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湘省官绅态度对纷争双方势力消长的影响

当维新派与保守派的纷争出现旗鼓相当、难分高下之时，任何一方势力的消长、强弱都会影响纷争的走向与结局。由于戊戌湖南新政时期，人多事繁，加上维新局面极其复杂，局势多变，特别是有关牵涉到参与新政当事人之利益纠纷与人事变革等因素，具体哪些人归于维新派、哪些人归于保守派，实难判定。有学者指出：“实际上，官绅之间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往往影响到个人对维新的态度，不少官绅的态度处于一种游移的状态，很难给以确切的定位。” 为了叙述方便起见，又不得不作权宜粗略之别。

（一） 纷争之中湘省官绅的六种态度。围绕时务学堂，比较明显区分的且矛盾最为激烈的有两派，一派是以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熊希龄、樊锥、易鼐和时务学堂一些激进学生为代表，形成激进维新派；一派是以叶德辉、苏舆和其他安于现状的绅士为代表，形成顽固保守派。这两派组成了彼此对立的新旧两阵营。其他人则属于两大阵营之间的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本来都是湖南新政最初的参与者、支持者，是维新群体的一支组成力量。但是随着新政的深入，基于政见、学术之异同和个人权利之得失，中间力量发生了分化，其中的王先谦、张祖同等一批原本支持新政的士绅逐渐走向保守，与叶德辉等合流，并影响他们把持的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大批学生，最后完全蜕化为顽固的保守势力，与维新派形成势不两立的力量；中间势力之陈宝箴、陈三立、欧阳中鹄等为主要代表，自始至终摇摆在维新与保守之间，希望成为湖南新政的一种制衡力量，一方面希望维新派之激进不得渐行渐远，偏离传统君主政治之轨道，故当维新派传播民权、提倡平等受到保守派诬蔑、攻击之时，中间势力者则往往保持息事宁人、含糊其辞的态度，不作是非曲直之分；另一方面，希望保守派对维新派的反对保持适当的力度而不破坏新政局面继续发展和影响个人前途得失，故当保守派理屈词穷或者甚嚣尘上之时，中间势力者则往往退让妥协，作调和斡旋之努力。以黄遵宪、徐仁铸、江标、皮锡瑞为代表的一批官绅因人生阅历的丰富或者学术信仰的差异，对湖南新政之态度则往往审时度势，表现出近代中国官绅应有的责任与义务，故他们比较偏向于维新派，尤其是在要不要变法、怎样变法等大是大非上，给予维新派义不容辞的支持和学理论争。而以邹代钧、李维格、李仲璇为代表的一批官绅因顾及个人得失太多和政见不同，在新政很多关键问题上则偏向于保守派，成为保守派的有力助手。以上这六种态度的不同代表只是一个粗略的划分，而实际的情形则要复杂的多，在以下的论述中将予以详细说明。

（二）陈宝箴、陈三立、欧阳中鹄的中间态度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具有较为明显的变法思想，主张新政之求强求富，尤其是到湖南履职后，锐意进取，主持了各项新政，对湖南之实学开新功不可没。陈宝箴，字右铭，江西义宁人，著名学者陈寅恪的祖父、陈三立的父亲。他不是一个昏庸、保守的官僚，而是一个有作为、有担当、有真性情且又老成持重的封疆大吏。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由于荣禄的保荐，诏授湖南巡抚，甫一上任，便以“变法开新”为己任，将行新政作为其执政的基本诉求，先后“设矿务局、官钱局、铸钱局；又设电信，置小轮，建制造枪弹厂；立保卫局、南学会、算学堂、湘报馆、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制造公司之属，以次毕设”。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对此有一段非常切实的评价，他说：“湖南之焕然濯新，实自陈右铭抚湘始。当时勇于改革，天下靡然从风，右铭先生与江建霞、黄公度、梁任公等入湘，并力启发，一时外论以比于日本变法之萨摩、长门诸藩。” 可见其声势浩大。不过，陈宝箴对于维新派的主张并不完全认同，而是有所保留。如他几次请谭嗣同回湖南，但谭回到湖南后，却始终未被重用。据陈寅恪回忆，筹办时务学堂之初，黄遵宪曾向陈宝箴建议聘请康有为主讲时务学堂。陈宝箴征求陈三立的意见，陈三立说，他曾见过梁启超的文章，“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陈宝箴采纳了儿子的意见，才决定放弃康有为，改聘梁启超。从这里也能看出陈宝箴对康有为等人的态度，一方面，他不得不借助这些人的力量在湖南开展维新运动；另一方面，他又很难接受其民权、平等的主张，对康有为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的议论，也不以为然。事实上，他对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请求设立南学会的真实意图是清楚的，但他总是尽可能地要控制局面，不让改革的列车驶出他所设定的轨道。所以，他在南学会的演说，并不理会谭嗣同、黄遵宪大谈民权、议会，而是强调该会宗旨在于防治有人反洋教，皮锡瑞在《师伏堂未刊日记》中记载陈宝箴所说：“中丞曲为譬喻，嘱湖南莫打洋人，学会之设，原为此事，至今日始点题。” 而当维新派宣扬康有为孔子改制说，大谈民权平等，甚至冲击纲常名教时，陈氏父子便不能苟同，为了自我保护，与维新派逐渐疏远。如当维新派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一文刊布以后，陈宝箴立即让其幕僚欧阳中鹄向报馆示意“过于偏激，惊世骇俗，非处士所非言”。后来，他又把他的《评墨子尚同篇课卷》刊载《湘报》，明言“纲常名教皆循乎人心之自然”，认为不论是“父子”还是“君臣兄弟夫妇”，“各有其等”，“才智之士论不宜过高”，对维新派从批五伦入手倡言平等显然存反对意见。又如在南学会的两次演讲中，他首谈“为学必先立志”，次及“不必攻耶教兼及周汉事”，无非是启发士绅知国耻而不要妄肆向外人挑衅，思想言论力求平正温和，似在不新不旧之间。

特别是当维新派与保守派纷争既起之时，陈宝箴以一种折中方法，“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  当外间传言时务学堂功课所言极乖谬之时，他立即调阅学堂学生札记。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中旬，他委任黄遵宪为时务学堂总理官，委任汪颂年为时务学堂总理绅，接替熊希龄之职，并饬令整顿时务学堂，以回避保守派对时务学堂的攻击。同时批准时务学堂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三教习之辞呈。当保守派与维新派向他上书禀告之时，所作的批示亦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对于《湘绅公呈》，他批之早已饬学堂总理认真办理；对于熊希龄之整顿书院《禀稿》，虽认为所拟各条“规模条理大略粗具”，“所言通省书院应行因革损益之宜，亦自言之成理”，但复以“惟现既奉旨饬查省会及府、厅、州县书院，自应恭候谕旨，或有颁发通行章程，始可钦遵办理”。他还指责维新派不该将《禀稿》在《湘报》刊发，造成“怀挟意见，相互攻讦”。对于匿名揭帖之事的处理，首先因有光绪帝予以严惩的谕旨，态度非常坚决，饬令把宾凤阳等“立传到司，彻底根究……严加惩办”，但是当王先谦致信回护宾凤阳并以辞去岳麓书院山长相要挟时，立即回复王先谦表明“不袒学堂”，并慰留王先谦，使匿名揭帖之事不了了之。

显然，陈宝是为了维护湖南新政的和谐局面，尽量在维新派与保守派之间作调停、斡旋的工作，并不是其态度游移不定、首鼠两端，属于典型的主张维新变法的温和派。陈宝箴这一良苦用心的根源，其实，他的孙辈陈寅恪为我们作了很好的解释：

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文中先祖系指陈宝箴，先君系指陈三立—引者注）。

陈寅恪指出从实际经验中得知须借重西法改旧法的陈宝箴，与从“今文”经、“公羊”学中推导出“孔子改制”之说的康有为，有着思想渊源的不同。他的这一评论，具有指向性的意义，其基本史实方面当得自于其“先祖”与“先君”。 陈寅恪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史学家，其史德、史才、史识在学界备受赞赏。在这里，他无须为自己的前辈辩护，其分析应属客观公正的。

陈三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随父陈宝箴来到长沙。在湖南新政期间，他在罗致人才、革新教育方面效力非常之多。原本很赏识梁启超，又与谭嗣同有通家之谊，与很多维新派人士过从甚密。光绪二十三（1897）年春夏之交，陈三立曾为时务学堂事专门东游上海，南京。梁启超到湖南后，十一月十五日（？），他约请梁等会集时务学堂，与他们“商一破釜沉舟万死一生之策”，以救时局。可见，此时陈三立对湖南新政的态度与其父基本一致，正如《江西近现代人物传稿》所评价的：“慨然思维新变法，以改革天下”，在父亲陈宝箴实行新政的过程中，他“或参与决策，或代父以闻”，父子联手，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但是，陈三立对康有为学说向不赞同，当梁、谭嗣、唐等人赞美、宣扬康学时，他不以为然，只不过抑而不发。梁启超离开湖南之后，特别是当保守势力大肆攻击民权学说时，陈三立就通过欧阳中鹄多次向谭、唐施加压力，甚至不惜与他们交恶。谭嗣同认为陈三立“平日诋卓如，诋绂丞，及力阻不许聘康南海来湘。则其人亦太不测矣。而又往函丈处陈诉，岂欲出死力钤束嗣同等而后快耶”。他以为陈三立是受了别人的蛊惑和影响，希望欧阳中鹄能转告陈三立：“远毋为梁星海所压，近毋为邹沅帆所惑。”

欧阳中鹄是谭嗣同、唐才常的老师，欧阳予倩的祖父，曾官任内阁中书，颇有新学思想，后又在浏阳协同谭嗣同兴办算学官。梁启超、黄遵宪推荐他入陈宝箴幕府，其目的是“使为维新内应”，可欧阳入目后“乃为维新党所援，复为守旧党所煽”，实际并未坚定地站在维新派一边。欧阳在湖南新政时期的言行，主要是阐发和转述陈氏父子的主旨，除在南学会阐发陈宝箴所讲的“有耻”之说而作“论辨义利始可有耻”之演讲外，他先后禀承陈宝箴和陈三立的意思向《湘报》和谭、唐写信，指出易鼐的文章太偏激和对谭、唐服膺康学与宣传康学表示不满。尤其在陈宝箴要求查阅学生札记批语事件之中，甚至猜测时务学堂各分教习对札记批语的涂改和临时加批，分别致信谭、唐二人加以询问。欧阳这些所作所为，虽然大多出自陈宝箴父子的授意，但他本人对弟子和维新派缺乏信任是很显然的。

（三）黄遵宪、徐仁铸、皮锡瑞的维新倾向

黄遵宪西学知识较为丰富，出使东西洋各国任外交官多年，是湖南众多维新人士中唯一见识过西方资本主义的人。康有为评价说：“及参日使何公子峨幕，读日本维新掌故书，考于中外之政变学艺，乃著《日本国志》，所得于政治尤深浩。及久游英美，以其自有中国之学，采欧美人之长，荟萃熔铸，而自得之，尤倜傥自负，横览举国，自以无比。” 其阅历、学识、办事能力，其他维新人士鲜有超过黄遵宪的。所以，他来到湖南不久，就被认为是“陈右铭中丞（陈宝箴）之灵魂”。陈宝箴把修铁路、开矿山、办交通这样的新政，都交给他署理。他参与了时务学堂的创办，并建议邀请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据新加坡学者王仲厚在《黄公度诗草外遗著轶闻》中讲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丁酉岁，湖南巡抚陈宝箴中丞、按察使司黄遵宪廉访、提督学政徐仁铸编修，会同在籍庶常熊希龄、编修汪诒书、观察王铭忠诸绅，奏请开办湖南时务学堂，延聘梁启超、皮锡瑞为正副总教习，其他教习如谭嗣同、唐才常诸人，亦皆当时维新志士。……此举乃发动于廉访黄公度氏一人，所有办学章程、授课科目，亦均由其参酌东西各国教育制度，一手订定……科目能并重乎中西，章程更适宜于新旧，且于学堂内附设南学会，公开讲学；又办《湘报》与《湘学报》，倡言改革，高瞻远瞩，规划周详，不数月而湘中风气丕变，骎骎乎驾凌京、津、沪、汉之上，而煌煌谕旨，且令各省督抚，效法仿行，谓非清末维新史上之可大书特书者乎！

可见，黄遵宪在湖南新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然而，黄遵宪毕竟年长老成，态度温和，言行并不那么激进。他注重实践，反对空谈，不赞成康学，曾劝梁启超不要阐引师说。

湖南新政新旧纷争发生后，黄遵宪也受到了保守势力的围攻。首先发难的是著名顽固分子梁鼎芬，他发电报威胁黄遵宪：“兄欲挟湘人以行康学，我能知隐情，国危若此，祈兄上念国恩，下恤人言，勿从邪教，勿昌邪说，如不改，弟不复言。”他还写信给湖南顽固派头子王先谦，请他协同打击康党：“崇奉邪教之康有为、梁启超，乘机煽乱，昌言变法，恰有阴狡坚悍之黄遵宪、轻谬邪恶之徐仁铸，聚于一方，同恶相济，名为讲学，实与会匪无异……吾师主持湘学……多士攸赖……誓戮力同心，以灭此贼。” 后来，又有湖南地方之宾凤阳、王先谦、朝廷官员徐树铭先后不断上书，将黄遵宪一直禀告到光绪帝。黄遵宪面对保守派势力的责难，他一方面利用职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的保护维新派，如五月份发生的时务学堂课艺刻本之札记批语事件，保守派据此大做文章，污蔑梁启超等学堂教习，黄遵宪立即加以查访，出示所刻课艺为书坊射利之盗刻本，并严惩书坊，以堵缙绅悠悠之口。另一方面，他认为易鼐的文章确是骇俗之文，以此告诫维新派，切勿言辞太激烈。特别是他主张维新事业用“渐进法”，认为“今即顿进，亦难求速效”。应该说，这是黄遵宪与主张激进法之梁、谭、唐等维新派的最大不同之处。戊戌年六月下旬以后，黄遵宪逐渐淡出湖南新政视野，被迫离开长沙，前往上海，后来他在给陈三立的信中说：“长沙卑湿，日汲白沙井寒水，致生积冷。”可谓一语双关，道出了当时黄遵宪的无奈心情。

徐仁铸为朝官徐致靖之子，受其父影响，思想较为开明，中日甲午战后，痛感国势日衰，亟思变法。1897年他以翰林院编修视学湖南，作《輶轩今语》，阐述维新变法之意，以表心志，并与梁启超、谭嗣同相识后结交甚深，其讲学宗旨亦相同。尤其是要其父徐致靖推荐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于光绪帝，以仲其志。他主管学政，亲手颁布条诫，分谕名类学校，提倡学习自然科学，培养实用人材，以备国家选用。他平时在各府县取列生童多推重康学。当皮锡瑞担心南学会演讲遭到保守派的破坏之时，他即表示一同前往宣讲，被皮氏称为南学会的“护法神”。在新旧纷争之中，徐仁铸的《輶轩今语》遭到保守派叶德辉、王先谦等的攻击，故他自然站在维新派一边，不见其施压维新派。在处理匿名揭帖一案中，他批示饬令“立传讯究” 宾凤阳等人，态度坚决，不惜得罪王先谦。然而戊戌政变前夕，徐仁铸见后党势盛，新政前途暗淡，又致函王先谦，为自己曾经赞同维新开脱，这种见风使舵的态度，无疑带来了消极负面的影响，削弱了维新派的力量。

在湖南新政期间，皮锡瑞由江西回到长沙，主讲南学会。他虽主治今文经学，但不囿于圣贤经典，黄遵宪曾称赞他“通古今，不意兼通今学”，故皮锡瑞的态度倾向于维新派一方。他与梁启超关系密切，曾多次与之交流思想与学术。他称赞梁启超的《读<春秋>界说》透彻，并著《春秋义说》相互发明之。对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教学方法持认同态度，称梁、韩、叶三教习给学生日记的批语“有意致”。他在南学会讲学12次，是讲学最多之人，其讲义都刊登在《湘报》上。他的讲学都是从孔孟程朱出发，赋予传统儒学以新的义理，对“古今事变，中外形势亦须讲明”，讲学中“贯穿汉宋，融合中西”。他的讲学中亦宣传“素王改制”和“保教保种”学说，不反对“伸民权”，对维新人士所写文章极为赞赏，如对樊锥的《开诚篇》、唐才常的《热力论》、谭嗣同的《治事篇》、《致贝元徵书》等。他特别欣赏梁启超变学校、科举、官制等的主张，认为梁启超不只知船只枪炮，将之视为变法维新的“探源之论”  随着他与维新派的接触和好感加深，皮锡瑞，中间疏远原来交往的叶德辉等保守派。主讲南学会之初，叶德辉等曾阻挠皮锡瑞，后来又多次致信施压，皮锡瑞都给予反驳。王先谦等人的《湘绅公呈》也对皮锡瑞加以指责：“虽以谨厚如皮锡瑞，亦被煽惑，形之论说，重遭诟病。” 在这种形势下，他回到江西主讲经训书院，仍一直关注湖南新政情况，对守旧派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叶德辉是罪魁祸首，必须严惩，不可放纵。同时他认为陈三立“胆太不壮”，致书陈宝箴，认为“新政甫举，浮言繁兴，固由浅人不知曲体深心，妄生疑阻，亦由未能宣明德意，反致纷纭”，劝陈“待以镇定，持以坚忍”。同时致信鼓励谭嗣同、熊希龄不要因保守派的捣乱，就“退求周全”，亦不必过于张皇”。五月初三日（？），他致信黄遵宪，认为“守旧之党，必不敌维新”，询问南学会讲学是否恢复，表达重回南学会讲学的愿望。

从整个过程看，皮锡瑞完全站在维新派的立场上，对维新派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不过，他对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观念持保留意见，加上皮氏的胆小顾家，不愿惹事，总以学者的身份出现，以不干预政事自警，如南学会成立之初，皮锡瑞就已了解到谭嗣同、熊希龄、黄遵宪等人筹备学会之意图，即“以此为议院规模，利权尽归于绅”。谭嗣同等人邀请他入会讲学，他开始是有所疑虑的，担心“中国君主国，绅权太重，必致与官争权”，“似此举动，未免太怪”。所以，皮锡瑞在湖南新政中，不是以一个积极的维新派形象出现。

（四）邹代钧、李经羲、李维格的转向保守

邹代钧、李经羲、李维格三人是从维新群体中分化出来的代表人物，他们在湖南新政期间的所言所行以及态度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牵涉到维新派与保守派的力量的消长，这在新旧纷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湖南新政开始后，邹代钧被陈宝箴网罗至长沙，帮助陈兴业办学。到长沙后，邹代钧就有开办学堂造就人才的愿望，待湘中一有时务学堂之议，他便积极为时务学堂购买仪器，而且担任过学堂舆地学教习，也很同意学堂聘请梁启超、李维格为主讲，并与谭嗣同、梁启超的交往密切，彼此引为志同道合者。在时务学堂主讲舆地学、选为《湘报》馆懂事都有他的一份。然而，邹代钧对康学非常反感，随着维新派民权、改制之说在时务学堂的风生水起和逐渐公开，他便于1898年春与谭嗣同、熊希龄交恶树敌，并向陈宝箴父子进言疏远维新派。他尤其痛恨谭嗣同，谓“谭猖狓过于熊”， 后来谭嗣同被保荐进京，他又以熊希龄为深仇。五月三十日（？），他致信汪康年承认自己为时务学堂事与谭、熊已傋怨成仇，称谭、熊为康党，妄说康党“同我者党之，异我者仇之，势可杀则杀之”。还诬熊希龄为时务学堂事上书陈宝箴为“行同无赖”。同时，他自己承认“学堂事渠虽交出（指熊希龄辞去时务学堂总理职——引者注）费尽许多心力，实一言难罄”。显然，熊希龄的被逼辞职，与邹代钧千方百计的排挤、中伤存在密切的关联，其目的是进而达到排挤时务学堂各教习，消除康党之势力。众所周知，熊希龄的去职，大大削弱了维新派的力量，使得维新派在激烈的纷争之中失去了其核心，导致了维新派的气势急转直下。

李经羲于1898年春夏间接替黄遵宪任湖南按察使，起初还能参与招考时务学堂学生等事，后便因与黄遵宪闹意见而阻挠黄所创办的保卫局，不久升任福建总督而离湘，皮锡瑞以其去为湘人之福。

湖南创办时务学堂时，李维格任学堂的西文总教习。他参加南学会，担任《湘报》董事和西文翻译，在《湘报》上刊登了大量译文。但他并不赞成学习西方民主、开议院，渐与叶德辉交厚，后来当时务学堂教习纷纷被解聘时，他竟因此而留任。

上述这类官绅代表在湖南新政期间，其实并不全部反对向西方学习，相对来说较为积极主动提倡西学。他们反对和攻击的主要是激进的维新派，尤其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康梁的变法思想。他们很赞成陈宝箴父子所倡行的新政，对保守湘绅一味阻挠新政也很反感，邹代钧曾严厉批评过保守派：“湘绅最无耻，当右丈之在湘兴利也，若辈多方阻挠，多方谣诼，及见有利，又欲从而分肥，分肥不得，又欲从而谣诼，是其惯技也。”所以，他们还是与叶德辉、苏舆等保守派有所区别的，然而，他们的言行在新旧纷争之中，实际作用则对维新派无益，无形之中充当了保守派的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