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学术差异引起的论争

以时务学堂为中心的维新人士，为了使变法得到国民的广泛认可和因应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不断浸淫，不得不从传统的文化资源中寻求合理依据，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革考》的启发之下，提出了“保教”的主张,以恢复真孔教的名义,对儒学进行了改造,体现出一种保教尊孔的精神。保守派坚持对儒学传统的继承,维护儒学的知识体系——经学,体现出一种尊经翼教的思想。可见，对待儒学的态度不同及其思考,是引发戊戌变法时期湖南维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纷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改教以保教”与“尊经以翼教”之辩。在维新运动时期,保教主张是变法主张的组成部分之一。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实质上扮演了准宗教或代宗教的角色，是华夏民族文化认同和精神依归不可替代的符号体系。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局势的日益危急，不但中国随时面临豆剖瓜分的命运，而且儒学也日益遭遇来自内外的挑战，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并存。因此，近代国人在救亡图存的同时也提出了“保教”的主张。1895年至1897年间，康有为在上海、桂林等地组织强学会与圣学会，强调尊孔教以救中国；1898年更是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明确提出此会之目的是“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湖南作为维新运动发展最早、最快的一个省份，成为保教思想宣传的一个基地，特别是在南学会、《湘报》、《湘学报》以及时务学堂中，保教与民权、平等一起成为引人注目的话题，成为推动变法的理论基础。湖南维新派的保教宣传，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将儒学——孔教直接与西方基督教对应，以传教之广狭论教之强弱，提出儒学面临着教亡之危机。“孔教”本是对儒学的一种习惯称呼，但在传统语义上,此“教”更多地是指文教，是一种人文信仰，非西方神学意义上的宗教，而在维新运动的宣传中，直接将孔教当作了宗教。以传教之广狭、信徒之多寡来衡量，西教强而孔教弱，中国有亡教之虞。正如唐才常所言:

方今五洲人民一千三百兆，其行西教者九百余兆，行儒教者四百余兆，行回教者百余兆，其余则生番诸夷无教之民，是吾儒已有不敌西教之势。如不谋一自强之策，以抗彼而卫吾,人类几何而不绝也？

南学会会长皮锡瑞在南学会的十几次演讲中，也多次提到孔教危机，如在第二次演讲时是这样说的:

我孔子之教行得远,彼天主耶稣之教更行得远,欧洲各国都尊信天主耶稣,美洲澳洲英人开辟已久,固不待说,非洲虽不尽归欧人所辖,而欧人开辟之地,亦多从天主耶稣。

从历史上看，孔教也曾遭遇外来宗教如佛教和本土其他宗教如道教的挑战，但最终都化解了危机，保住了中国文化正宗的地位。然而，降至近代，天主耶稣教进入中国,其对儒教所形成的挑战却非历史上的释、道可比。“以时势而论，彼强我弱，彼教夺我教甚易，而以孔教变彼教甚难。” 儒教真有千钧一发之危。特别是德国占领胶州湾后，“圣贤陵墓，尽属他人”，“邹鲁儒风，将从彼教” ，更加深了人们的孔教危机感。这类宣传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得到认同。类此的言论还有很多，而且也为听众所接受。如《湘报》第39号“南学会问答”就载吴焕卿问：“地球教主不一。今日之教，惟天主耶稣遍地球，中国四万万之民，向尊孔教，至今日徒有尊孔教之名而无其实。”为唤起人们的关注，何来保还特作《悲孔》一文，说孔教是“澌灭殆尽，仅余一线”，孔教之衰落可想而知。孔教是华夏民族认同的文化资源，也是中国人精神依归之所在。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孔教就成为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所在。三纲五常之理，四书五经之文,无不家喻户晓，藉此维系世道人心。国与教相维，教存则国存,教危则国危。故何来保提出：“哀莫大于教亡，而国亡次之。”“未闻有教亡而国能立者，更未有国亡而教即随者。” 亡教危机的严重性,甚至有过于亡国，故保国须先保教。

其二，以西方宗教为参照，追究孔教危机的根源。孔教何以会出现危机？通过中西对比，维新派指出，一方面乃因孔教不具备西教那种传教模式或精神；另一方面则因中国人名尊孔教实不明孔教，有尊孔之名而无其实。西教行教之远，乃因“教皇之尊贵、教士之勤恳、政府之保教” ,无论新旧教，无论男女，都做礼拜、诵圣经，又万里传教。不但如此，西教传入中国后，为了与孔教争胜，还吸收了孔教之精理名言，作为自己的教义，如“事天敬天”与“乾父坤母”之类。这种改造过的西教在中国更具诱惑力，传教更广。相比之下，中国人既不传教，又不尊孔，对孔教之义理茫然无知。四民不关心孔教，贱儒以孔教为奇货，官吏拜孔教若木偶，离孔教之真精神越来越远。“号愈尊，厥道愈远，厥门愈峻，厥学愈坏”；“村落之儒，有终身未睹宫墙者；城市之儒，有毕岁未履黉舍者；文武员弁，遵例释菜，有目不识丁行同盗跖者”。更为严重的是,孔教内部自相攻伐，“自畔其宗旨，自漓其本真”，全失至诚爱人平等平权之理，“即无耶教乘之，亦岌岌乎殆矣” 。因此，孔教最大的危机，不是来源于西教的挑战，而是孔教内部的伪孔徒盛行。

其三，主张恢复真孔教以保教。在国势衰微的情况下，国人不能阻击西人不来传教，惟有从儒学内部着手振兴儒学，开学会讲明义理，合群力以保护圣教。皮锡瑞提出：“今欲保教，急须讲明孔教义理，使人皆灼知孔教与天主教何者为同何者为异，自然不至为彼教煽诱。若能推广学会，行教四方，使吾圣人之道，施及蛮貊，尤为盛事。” 讲明孔教义理，使中国人皆知孔教之大，并且切实有用，自然尊信我教，不至遁入彼教；同时使外国人亦知孔教之大且切实用，自然不至藐视我教，不敢以彼教夺我教。

这样，保教落实到阐发孔教义理上，而关注的焦点也转变为“何者才是孔教真义理”。从湖南新派的宣传来看,他们将西教中的平等平权说成是孔教应有之义，从而对孔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如谓： 

孔教讲爱人，耶稣亦讲爱人。孔教讲至诚，耶稣亦讲至诚，盖至诚爱人，是天地之公理，各教之公性情。然至诚爱人，俱出于天，耶稣只讲到天止，而我孔教则天字上更有一层，《春秋》之所谓‘以元统天也’。

孔教本来是讲至诚爱、人平等平权的，并且比耶稣教更高一层。只是后来伪孔徒盛行，丧失了这种真精神，背离了孔子的真精神。又如以公法比附《春秋》。《春秋》讲大同小康，公法讲文明野蛮，其根据是一样的。《春秋》三传所讲从小康进入大同，从野蛮进入文明，条理精密，进退有序，这是孔教超越于诸教之处。然而，《春秋》的这种精意长期不为人所解。“自汉以来，诸儒略讲明《春秋》大义，而未及微言，故未能尽服泰西各国之心。”现今西方各国所行之公法公例，大半为半文明半野蛮之公法；但世界发展，必将由半文半野进入文明。因此，将来环球各国，必将以《春秋》代替现行公法。而要保教、进而推广孔教,先要揭示出《春秋》三传中的大同小康之义、公法公例之例。“今以公法治《春秋》,为大同之轨所发轫耳。”

儒学门类，就其性质而言，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经过皮锡瑞的重新阐释，无一非救国济世之学问。如言语一科，相当于交涉学，能解列国纷争。政事一科，更是包罗万象，凡今所讲，“如农学、商学、制造、开矿、体操、兵操、枪驳、舆地等学，皆可使足民、可使有勇学问，在圣门中列为政事科，不得以为西学而斥之”。通过这样的解释,孔教就与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