作为“有色金属之乡”，仍应以矿业为基础，于是发起筹建新的湖南矿业会，充当湖南矿业工会代表，并担任了《实业杂志》社长。

编撰：梁小进

来源：郑大华 主编《湖南时务学堂研究》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