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时务学堂的作用与影响

三、推动了湖南社会的近代转型

时务学堂的重要作用与影响，还在于它对于湖南社会转型的积极推动。晚清戊戌以前直至清代中期的湖南，虽然随着整个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但在社会形态上，在其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方面，仍然处于中世纪的时代。经济上，仍然是自给自足的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占统治地位，基本上没有机器生产，没有近代企业。与此相适应，社会的交通、通讯仍然保持着古老的方式。在政治上，仍然实行着二千多年前建立的郡县制，由省、府、州县各级衙门构成的地方行政体制，维护着清朝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没有民主民权，也没有地方自治。在思想文化上，仍然是大一统的儒家思想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思潮还没有传入进来。整个湖南社会，无论是社会的生产方式，还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还是社会的管理方式，基本上还是二千多年以来沿袭和传承下来的模式，落后闭塞，暮气沉沉。

然而，这么一种的社会状态与情势，却在晚清戊戌前后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二千多年来流传下来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开始改变形式。社会上开始出现许多令人目瞪口呆的新事物，人们的思想也开始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社会正在不声不响等出现许多新社会的因素，悄悄地发生一个质的变化。而这一切，都是与时务学堂的创办者及其老师与学生们分不开的。他们不遗余力地鼓吹学习西方，身体力行地举办新式的企业、交通、学校，创办那些以往从未有过的事业如学会、报纸、警察局等等。他们掀起的救亡图存浪潮，他们扬起的维新变法春风，促进湖南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乃至城市管理方式等各方面，发生质的飞跃，开始了从古代到近代的社会转型。

（一）促进了湖南社会经济的近代转型。戊戌时期湖南社会的近代转型，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开始出现的。甲午战争以后，发展经济、富国强民逐渐成为湖南开明官绅的共识。他们认为：“当雄邦环伺之秋，为经久自立之策”，“必讲求工艺以抵制之，中国机庶可转，故声、光、化、电及一切制造、矿学，皆当开通风气，力造精能”。“苟欲转灭为兴，易亡为存”，“莫如大兴艺学，众建学堂，宏创工厂，富购机器，广选西法，多聘西师”。学习西方，劝工兴商，以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已成为甲午战后、维新期间的时代潮流，并在湖南掀起了一股创办近代工商业的热潮。

湖南最早的近代企业，是1895年创办的湘裕炼矿公司与和丰火柴公司。湘裕炼矿公司系湘绅张祖同、朱恩缙等投资，创办于长沙，生产锑砂，“售于各国”，“获利甚厚”。是年，上任伊始的巡抚陈宝箴奏请开设湖南矿务总局，作为全省发展矿业的领导机构。次年正月，湖南矿务总局正式成立，并制定了详细章程44条。矿务总局的成立对湖南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至1898年，全省开设了常宁山口山铅锌矿、益阳板溪锑矿、新化锡矿山、平江黄金洞金矿等四个较大的矿务局，还在各地开有金、银、铜、铁、锑、锡、铅等金属矿和煤、磺等矿大小数十处。湘裕炼矿公司还与粤商合作，于1989年在长沙创办了大成炼矿公司。

和丰火柴公司为官商合办企业，由陈宝箴与湘绅张祖同、刘国泰、杨巩等创办于长沙，公、商股本共三万两，为湖南维新时期最早的近代工厂。次年，公司正式开工，生产火柴。工人多为女工，达七八百人。另有部分工序如糊盒等，发放厂外承包，附近贫民赖此为生者达数千人。全公司日产火柴20余箱，年产量约一万箱。一年后，正在长沙主持南学会讲学的皮锡瑞专门来厂参观，曾感其“局面甚大，略似上海、湖北（火柴厂）”。

维新时期湖南兴办的近代企业，最重要的当数1896年冬成立的湖南宝善成制造公司。该公司由王先谦、张祖同、黄自元、朱昌琳、汤聘珍、熊希龄等集议创办，初为官督商办，是一大型机器制造企业。公司从上海购置机器，招聘技工，有小锅炉马力一具，刨床、车床各一台。原拟制造电气灯、东洋车、银元及矿务各局一切应用之件，后因亏损较大，改由官办，并改变生产方向，以制辫机和发电装置的生产获有成效。制辫机方面，初期生产了圆辫机2部、扁辫机6部，后专门生产扁辫机。发电装置方面，1897年在巡抚衙门附近开设了一个小型发电厂，时称北厂，又在附近时务学堂、湘报馆和商店架设电线，安装电灯。发电厂的创建和电灯的使用，给城市带来光明，湖南社会开始结束数千年来油灯照明的历史，成为湖南电灯和电力工业的肇始。北厂正式发电后，发展很快，用户迅速增加，开灯400多盏。随后在南门口增设南厂，亦供应400多盏，仍供不应求，到厂挂号定灯者不下一千六七百盏。时务学堂之起，其最初即始于宝善成制造公司。其时，公司曾计划设立一所工艺学堂，经上呈巡抚陈宝箴，即获赞同。陈宝箴曾指示“公司、学堂归并办理”，并亲自为之命名“时务学堂”。

除了以上各家，湖南民营机械制造企业也开始出现，如1898年陈万利开办制造石印机的机器厂，另有张本奎的化学制造公司、《湘报》馆印刷厂等。

近代交通运输与通讯业也是在甲午战后、维新期间开始起步。湖南近代交通业发端于1897年成立的官督绅办的“鄂湘善后轮船局”。早在洋务运动兴起以后，湖南即有人发出内河行轮之议，郭嵩焘、曾国荃、陈湜等曾发起商议。甲午战后，谭嗣同、唐才常等遂大声疾呼，倡议湖南修铁路、造轮船，促进商业发展。1896年4月，熊希龄、蒋德钧等开始筹办湖南行轮事宜。是年初夏，熊、蒋前往武昌进谒湖广总督张之洞，上递公呈，请求办理湖南内河轮船。直至1897年春，维新之风盛行，才获得张之洞的批准，但必须湘、鄂两省合办。是年8月，鄂湘善后轮船局在湖南内河试航成功，并通过《合办章程》，两省各购置大轮船1艘、小轮船2艘。1898年4月，轮船局湖南局正式开航，大轮开湘潭至汉口航线，小轮航行省内，开湘潭、岳州、常德航线，货、客运均营，颇为兴盛。近代内河航运业从此滥觞于湖南。不久，湘绅龙璋邀集部分商股，购置小火轮4艘，成立鄂湘溥利轮船有限公司，拟行驶长沙至汉口航线，旋因戊戌政变发生而夭折。

湖南近代铁路交通也是发轫于戊戌时期。1896年前后，清政府计划修筑粤汉铁路，“拟绕道江西”。湖南士绅获悉后，起而力争，要求粤汉铁路折而入湘。谭嗣同在《湘报》发表《论湘粤铁路之益》一文，论证粤汉铁路经由湖南的合理性，指出粤汉铁路走江西在地理和资源开发上的“六不利”，经湖南至广州方案对铁路建设的“九大利”，以及对湖南发展的“十大利”。与此同时，熊希龄、蒋德钧等作为湘绅代表专赴武昌，进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和经办芦汉铁路盛宣怀，就此恺切陈情，据理力争。为促使粤汉铁路取道湖南方案最后敲定，湖南士绅还联合广东、湖北绅商，于1897年11月共同拟定《湘鄂粤三省绅商请开铁路禀》，具呈户部尚书王文韶及张之洞、盛宣怀。湘绅的执着追求使张之洞等为之感动：“近来湘人尤多通晓时务，不泥故见”，具有“卓识远虑”，遂上奏朝廷，并于次年元月获得清廷谕允。湖南士绅们马上行动，成立了湘粤铁路公司。湘绅争取粤汉铁路取道湖南的成功，是湖南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此路虽然迟至二十世纪初才开始修筑，1936年全线通车，但她使湖南抓住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为以后湖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与鄂、粤、桂联系的加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湖南近代邮电事业亦起源于戊戌时期。湖南的邮政，直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仍然处于古代的邮驿铺递时代。清代，全国驿道干线经过湖南的有三条，驿道设置驿站、铺递，有人夫、马匹以供邮传。九十年代初，湖广当局拟在两湖举办电信事业，架设由澧州（今澧县）入湘电线，但遭到当地绅民反对而未果。1896年，巡抚陈宝箴与张之洞筹商，决定再次接设湘、鄂间电线，但路线改由长沙而北，于岳州（今岳阳）入鄂，至湖北蒲圻，全长450余里。此次，由于维新运动已经展开，湖南绅民已“咸知电线之便，为事势所必需”，工程进展颇快，架线“沿途迄无异言”，次年即全线竣工。5月，湖南省城长沙就设立了电报局，收发官、商电报，后又在醴陵、常德等处增设了电信机构。湖南电信事业的开创，进一步密切了湖南与外界的联系，使湖湘地区能够更快地获取信息，对于湖南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建设电信事业的同时，维新派也在筹议湖南创设近代邮政机构的问题，亦于次年在长沙设置邮政分局。近代电信与邮政机构的创立，使湖南开始告别古老的驿递制度，加快了湖南社会的近代转型。

综上所述，在甲午战争以后至戊戌政变，短短的三四年时间，湖南社会的经济面貌就发生了十分醒目的变化，产生了近代的工矿业、交通运输业、邮政电信业。从此，三湘大地开始有了机器大生产，有了近代化的经济实体及其运作方式；近代化的交通运输方式应运而生，湘江、沅江大动脉开始出现以蒸汽机作为推动力的轮船，人们又在经营修筑铁路、行驶火车的大事业；电力作为新能源的出现，不仅成为新的强大的生产动力，而且使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和通讯方式开始展现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一切都说明，湖南社会在经济形态上，已经开始转行到一个新的轨道上来，开始了近代化的社会转型。

在这一令人兴奋的节点上，时务学堂的创办者及其老师与学生们，充当了热情而有力的推动者和宣传者。他们为之奔走呼吁，出谋划策，甚至亲力亲为，实心操办。

翰林院在籍庶吉士熊希龄，在担任时务学堂提调之前，就是一位创办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参与者和组织者。他亲身参加宝善成制造公司的创办。为了湖南内河行轮和粤汉铁路取道湖南，他与蒋德钧多次身赴武昌，进谒湖广总督张之洞，慷慨陈词，终于不负湖湘绅民的寄望，使这二个重大的近代化项目落地湖南。

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是推行新学、实行新政的倡导者和宣传者。1898年4月初，他曾论及湖南新政应办之事，认为“欲易贫而富，则非广励工商末由也”，而提出修马路和举办博览会的主张。他说：“一曰开马路，通全省之血脉，则全省之风气可以通，全省之商货可以出；二曰设劝工博览场，取各府、州、县天产、人工之货，聚而比较之，工艺精学者优加奖励。”时务学堂中文教习唐才常也在《湘报》发表文章，鼓吹“自造各种机器，遏洋货利权”，建议“仿泰西珍会之例，大赛工艺”即开办博览会，以振兴中国工业。

（二）推动了湖南社会政治的近代转型。戊戌时期湖南社会的近代转型，在政治领域也有明显的表现。甲午战争以前的湖南政治领域，是实行与全国一样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在政治思想领域，则仍然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一统天下。光绪五年（1879），洋务运动杰出的思想家郭嵩焘愤而辞职回国。此后，他息居湖南省城，从事著述，并创办思贤讲舍，组织禁烟公社。他曾将自己对于洋务运动的反思和在英、法两国的见闻，介绍于省会士绅之中，并进行一些讨论，其中不乏对于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赞扬之词，亦若隐若现地折射出一星半点的民主民权思想。但这在整个社会机制没有变动，“天朝上国”、“夷夏之防”思想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的湖南知识界，不过是寥若晨星、凤毛麟角。然而，这一社会情势和思想状态却在甲午战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西方民主民权思想得到传播，一些新的社会政治组织和机构开始在湖南出现，地方自治在湖南举行了初步的实验，其社会政治形态已经开始了走向近代化的转型。

湖南社会政治的近代转型，首先表现为西方民主政治观念在这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一形势的造成，是与维新派大力传播、推广西学，而最主要就是创建时务学堂、举办南学会和创办《湘学报》、《湘报》分不开的。据前所述，维新派之创办时务学堂，其主要目的就是培养维新变法的人才，其教学内容“中西并重”，而西学“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即以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为主。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堪称时务学堂的总导师和灵魂，韩文举、欧榘甲、唐才常、杨毓麟等教习，思想亦非常激进。他们不厌其烦地向学生介绍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制度，灌输西方的民主民权思想。一时之下，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如君主立宪制、共和制，如三权分立制、政党制、议会制；民主民权制度方面，介绍了人民的各种自由与权利；法律制度方面，介绍了宪法、民法、刑法等等，应该说还是甚为广泛的了。

南学会的开办，也推动了西方民主民权思想的传播。南学会成立于1898年2月，是湖南维新时期一个影响最大的学会，会所设在巡抚衙门孝廉堂。该会以“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义”，以讲演为主要活动方式，互相探讨学术，议论时政，对社会兴革事宜发表意见。学会会友分为“议事会友”、“讲论会友”、“通讯会友”。其“讲论会友”由学问渊博、擅长言辞之人充任，定期讲演，并随时答疑，推经学大师皮锡瑞主讲学术，署按察使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时务学堂教习邹代钧主讲舆地。时务学堂西文总教习李维格也曾到会演讲。南学会的讲演始终围绕维新变法这个中心进行，大力宣传西方的民主民权思想。其第一次讲演系巡抚陈宝箴作，题为《论为学必先立志》。他在讲演中首先指出：“为学必先立志天下事”，“以求振国、匡时、济世、安人之要道”；“我政教不如彼，人材不如彼，富强不如彼，令行禁止不如彼”，因此要急起学习西方、实行变法。黄遵宪的讲演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的官僚体制，号召大家起来“去郡县专政之弊”，兴利除弊，“以追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在讲论者演说时，听众可以提出疑问，由讲论者回答。不少时务学堂学生前往听讲，也善于思考，经常提问，如蔡钟浩、范源濂、辜天祐等。所提问题范围广泛，涉及政体、民主、法律、学会、新政等等。如杨昌济问：“愚观《泰西新史揽要》，专发明民主之益。即湘省士林中亦多有言民主为五大洲公共之理，至当不易、牢不可破者。及观梁君卓如《论君政民政递嬗之理》，则曰：‘多君为政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为政者，升平世之政也；民为政者，太平世之政也。’”对于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几种政体提出了讨论。辜天祐则向讲论者“专门请求政学为主”，指导会员学习公法律例。这些讲演与提问和答问，实际上是对于西方民主制度和民主民权思想的宣传与讨论，都是以往学界士林闻所未闻的。

维新期间西方民主民权思想在湖南的传播，还有其极为重要的阵地——《湘学报》和《湘报》。《湘学报》原名《湘学新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1897年4月22日）创刊，湖南学政江标发起，唐才常、蔡钟濬等编辑，自第21册起更名《湘学报》。其宗旨以“讲求中西有用之学，争自濯磨，以明教养，以图富强”，时务学堂教习唐才常、杨毓麟、邹代钧为经常撰稿人。《湘学报》以大量篇幅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情况，希望清政府学习西方以新法练兵、建立海军、发展民族工商业。在政治上，《湘学报》还发表文章，提出君民共主的主张，要求推行议会政治、实行民权。《湘学报》是湖南最早宣传维新变法和宣传西方民主民权思想的舆论阵地，具有很大的影响。当时，巡抚陈宝箴曾札饬各州县订购；学政徐仁铸亦“通饬各学，按期购置”，“分布城乡各书院，俾士子一并阅看，愈以见闻”。该报还发行外埠，上海即设有《湘学报》分馆，湖北亦广为流传。张之洞曾认为，“大率皆教人讲求经济、时务之法”，饬令湖北各道、府、州县购阅，“发给书院诸生阅看”。

《湘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1898年3月7日）发刊，熊希龄创办，“日一出之”，系湖南第一份日报。该报由私人集资创办，时务学堂中人为其重要力量，董事八人中有梁启超、李维格、邹代钧、唐才常、熊希龄五人，其中梁启超、唐才常并充撰述，李维格任西文翻译。《湘报》所开栏目主要有：一、论说，二、奏疏，三、电旨，四、公牍，五、本省（各省）新政，六、各国时事，七、杂事，八、商务。《湘报》成立，即制定章程32条，其第九条宣示“本报与学堂、学会联为一气”，表明其是与时务学堂、南学会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因此，该报经常报道时务学堂的教学动态和南学会的讲演活动，刊载学堂教习的课艺批札和学会讲论者的讲义与答问，学堂与学会的各类文件、名单等，也都在报端刊发。《湘报》所刊文章，大多言辞激烈、思想深刻，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指出中国的落后，并旗帜鲜明地宣传维新变法理论，提出了他们学习西方以改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主张。如第31号所刊唐才常《恭拟密筹大计吁恳代奏折》一文，提出的改革方案：一、下罪己诏，定议院，改制新民；二、立废时文，广设学堂，设学部总其纲；三、联日联英以抗俄，并提出“张师统”、“易官制”、“开国会”、“改律例”的主张。第24号所刊樊锥《开诚篇》，请皇上“下一纸诏书”，将国家“公之天下”；提出“起民权，撰议院，开国会”，“一切用人、行政付之国会、议院”，“起四海之豪俊，行平等平权之义”。第20号所载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亦异常激进，竟直言：“西法与中法相参”、“西教与中教并行”、“民权与君权两重”、“黄人与白人互婚” 四大救国方略。这些言论，对于封建道统来说，堪称离经叛道、狂悖不伦，然而这已经成为维新时期湖南部分官绅的政治主张。

维新时期，湖南社会政治的近代转型，还表现为湖湘士绅所进行的西方民主政治实践，即开展了湖南地方自治的实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中国面临严重的瓜分危机。湖南维新派志士联想到几年前，台湾被割，“而官者至不可恃”，其绅民成立台湾国以自保的情景，提出了湖南地方自治，“营一隅以为天下倡”的主张。梁启超提出湖南要兴民权，而“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此之“绅权”，即是与官权相对，作为地方利益代表出现的一种权利，他已不再是官权的从属或附庸。于是，湖南维新派为了“兴绅权”，在政治体制上添设了一些新的建构，以实现其地方自治的政治理想，南学会、保卫局和课吏馆就是这政治构想的重要版块。

以讲演为主要活动方式的南学会，实质上是一个为救亡图存而联络全省官绅、讲求地方自治的政治组织。据《南学会大概章程》，该会的组成，首先由巡抚选任本地绅士10人担任总会长，再由此10人各举“好义爱国之人”为会友，每州县必须有会友3—10人。南学会三种会友中，除上述讲论会友，即为议事会友和通讯会友，前者责在议定会中事务、章程，处理有关重大问题，后者主要为地方各州县士绅。其时，谭嗣同撰有《壮飞楼治事10篇》，连载于《湘报》，对南学会的权力和功能作了设想。一是参政之权，“无议院之名，而有议院之实”；二是议政之权，“无变官制之名，而有变官制之实”；三是选官之权，“无变科举之名，而有变科举之实”；四是订法之权，“无变法律之名，而有变法律之实”；五是理财权，“无变制度之名，而有变制度之实”；六是合群力变法，“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梁启超发表在《湘报》的《论湖南应办之事》中，亦阐述了南学会的性质与功能，指出这是一个议政的场所、培训全省议员之处、一个区域性的自治机构。

湖南保卫局成立于１８９８年３月，则是一个由官、绅、商合办的地方治安机构，旨在“去民害，卫民生，检非为，索罪犯”，实际上为湖南近代最早的警察局。黄遵宪等为保卫局拟定了章程凡４４条，对其性质、建制、职责、财务等作了明确规定。其第三条规定：“本局设议事绅商１０人，一切章程由议员议定，禀请抚宪核准，交局中照行；其抚宪批驳不行者，应由议员再议，或抚宪拟办之事亦饬交议员议定禀行。”可知该局实行的是议、行分立的制度。章程还明确规定了官方与绅商的职责，明显地突出了绅商的地位，意在“公权力于绅民”，让绅商参与“治地方之大权”。保卫局之下还附设了迁善所，并制订了《湖南迁善所章程》３４条。迁善所的负责人以绅士为主，其职责为收容和管理“失业人”和“犯人”。

课吏馆则是为适应维新变法的需要，一所以开启官智、培训官员的学校，其目的是“使候补各员讲求居官事理，研习吏治、刑名诸书”。课吏馆开设于1898年夏，黄遵宪受陈宝箴委托总理课吏事宜。梁启超认为：官吏为新政的执行者，但旧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官员，大多“胸中曾未有地球之形状，曾未有欧洲列国之国名，不知学堂、工艺、商政为何事，不知修道、养兵为何政”，没有新知识，缺乏新眼界，不可能成为新政的自觉执行者，因此，“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课吏堂不可不速立”。梁启超还建议，课吏馆要将“各国约章、各国史志，及政学、公法、农工、商、兵、矿政之书，在所必读；多备报章，以资讲求，各设札记，一如学堂之例，延聘通人为教习，评阅功课”。黄遵宪采纳梁启超提出的建议，制定了《改定湖南课吏馆章程》36条，规定了课吏馆的机构、课程、考核等各方面内容。课吏馆设提调一员，“以候补知府充”任，办理撰拟文稿、支发银钱、管理器具各事。设一问治堂，聘馆长二三人住馆，以襄助总理考课各事。馆中学习课程分为六类：一、学校，凡造士育才之法均归此类；二、农工，凡务财、训农、劝工、兴业之法均归此类；三、工程，凡治道路、通沟洫、修城池之法均归此类；四、刑名，凡考律例、清讼狱、处罪犯之法均归此类；五、缉捕，凡盗贼、会匪、棍恶一切查缉之法均归此类；六、交涉，凡通商、游历、传教一切保护之法均归此类。此课程表中没有经史子集，没有诗词歌赋，全都是任官治政之学、新政所需之学。学员主要为候补人员，但“在省候补差委人员”、“外府、州、县现任实缺人员”，亦可“就馆学习”或函授。学习以自学为主，每日写札记和待问格纸，呈馆长批答。总理则间日到馆一次，会同馆长接见各员，“考其学业”。综上可知，课吏馆完全是一个新的机构，是维新派为适应新政和地方自治的需要所采取的措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三）促进了湖南社会文化的近代转型。戊戌维新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新与改良，也对社会各个方面包括社会的生产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经济层面，包括社会上层建筑如政治体制、政治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引起了社会在经济、政治上的转型，而且，她还影响到社会的意识形态，促使人们的文化结构出现变化，文风士习发生转变，开始了社会文化的近代转型。戊戌时期湖南社会文化的近代转型，主要表现在“湘学”的结构与士风发生了一种很大的变化。

“湘学”是指战国、秦汉以来直至清末在中华民族三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于湖湘大地滋生、传衍、发展，具有深深的湖湘地域烙印的湖南学术。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她经过了战国秦汉屈原、贾谊至唐代柳宗元、刘禹锡的古湘学时期，北宋周敦颐濂学开山与程颐、程颢传承的湘学肇始期，南宋胡安国、胡宏奠基与张栻传扬的湘学形成期，明末清初王船山蛰伏的湘学缓滞期，清代中期邓显鹤导引、魏源躬行的湘学复兴期，直至晚清名家毕集、群贤会聚的湘学繁盛期。维新时期的湘学，正处于这一枝繁叶茂、昌盛繁荣之时，在救亡图存、激情燃烧的年代，其结构发生了向着近代社会转型的变化。

作为一种湖湘地域性的知识体系，湘学继承了战国秦汉至唐的楚文化和湘楚文化，又吸收了中原的儒家文化，其内容宏富伟岸、博大精深。至戊戌维新时期，急剧变化的时局，风起云涌的浪潮，使其思想体系、知识结构又继续拓宽与深化。

戊戌时期，湘学在体系结构上发生的变化，首先是爱国主义思想与民族主义精神又得到升华。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从来就是湘学的主题和精华所在，但是在她二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在其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又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古湘学时期楚文化的代表人物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赤诚热爱着他的楚国，强烈地反对“虎狼之国”秦国的入侵。贾谊“忧国伤时”，深深地爱恋西汉国家，一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创立湘学的胡安国、胡宏与张栻，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怀爱着仅仅领有半壁河山的南宋，坚决主张抵抗金兵的侵略。而王船山僻处深山，孤愤穷思，爱的是大明故国，痛恨满清铁骑的蹂躏和欺凌。这种种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情怀，是千百年来郁积着的对于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是对于这土地山河与广大人民的不尽热爱。由于时代与历史的原因，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往往与忠君思想紧相结合；而历史上的民族主义，有时却带着狭隘性和盲目排外的一面。

晚清湘学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清代中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地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而随着列强侵略的不断加深，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被日益侵割，中华民族的危机愈益严重。在这样的形势下，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逐渐形成，中华民族与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因此，晚清湘学的爱国主义就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胶州湾事变以后，谭嗣同悲痛万分，挥笔写下感事诗一首：“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溟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他这里表达的，就是全体中国人民“四万万人”的悲愤，关心的是整个“神州”大地了。唐才常撰写了大量文章，为国家民族的危亡痛心疾首，号召“吾四百兆神州之遗民、轩辕之贵子”为挽救中国而奋斗。樊锥也大呼：“悲夫……俄人操旅顺大连湾，已而德人挟山东之全政，已进而法人索四款之利益，已进而英租长江、日不肯还威海卫，已进而列国莫不奋割一脔归遗其主，已安见有区区之土可以幸全者！”面临此豆剖瓜分的局面，他表示宁可“蹈东海而死”，也不忍“坐而睹其状”。晚清湘学的爱国主义，其主流已经脱离了“忠君爱国”的范畴；其民族主义，则已经升华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层面，已进入争取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境界。

戊戌时期，湘学在体系结构上发生的变化，还表现在其经世致用之学又增加了新的篇章。经世致用，是儒家学说的优良传统，也是湘学的显著特征。创立湘学的胡安国、胡宏与张栻，其治学、授徒，其目的都是“康济时艰”、“明体”以致用。在湘学的复兴期，被梁启超誉为“湘学复兴之导师”的邓显鹤，“灿然为体用明备之学”。他在盐政、荒政、县政及改革教育、举办团练、抵御外侵等方面，都形成了成熟的理念，提出了可行之策。魏源堪称“湘学复兴的旗帜与标杆”。他“以经术为治术”，编辑经世之学的洋洋大观《皇朝经世文编》，编撰饮誉中外的《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标志湘学的经世致用开始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晚清名家毕集、群贤会聚的湘学繁盛期，则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进一步落实与深化的时期。曾国藩、左宗棠继承和发展魏源“师夷制夷”思想，并将之付诸实践，倡导兴起了洋务运动。曾国藩认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左宗棠不仅积极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创办了福州船政局等一系列洋务企业，还阐述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必要性，剖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性。他曾指出：“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曾、左均为湘学经世致用学派的大家，他们在魏源的基础上又把经世之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都还停留在技术的层面。与他们同时代的郭嵩焘，则超迈时流，大胆地提出了学习西方，不仅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更应该学习其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

戊戌时期的湘学，就是在魏源、郭嵩焘等的基础上，踵事增华，使其经世致用之篇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一时期的湖南学界，不论维新派，还是保守派，都已经将西方之学当作学问之一端，列入了官学和书院的课程，时务学堂还设置了西文总教习，而维新派更是提出中西并重的主张。从此，西方的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数学之学和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理论，乃至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理论，进入了湘学经世致用的范畴，“学贯中西”成为湘学名师大家的美誉。全省各地学会蜂起，争相讲演西学，甚至有些学会就是主要为学习和研究西学而起的，如长沙的学战学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常德的明达学会等。维新派在长沙创办的《湘学报》和《湘报》，设置西学专栏，或以大量篇幅推广西学。一时，西学似已成为显学，而讲习和研究西学则已成为时髦。少年英俊，欣羡不已，人人追而尚之。因此，1897年时务学堂举行招生考试时，“报考者几二千人”。次年，举行留学日本选拔考试，亦有二千多人参加。毕永年曾在南学会提问中说：“吾湘风气已开，人知向学。举凡汉、宋学派以及西学各书，幸已家置一编，士手一册。”

戊戌时期湖南社会文化的近代转型，还表现在湖南士风的显著变化。甲午战争以前，湖南由于长期地处于闭塞落后的状态，学人士子与外界少有接触，思想上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湘军的崛起，使湖南学子产生莫大的荣耀感和自负感。“语战绩则曰湘军，语忠义则曰湘士”，唯我独尊，不可向迩，并逐渐地生发出一种虚骄自大之气。耻言洋务的守旧士子，曾多次聚众滋事，图谋捣毁全省第一个洋务企业湖南机器局，在澧州、长沙焚毁电杆，阻扰架设电线，而参与这些事件的，多为各地来省城参加乡试的士子和长沙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的学生。然而，在甲午战后和维新时期，湖南这一落后守旧的士风骤然转向，由守旧转向维新，由落后变为激进，广大学人士子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生气勃勃，奋勇向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一是爱国主义精神空前高涨，走向了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道路。湖湘士子素有爱国主义传统，向以忧国忧民为最高情怀、以抵御外侮为神圣使命。甲午战后，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他们受到强烈的刺激，决心肩负起挽救国家与民族的重任，于是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并毅然选择了维新变法为救国的途径。他们抛弃了往日的自负感，勇敢地“开通其耳目，充浚其智识，幡然求之中西图籍，一洗其从前虚骄之气，雍雍彬彬，怀瑾握瑜，庠序之气，靡然向风”。二是崇尚实学的风气重新兴起。湖湘士林本有经世致用的风气，但已经在甲午战前滋长起来的虚妄骄慢之气，却使得一部分士子不能遵守前辈经世的学风，钻研有用之学，空疏腐朽之气仍旧弥漫于书斋学舍。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的警钟，惊醒了血气方刚的学子，使他们重新举起经世致用的大旗，重新走上“践履”的道路。从学政江标整顿校经书院，到谭嗣同、唐才常创办浏阳算学馆，崇尚实学之风重新在全省兴起，风行海内。这时的实学，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经世之学，如兵学、农学、舆地学、盐政、荒政等等，更是包括西方的语言文字，史地、天文、算学和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时务学堂的开办，则使实学之风愈益强劲，不可止抑，甚至使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等成为实学的重要内容。崇尚实学之风的兴起，促进了湖南实业的兴办。湖湘士子们在学会、学堂和报刊上，大力宣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不少人还积极参加创办新式矿业、机械、火柴、印刷、轮船、铁路、电灯、电报等工业、交通运输、电信业的活动，使湖南走上近代化的道路。

（四）促进了湖南社会城市管理的近代转型。戊戌维新时期是湖南社会近代化的开始，同时也是湖南城市而主要是省城长沙城市近代化的开端。在这一时期，长沙开始产生近代工业、近代交通运输业，有了近代学校、近代报刊业，标志着省城长沙开始作为一座近代城市兴起。充满了创新意识的维新派志士，在从事繁忙新政之时，也考虑到了长沙城市的管理问题，并设置了专门的机构，从而促进了长沙城市管理的近代转型。

戊戌以前的长沙城市，尚无严格意义上的城市管理，仍然处在古代松散管理的状态。清代城市，“省会及府属地方均隶州县管理”，但州县主要只负责城市的治安，其他城市公共事务如市场、道路、消防等则由行会和城厢街团管理。其时，直接管理长沙城市的政府机构长沙县、善化县衙门，并不设置管理城市的部门和职守，其城市管理的职能主要是维护城市的治安，如缉捕盗贼、巡查街市。城墙与城门的巡守，在清代属于巡抚辖下巡防营的职责。而城墙及其城外护城河沟的修浚，均系巡抚督办的工程，并不经常举行。长沙城内及近城地带的管理，实行街团或铺保管理，一些街坊事务如街巷的清扫、下水道的疏通、街栅的启闭等等，多带有自治的性质。这样的管理模式，只能适应处于封闭状态、自然经济时期的封建城市。长沙城市管理的近代转型，就是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集聚，对外交往的愈益频繁，特别是随着城市近代化的推进而展开的。湖南保卫局的成立，即为其标志性的事件。

前已记述，湖南保卫局成立于１８９８年３月，是一个由官、绅、商合办的地方治安机构，实际上为湖南近代最早的警察局。根据黄遵宪等为保卫局拟定的章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不仅是一个承担社会治安任务的警察机构，而且还是一个管理长沙城市公共事务的城市管理机构。其章程第二条即明白宣示保卫局的宗旨，“在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可知就是保护居民安全、维护居民正常生活、处理一般治安事件和追捕罪犯。章程还规定，保卫局不过问民事诉讼案件，各分局不进行审讯罪犯的工作，“罪犯徒流以上应送总局办理”。在体制上，湖南保卫局于长沙城中央设总局，以下分区管理，设城内东、西、南、北四分局和城外分局一所，每个分局又设小分局六所。总局设总办一人，总司一切事务，设会办一人、绅一人。每分局设局长、副局长各一人。每小分局设理事委员和委绅各一人。小分局承担城市治安和管理的任务，每小分局设巡查长一名、巡查吏二名、巡查十四名。按此计算，全城共设1个总局、5个分局、30个小分局，巡查共420人，另有巡查长30人、巡查吏60人。巡查为具体履行职责人员，直接处理街坊事务和接触城厢居民，体现保卫局的形像。所以，章程对于巡查的要求很高，特别声明“巡查并非差役”，并必须具备诸如年龄、须读书识字、身体健康、性格平和、无犯罪记录等七个条件。章程还对巡查履行公务作了许多严格规定，该章程共44条，其中8条对于巡查履行公务时的服装、装备、行为举止甚至处事态度，以及若干例禁，都作了明确规定。

最能体现保卫局兼具城市管理性质与职能的，是该章程之第十一条。此条款规定巡查“除奉有官票另行差委之外”的“寻常职事”，共有9条，其中3条为捕拿罪犯和影响、破坏社会治安者，其余6条均为管理和服务城市的规定，如“行路之人，无论天灾人事，遇有急难即趋救之”；“车担往来，碍行道，伤人、物者，应设法安排，毋令阻道”；“道路污秽、沟渠淤塞，应告局中，饬司事者照章办理”，此外，尚有关于维护聚会场所秩序、禁卖腐败食物或伪劣产品、失物招领等的规定。这些规定都是保卫局对于城市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城市交通与排污，以及人民生活安全等各方面的管理。保卫局还制定了《清查户籍章程》，将城市人口划分为不同类别，重新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清查和编号。

保卫局还于各分局之下设置了迁善所各一个，并制订了《湖南迁善所章程》计３４条。各迁善所主要作为收押人犯、收容社会急难人员，以及让犯人学习工艺、从事劳动希其改恶从善的机构和场所。

“清理街道”为保卫局的重要事务性工作，此类事务，除章程之第十一条作出规定之外，保卫局还另行制定了《清理街道章程》，作了更为明确细致的规定。如为保证城市道路的畅通，章程规定禁止强占官道、摊担挤占街道，过往车辆载运货物不得超长、超高。又如：为维护城市环境的卫生，章程规定：凡乡村来城打捞和运送粪便的车担，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行；城市居民的家庭垃圾，由小分局设置专人收置运送，但应在规定的时间内置放规定地点；城市街道卫生由小分局安排人员管理，设有清道夫打扫，但各商铺人户门前则须自行洒扫、建筑垃圾须自行处理等等。

保卫局成立以后，确实在按照其章程履行公务，管理城市，维护治安，服务居民，做了不少足堪称道之事，得到了商户和居民的称赞。当时，《湘报》曾经作了很多报道。如保卫局成立之前的1997年，长沙发生盗窃案百余起，破获无几。保卫局成立仅数月，即查获并处置盗窃、抢劫、赌博、失火等案件近20起，“各局员绅倍极勤慎，日夜严饬巡丁，梭巡街市，城中无赖痞徒，渐皆敛迹”，“商民咸便之”。

湖南保卫局所制定的各项章程，及其在短短几个月内的经历，足以说明这是一所具有近代意义的城市管理机构，同时也表明长沙城市的管理，已经从中世纪的自然、松散型管理状态，开始了向近代科学、文明管理的转型。从此我们也能体会到，湖南维新派确实是一批朝气蓬勃的改革者，是走向新时代、迎接光明未来的代表者，他们为新时代、新社会的到来做出了永垂青史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