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时务学堂的作用与影响

第五章  时务学堂的作用与影响

湖南时务学堂虽然仅仅存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但它以其崭新的姿态和鲜明果敢的行为，有力地冲击着湖南社会僵化的体制与陈腐的风气，在湖南近代乃至全国近代历史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极为广泛与深刻的影响。作为一所学校，她以新的教育体制、教育目的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开启了湖南近代教育的先河；她的开办，以维新变法为旨志，追求新知识、探索新问题，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探讨新的社会制度，促进了湖南社会风气的开放；在其短暂的时间里，学堂师生倾情于新思想、新事物，积极投身于变革社会的政治活动，从而在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城市管理等各方面都推动了湖南社会的近代转型；时务学堂所培养的学生，勇敢地走向社会，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成就了不凡的事业，并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 开启了湖南近代教育的先河

作为一所新式学堂，湖南时务学堂在近代湖南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首先就是表现在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上，展示出新的教育目的和教学内容与方法，并产生出不同凡响的作用与效果，从而促进了湖南各地书院制度的改革和新式学堂的创办，开启了湖南近代教育的先河。

十九世纪中叶，世界各主要国家已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经济突飞猛进，其教育早已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形成了一整套近代化的学校教育制度。而清代的教育依然一直沿袭宋、明旧制，“学而优则仕”，读书的目的在于做官，教学以四书五经、诗词文赋为内容，考试以生硬僵死的八股文取士，几乎一成不变，弊端百出。至晚清，西方列强以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已进入中国，其先进的学校教育制度也已经在中国传布。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奕䜣、文祥、曾国藩、左宗棠等提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创办新式企业，并随之创办了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新式学堂，以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在曾、左的家乡湖南，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还是维持着旧式的官学与书院教育。光绪三十年（1894）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惨遭失败的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之中。面临亡国灭种的巨大威胁，一大批有志之士发出了“救亡图存”的呼声，强烈地要求学习西方，创办新式企业、新式学校，要求变法维新。湖南时务学堂就是在这样一个深重的民族灾难面前应运而生的，因而她决然不同于旧式的封建教育，已经是一所新式的近代学堂，是湖南教育开始正式走上近代化轨道的重要标志。

湖南时务学堂正式成立于清光绪二十三年九月（1897年10月），是陈宝箴、黄遵宪等开明的湖南军政当局和熊希龄、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培养维新人才的重要举措。早在是年初酝酿与筹备创建时务学堂时，他们即发布《湖南时务学堂缘起》，表明学堂的开办，是为了“培植人才，为自强之计”，欲“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湖南巡抚陈宝箴在《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中，进一步指出创办学堂，是因为“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存乎学校。中日议和以来，内外臣工，仰体时艰，深维图治之本，莫不以添设学堂为急务”，并希望“必有英奇魁杰继轨前修，出而任匡救之重，以图报国家”。谭嗣同则亲手撰写了一幅对联：“揽湖海英豪，力维时局；勗沅湘子弟，共赞同华。”悬挂于学堂之内。这就说明维新派之创办时务学堂，目的在培养维新人才，以开民智、求自强，是与以往旧式书院与官学的创办完全不同的。

时务学堂既有自己崭新的办学目的，首先，必然要对于旧式书院与官学的教育体制、教育目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在教育体制上，时务学堂采取了近代新式的学校体制，而不是衙门式的办学体制。时务学堂筹备之始，即由巡抚陈宝箴任命熊希龄为提调，又因黄遵宪提议，由学堂聘请梁启超、李维格为中、西文总教习，而中、西文分教习则分别由中、西文总教习定聘。提调即校长，负责学堂的行政事务，但并非职官。而总教习、分教习则均为教学人员，更非官吏。旧式的府、州、县学，分别设置教授、学正、教谕，皆以训导副之，均为具有一定编制、员额，享有俸禄的教官。书院虽非官学，其山长、院长、堂长亦非朝廷命官，但必须由省、府、州、县长官聘发关书。清代的书院，官学化日趋严重，其月课分为官课、馆课，官课即视书院等级分别由巡抚、学政、知府、知县出题考试。时务学堂的总教习由学堂聘请，分教习由总教习聘请，说明学堂和总教习具有一定的人事自主权。以上表明，时务学堂的办学经费虽然由官府拨付，但其办学体制却是与旧式官学廻然不同的。时务学堂还对于旧式书院与官学教育的教育目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本书第三章有较为系统而全面的讨论，此处不再赘叙。这里需要指出的就是：时务学堂的改革，说明它已经完全不同于旧式的官学和书院，而是一所完全意义上的新的教育机构。所以，在几十年以后，当年时务学堂的学生唐才质曾回顾道：“湖南之有学堂，以此为最早，丁酉、戊戌（1897—1898）间，有最高学府之称。”民国年间，曾有学者认为：“湖南之有学校也，始之者时务，继之者求实，而承求实之后者高等，故三校之在湖南，盖道南一脉也。”

除了学堂本身已成为湖南第一所完全意义上的新的教育机构外，时务学堂的创办及其改革，还犹如扬起一阵强劲的东风，激荡于三湘四水，开创了湖南改革旧教育、创造新教育的局面。

首先，时务学堂的创办，推动了湖南旧的书院和官学制度的改革。时务学堂创办后，适逢光绪帝诏开经济特科。1898年3月，巡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发布告示：“湖南省城遵旨开设时务学堂，并将岳麓书院师课改章，讲求实学，以期渐次推广……札饬各厅、州、县遵照，劝导士绅多设学堂，并将书院课章酌改，以资造就。”抚院、学院告示既发，各府、州、县纷纷跟上，要求将本地书院与官学改弦更张。

一是书院改课程。旧式的书院，其课程均以诵读四书、五经和作时文制艺为主。此时，改课程为中西兼学。长沙府宁乡县拟将玉潭、云山两书院改课经史、掌故、算学，聘方言、算学教习各一人，招收学生，专课方言、算学。浏阳籍的谭嗣同与同县士绅涂启先、黎宗鋆等拟将该县南台、狮山、洞溪、浏西、文华、文光等6所书院，与新设的浏阳算学馆“并而为一”，改建为一所规模较大的致用学堂。旋因守旧分子反对，此举未获成功，涂启先等乃借南台书院作讲舍，开办新学。该学取时务学堂“中西并举”的宗旨，亦仿时务学堂办法，招收内课生40名、外课生80名，进行教学。岳州府巴陵、平江、临湘、华容等县生员郭鹏、张长、方傅鸾、段修钰等共上《公恳改变书院章程及推广学会禀》，认为“自强之道，以育才为先，育才之方，以兴学为亟”，要求改岳阳书院课程为经学、史学、时务、舆地、算学、词章6门，“以课生童之成材者”。宝庆府武冈州士绅陆孝达、万祖恕、李钟奇、王佐龙等也同上《公恳变通书院仿立学会禀》，请将鳌山、观澜、峡江三书院一律改课实学，“统向章诸课为一途，并每月三课为一课”，课程分为经义、史事、时务、舆地、兵法、算学、方言、格致8门，因师资和经费一时难以齐备，乃先开经义、史事、时务、舆地、兵法5门课，待师资、经费有着时再开另外3门。书院的课程改革，实际上是教学内容的改革，她表明学校的办学方向和教学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可以说是教育改革的核心所在，对于加快整个教育改革的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改革，使日益颓败的教育出现勃勃生机，使空疏的学风向求实的学风转变，成为书院向近代化学堂转换的关键。

据《湘报》所载，1898年戊戌政变以前，湖南全省共有13所书院改章，增添算学、格致、译学等课程。有的州、县书院也在筹划改章事宜，或输送学生到省城学习。平江、永明两县知县曾致函梁启超，请他代聘时务教习，代购时务书籍。溆浦县禀请变通申送时务学生章程，希望多送生员入省城时务学堂。

二是仿设学会。各地维新志士、开明士绅在进行书院改章之时，还计划在书院设置学会，以推行新学。岳州府巴陵、平江、临湘、华容等县生员，在提请改设岳阳书院课程同时，还提出“仿照实学会章程，改慎修书院为学会，以教童年之堪资造就者”。宝庆府武冈州士绅“公恳变通书院”课程时，并请将该州希贤精舍、青云书院“仿南学会章程”，改设学会，“讲求一切有益政教之学，并劝士绅捐设置书籍……随购图书仪器，延聘学长”。一时，湖南各属兴起举办学会之风。湖南戊戌时期之学会，以谭嗣同等创办的浏阳算学社为嚆矢。1895年，谭嗣同、唐才常等认为“变法必先从士始，从士始必先变科举”，提出从一县着手，“自算学始”，“以育人才”，于次年创办了全省第一个学会。1898年2月，由于谭嗣同、梁启超等的倡导，陈宝箴、黄遵宪的热情支持，湖南创建了著名的南学会。其后，全省各地纷纷效法，“人尽愤兴，士皆淬厉”，学会林立。当时，《国闻报》曾报道说，湖南学会“较之江海各省有过之无不及”，“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新学之兴，此邦殆其嚆矢矣”。据不完全统计，自浏阳算学社以后，至1898年上半年，湖南各地即成立学会17个，长沙：南学会、不缠足会、延年会、学战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积益学会；浏阳：算学社、群萌学会；衡州：任学会；岳州：南学分会；邵阳：南学分会；沅陵：南学分会；常德：明达学会；龙阳（今汉寿县）：致用学会；郴州：舆算学会，另有地学公会，创办地不详。其数量之多，居全国第一。以上诸学会，与全国所兴办的学会一样，宗旨不一，性质各异。有的是致力于维新变法的社会政治团体，如南学会，可以说具有地方议院性质；有的是从事社会风俗改良的组织，如不缠足会、延年会等；大多是以传播与研究新学为使命的机构，如算学社、舆算学会、学战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等等，以学习和推广西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知识为职志。这后一种学会，具有教育与学术的两种性质，可以说也是教育的辅助与延续，是对于旧式教育制度的革新。

三是改革考试制度。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的改革，必然要引起考试制度的变更。维新时期，湖南的府、州、县考试已出现与以往绝异的情况，考官竟将西方政治文化内容写入试题。学政徐仁铸主持衡州府试时出题：“美西构兵，试援公法以定其曲直”、“书《华盛顿》后”、“欧洲制造名厂考”；主持永州、桂阳州、郴州府试时出题：“君主、民主、君民共主说”、“《泰西新史揽要》读后”、“近人条奏商埠铁路、矿务，中国应自行开埠并招洋股，以弃为取，有无损益”。浏阳知县在特科考试时，拟题“改并书院、课实学时务论”。光绪二十四年三月，长沙、善化两县举行县试，巡抚陈宝箴“以兴学育材、变通章程为第一义”，特面谕赖、陈两知县，“于二、三场策以经济、时务”。湘潭县生员曹典植、童生梁焕彝等曾禀请知县陈宝澍，建议改革县试制度，“多出经世各题，听各自专长一艺”，“二、三复试经史、时务题”，“果能学识宏通、体用具备，应一体取列前茅，以开风化而裨实用”。攸县士绅也曾禀请变通县试，改课实学。1897年湖南全省生童课艺，竟有人论及西方的两党制。其卷曰：“为持平之计，英人公、保二党，中国皆宜有之，特不必如英之互为胜负耳。济之以和衷，各泯其意见。新法之宜变者，保党不得掣其肘；旧章之宜守者，公党不得议其后。由是开民间学会之禁……诸学有会，分而为众小党，合而为一大党。不党之党，党而不党，以培国脉，以持国运”。由此可见，当时的考试制度，已经处于“变通”即改革的境地，其考试内容已载入了西学及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容。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旧式书院已越来越显示出她的不适应，其积弊亦日益暴露，于是维新派提出了整顿书院颓风陋习，实际上是对于书院作更为深刻改革的主张。作为一种在中国古代延续了一千余年之久的教育机构，书院在教育方法、办学形式等方面，都形成了许多优势和特点，对于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历时既久，弊蠹日生，到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书院已完全变成科举的附庸，成为衙门的摆设，弊端日益明显，积习渐成陋规，因此不少维新志士提出了破除书院陋习、改革科举制度的主张。湖南维新时期，由于时务学堂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诸方面所进行的激进改革，曾引起省城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求忠书院部分师生的不满，因而发生激烈的斗争。为了反击王先谦等对于维新派和时务学堂的攻击，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1898年7月13日），熊希龄与户部主事黄膺、翰林院庶吉士戴展诚、前广西知县吴獬、候选训导戴德诚，联名上书巡抚陈宝箴，恳请整顿全省书院。上书从六个方面提出了改革的主张，并相应地揭示了书院在六个方面的积弊。一是“定教法”，以“在上者无教法章程”。二是“端师范”。其弊有五，即“论资格”、“分畛域”、“山长不住院”、“山长不敦品”、“山长由私荐”。三是“裁乾修”，节浮费。四是“定期限”，以杜山长“视书院为传舍”。五是“勤功课”。六是“严监院”，以防山长不住院之弊。几日之后，陈宝箴即批复：“所拟整顿书院六条，规模条理大略粗具。所言通省书院应行因革损益之事，亦自言之成理……大抵书院专习时文，时文既弊，书院亦因之而弊。”肯定了熊希龄等的主张。然而，由于湖南维新派与保守派斗争的激烈和复杂，又一月之后戊戌政变的发生，熊希龄等关于改革书院的主张付之东流，未能实现。

其次，时务学堂对于湖南旧式教育的改革，还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各地新式学堂的创办。开明的湖南维新官员和激进的湖湘维新志士之所以创办时务学堂，其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为全省开学堂、办新学树立楷模。陈宝箴在《招考新设时务学堂示》中表明：开办时务学堂，以促使“各府、厅、州、县官绅士庶闻风兴起，各集捐款，设立学堂、乡塾，为国家造就有用之材”。改书院为学堂，已是大势所趋。戊戌春夏之交，全国变法维新春风激荡，形成了一股改书院为学堂的汹涌浪潮。湘乡县东山书院已经改为东山精舍，郴州士绅陈为镒、潘仁瑶等发起创办经济学堂，宁乡开办算学书院。

校经书院学生何来保，在时务学堂提调熊希龄的支持下，于1898年4月在《湘报》发表《湘水校经堂宜改为师范学校议》一文，主张将湘水校经堂改为师范学校。他认为：“欲造人材，复元气……则惟有立师范学校，先造通省之师。”他还指出：“泰西教习端由师范出身，政府给予高等、中等及寻常执照，方克充选。故教诲之法纤细靡遗，层次不紊，一切政治、工艺互有极则……故立师范学校诚刻不可缓之事也。”书院改学堂，首先是湖南省维新派官员的主张，也得到了部分府县开明官绅的支持。陈宝箴即指出：“当兹时局艰危，皇上变通学校，锐意振兴，正当各矢血诚，同心仰体。”浏阳县知县黎筑云也认为“并书院为学堂，中西并习”为“当务之急”。据不完全统计，在1898年戊戌政变以前，湖南设立的新式学堂，除时务学堂外，尚有长沙致用学堂、武备学堂、方言馆、化学馆、岳阳通商艺术馆，浏阳茶务学堂、宁乡译算学堂、新化求实学堂等11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