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时务学堂的作用与影响

二、促进了湖南社会风气的开放

湖南作为一个内陆省份，素以闭塞保守著称，长期以来，“碌碌无轻重于天下”。至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先后担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的湖南安化人陶澍，在江苏布政使湖南善化人贺长龄、幕僚湖南邵阳人魏源的辅佐下，面临清王朝暮气沉沉、弊窦丛生的局面，在两江地区推行改革，首开了清代中期社会改革的风气。稍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侵略，清王朝骤遇“三千年未有之奇变”，东南沿海门户大开。思想敏锐的魏源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写出著名的《海国图志》一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咸丰、同治年间，两江总督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闽浙总督湖南湘阴人左宗棠等，继承和发展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将之付诸实践，最先倡导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制炮造船，发起了洋务运动。而在同治、光绪之间，晚清第一位驻英、法两国公使湖南湘阴人郭嵩焘，第一个跳出洋务派思想的窠臼，发出了学习西方社会制度、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声音。

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都是他们所在时期不可多得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是那一时代首开风气之先驱者。他们促进了清代中后期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推动了清代中后期社会风气的开放。但是，无可讳言，这几位很有作为的人物，其卓绝不凡的思想并非产生于他们的家乡湖南，其振聋发聩的呼喊和惊世骇俗的举措也不是发自其三湘四水，而是在他们任职的两江、闽浙一带。这时，他们的家乡湖南，仍然处于风气未开、闭塞落后的状态。湖南真正成为全国“先进”之区，引时代之潮流，开天下之风气，是从维新变法开始的。时务学堂的创办及其教育改革，使湖南的学人士子大开眼界，解放思想，在政治上、思想上与风俗习惯等各方面，促进了湖南社会风气的开放。

（一）促进了湖南学习西方、对外开放风气的形成。湖南为中国中部内陆省份，三面环山，南有南岭，东有罗霄，西有武陵，北有洞庭重湖，自古以来，对外交通颇为困难，“崇山峻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呈现出一种半隔绝、半封闭的状态，“以故风气锢塞，而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经济、文化发展缓慢。自近代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对外开放，风气顿开，而湖南地区依然故我。与一个闭塞落后省份的情势相适应，湖南士庶民人的思想也长期以来处于一种虚骄自大的状态，“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礼义之邦、“夷夏之防”的意识深深地禁锢着人们。特别是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更是激化了人们对于西方文化本能的排斥。因此，在五口通商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始终没有任何一个外国团体或个人能够进入湖南，并站立脚跟。

对于这一情形，一位英国传教士马歇尔·布朗荷曾说：“湖南之对于中国，正如拉萨之对于西藏一样。多年以来，它是大陆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因而也是一个无与匹敌的、特别引人注意的省份。中国的保守主义，以及对于所有外国事务的反应，都在这儿集中起来了……所以，在中国其他各省向传教士和商人开放很久以后，湖南人继续吹嘘没有一个外国人胆敢进入他们的省境”。而省城长沙，则被他们形容为“铁门之城”。“湖南是中国最保守的省份之一，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拒绝接纳西方先进文化。”当洋务运动已经在中国其他地区展开之时，湖南人士却仍然在顽固地反对设立工厂，架设电线，行驶轮船……等一切有悖于传统的新事物。直到甲午战争前，湖南没有创办一所新式学堂，一个真正的近代企业，一份新式报纸，一切都还在维持着中世纪的生态。

这一状况的改变，是随着维新运动的开展及时务学堂的创办而到来的。甲午战争以后，湖南人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始转侧豁寤，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于是深自反省，力求变通维新。其最重要的转变就是一改“耻闻洋务”、“疾恶洋务”的心态，而主张学习西方、注重实学。陈宝箴、黄遵宪、江标、徐仁铸等维新派官员和谭嗣同、熊希龄、梁启超、唐才常等激进的维新志士，以开发湖南风气为己任，到处奔走，大声疾呼，终于形成了一个学习西方、咸与维新的新风气和新局面。

这一新的风气和局面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西方新学之风的兴起。这里的西方新学，指的是西方的语言文字、自然科学与科学技术，以及西方“法度政令”即社会政治学说。其前者的学习，在甲午战后已经成为湖南各级官员、各地士绅的共识，光绪二十二年（1896），即有湘乡东山书院的改制、岳麓书院的改课和学政江标对于校经书院的整顿，均将西方的语言文字、自然科学与科学技术之学引进了书院。其后者即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学习，则是时务学堂的开办方欣然兴起。二是学习西方，创办近代工业、交通，建立近代学校、报刊、学会，仿设西方行政建置。甲午战前，湖南还没有任何近代设施。1875年筹建的湖南机器局，规模粗具但因费绌而停办。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设两湖电线，湖南段却因绅民阻扰而撤工。“湖南之阻矿务、阻电线。以天子之尊，不能举一事。官湖南者，噤口不敢谈洋务”，更遑论文化、教育乃至政治、社会之设施。但是到甲午战后，风气发生了变化。下节即将叙述到，湖南在维新变法时期，陈宝箴等主持于上，谭嗣同等倡导于时，更有时务学堂的推波助澜，湖南兴起开矿山、行轮船、修铁路、架电线、办电报、办工厂等近代实业的热潮，出现仿照西方议会的南学会、类似西方警察局的保卫局、如同西方收容所的迁善所等机构，有了近代意义的报刊《湘报》、《湘学报》等。这一系列举措，都是维新派学习西方的结果，把西方的机器生产、近代交通、近代通讯、近代报刊，甚至近代社会组织，移植到了湖南，从而使湖南形成了一股学习西方的风气。

（二）讲新学，开民智，促进了湖南士子的思想解放。时务学堂本为培养维新人才而兴起，由此，熊希龄、谭嗣同对此寄予了莫大希望，而梁启超与诸教习则热血澎拜，在这里宣传变法，宣传新学，向学生灌输民主民权的思想。时务学堂要求学生，必须反复钻研《春秋公羊传》和《孟子》的微言大义、民权思想，并择取中外政治、法律比较参证，以期达到明了维新变法之旨意的目的。在学堂的教学中，教习们以开风气为己任，勉励学生阅读有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的著作，使他们的思想逐渐脱离传统的樊篱。梁启超特地编撰的《西学书目表》，向学生介绍的西学著作即有近四百种之多。学生听了老师的讲课，读了老师推介的书籍，眼界逐渐开阔，思想日趋进步，精神面貌为之一变。“凡世家子弟，尽洗从前耻谈时务之锢习，而雍雍彬彬，同我太平。”

特别是梁启超等教习在学生课卷札记的批语中，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与赞誉，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给学生的影响更大。师生之间，讨论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几乎无所不及。梁启超曾在学生札记的批语中，赞扬西方的赋税制度：“凡赋税之于民者，苟为民作事，虽多不怨，今西国是也。”又赞西方的联邦制：“古今万国所以强盛之由，莫不由众小国而合为一大国，见之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奥斯马加、日本、瑞士是也……数种大政提归政府办理，如海军、陆军、刑律、交涉之类，其余地方各公事则归各地方自理，政府不干预之。此是最善之法。”还称誉西方的两院制，分教习韩文举在批语中云：“美国总统有违例，下议院告之上议院，上议院得以审问，例能夺其权而㡗其职。英国虽君臣共主之国，其议院亦曾废君。” 梁启超等教习在批札中，还大胆、尖锐地批判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以宣传民主民权思想。他借宣扬《春秋》大义与孟子学说，指出：“《春秋》大同之学，无不言民权者。盖取《六经》中所言民权者编集成书，亦大观也。”我国“自秦以后君权日重，而臣之自视，以为我实君之奴隶……皆缄默阿谀为能，奴颜婢膝以容悦于其君，而名节二字扫地尽矣。至于今日，士气所以萎靡不振，国势所以衰，罔不由是。此实千古最大关键矣”。甚至言及清初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直斥“若二十四史，则只能谓之廿四家谱耳！”这些批语，可以说言辞激烈，堪称振聋发聩，惊世骇俗，其矛头几乎直指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

年轻的学人士子经过学堂的启蒙教育，茅塞顿开，逐渐地脱离封建传统藩篱，而很快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因此，他们在课堂上、在札记中，经常向老师提出有关西方民权、议院、司法、礼仪等方面的问题，甚至言人所不敢言，提到改服色、易正朔的问题。学生左景伊向老师请教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之道：“中土士大夫咸知国蹙、种弱、教微之非计，而究之国之所以蹙、种之所以弱、教之所以微之故，及思所以补苴其国、繁殖其种、维持其教之道，茫乎未之知也。”杨树谷于《孟子》“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不免有疑，问“孟子之意究竟何如”。梁启超以阐述孟子关于君臣关系之大义答之：“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也”。周宏业就《孟子·滕文公》问难，陈其殷问张骞通西域，梁启超分别作答，并借以批评“今日中国之行西法是也，行之无条理、无片段”；批评“欲闭关自守以冀绝外患者，中国人至愚极陋之言也”。由此可见，时务学堂诸学子思想非常活跃，已经具有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开始成为近代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一边学习，一边论政，意志非常兴奋。每遇假期回家，诸生“出札记示亲友，传播反对清政，以及主张学术革命之积极言论，于是旧派哗然，大肆讥议”。假满开学，思想守旧的家长见子弟思想变化，认为大逆不道，遂不准他们再来时务学堂。而学生已如醉如狂，乃与家庭展开斗争，其程度“比老师与社会奋斗更烈”。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学堂学习的同时，还经常参加南学会的活动，前往聆听各界名流的演说，并认真思考，积极提问。有的还在维新报刊《湘学报》、《湘报》发表文章，参加新政与维新有关问题的讨论。有的学生不仅参加省城的维新活动，回到家乡以后，还积极参与了当地的维新事业。光绪二十四年七月，省城长沙举行留学生选拔考试，“时务学堂学生几乎全部投考”，取录约70人，后因政变发生未能成行。梁启超等在时务学堂讲新学，开民智，开拓了湖南的新风气，同时，又使时务的学生解放了思想，使他们敢于冲决封建的网罗，为维新思想的传播和反清革命思想的宣传打下了基础。

时务学堂原为湖南官绅以开民智而设，梁启超还认为这也是广开风气的重要渠道。他主张学堂的学生可分为二种，“其一以成就远大，各有专长、各有根柢为主”；“其一则成就不必其远大，但使于政学之本原略有所闻，中外之情形无所暗蔽”，即可以广风气、消阻力。为了扩大学堂的影响，他还设想以时务学堂“广设外课”，全省各州、县均派人前来学习，“每岁三五人”。“为开风气起见，先须广其识见，破其愚谬”。然后授以东、西史志各书，内、外公法各书，以及经学、诸子精华，使之认识到维新变法的必要性，“摩激其热力，鼓厉其忠愤，使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己任，以大局之糜烂为一身之耻疚”。速则半年，迟则一年，即可卒业。回去以后，可以为各县小学堂教习，一年之后，“则必使六十余州县之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启，人才同时并成，如万毫齐力，万马齐鸣”。然而，由于湖南封建守旧势力的顽固抵制，梁启超这一以时务学堂培训全省学生、以开全省风气的设想，未能实现。

（三）移风易俗，推动了湖南社会风俗的开放。作为朝气蓬勃的改革者，湖南维新派出于急图自强的现实需要，在大力推行新政的同时，还致力于社会变革，移风易俗，禁止妇女缠足，倡导延年惜阴，并由此而触及婚姻关系、社会交往的变革，推动了湖南社会风俗的开放。时务学堂提调熊希龄、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分教习唐才常等，都参与发起了这一系列活动；诸学生则热情拥护，成为运动的忠实追随者。

禁止妇女缠足是湖南维新时期影响最大的移风易俗运动。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年4月），黄遵宪、徐仁铸、熊希龄、梁启超、谭嗣同、邹代钧、唐才常等16人发起成立长沙不缠足会，又名卫足会，其宗旨即是革除女子缠足的陋风恶习。维新派和开明士绅在《湘报》上发表文章，深刻批判了这一摧残人性的封建陋习。不缠足会章程规定：凡入会之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其已经缠足者如在八岁以下须一律解放”；会员家庭必须废除缠足陋习，还要开导“亲友戚属，使勿以恶俗为美”。不缠足会在全省产生了很大影响，题名入会的不少，刊于《湘报》上的会员名单即达928人，新化、邵阳、武冈、衡山、浏阳等州县纷纷起而响应，成立分会。时务学堂学生石陶钧回到家乡邵阳后，“纠集董事数百人大会于县城隍庙，并请县官出示严禁，雷厉风行”。长沙县清泰都等地的妇女响应不缠足的号召，“百数十人，幼者，弱者，壮者，老者，一律放足”。长沙城内还出现了专门定做不缠足云头方式鞋的店铺。当时湖南“倡禁民间缠足，风举雷动，以至秋闱诸生，所有进场器物，俱标贴不缠足会字样，风气之盛，极于时矣”。

随着不缠足运动的深入，又兴起了女子服饰更新和创办女学之议。不缠足会要求不缠足之女人所着鞋袜，“与男装同式……不可独为诡异，致同会惊诧”。长沙、汉寿的女士刘曾鉴、易瑜等，还在《湘报》发表文章，痛斥女子缠足之害，并提出兴办女学的主张。不缠足会还曾拟有兴办女学及妇婴医院、妇孺报馆等规划。禁止女子缠足运动又触及到婚姻问题。谭嗣同拟定《湖南不缠足会嫁娶章程》十条，提出革除封建婚姻旧俗陋习的主张。该章程规定，互通婚姻，“必须年辈相当，两家情愿”，鼓励“破除不肯远嫁之俗见”。在婚姻关系上，提倡节俭新风，“无论家道如何丰富，总以简省为宜，女家不得丝毫需索聘礼”；“女家置备嫁奁，男家尤不得以嫁奁不厚，遽存菲薄之意”。其婚礼，章程反对繁文缛节，提倡“从俗从宜，择其简便”。

在自然经济社会里，人们的生活闲散、节奏缓慢，特别是学子士人，“宾客之不时，起居之无节，酒食之征逐，博弈之纷呶，声伎戏剧之流连忘返”。繁缛的礼节、无谓的应酬，耗费了人们大量的时间，“精力以之消铄，光阴以之虚縻”，已成为社会生活的颓风陋习。为了劝导士人珍惜时间，提高办事效率，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1898年4月），熊希龄、谭嗣同等发起，在《湘报》馆成立了延年会。这里的延年，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依靠“芝菌导引、熊经鸟伸或丹饵服食、玉浆甘露”的延年益寿，而是以珍惜时间、提高效率为核心的延年。谭嗣同曾为之解说道：延年为“明去其纷扰以耗吾年者，即以所腾出闲暇之年，为暗中增益之年。少一分之纷扰，即多一分之闲暇。无纷扰，有闲暇，则一日可程数日之功，一年可办数年之事。统合算之，将使一世之成就可抵数世，一生之岁月恍历数生，一人之才力若并数人。志气发舒，智虑兴起，境象宽衍，天和充畅，谓之延年，岂为诬乎”！

熊希龄、谭嗣同等为延年会拟定了章程，计20条，对会员在起居、作息、办公、应酬等方面，从早晨六点半钟起床，到晚上十点钟休息，都作了明确的规定。章程还规定；会员“无故不得请客，无暇不得赴席”；“请客时只准五簋八碟，不得奢侈无度”；“办公之地，不得饮酒”；非休息日，不得请客、游宴、博弈、听戏、撞诗钟等。由此可知，延年会的发起者与会众们，倡导的是一种科学的、高效的生活节奏，一种严谨、节俭的社会风尚，反映了维新派生气勃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他们要以此告别旧的生活习俗，迎接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

维新时期湖南风气的转变，是十分显著的。短短的几年时间，湖南从一个极端地排外拒外、耻言洋务的省份，广开风气，学习西方，转变成为一个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文化上在“全国最富有朝气的省份”；从一个闭塞落后的省份，敢于移风易俗，革除千年陋习、转移愚昧之风，兴起健康、文明、科学的社会新风尚。当时，曾有人探究这一巨变之因，认为“湘省风气之开，较他省犹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非官长导之于先，士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官绅一体，上下一气，之有以致此乎？”不无道理。但在其中，时务学堂的创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