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时务学堂的招生在时务学堂未开学之前，招生工作即已展开。1897年9月，《知新报》刊发了《时务学堂公启》，阐明了时务学堂的办学宗旨：“广立学校，培植人才”，“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各府州分配名额除“长沙府二十四名”外，其他府为五至十二名不等，各州均为五名，各厅均为一名。第一次招考由陈宝箴亲自发布《时务学堂招考示》， 宣布“本年议定暂租衡清试馆开办，延聘中西学教习，择期开学，先行招考六十名入堂肄业”。招考示称： 本部院仕湘有年，习与此邦人士相处，重其各怀忠款，动识先几，尝用嘉慰。前年奉命抚湘，披寻文物，笃爱弥新，缕缕之怀，其与二、三豪俊相期待者，愈有加而无已。惟念大雅之士无待转移，后起之贤有资造就。从前各书院均为成材而设，其于学业始基之事无由别辟径途。若于龆龀之年，犹储远大之器，必使兼通中外，勿坏厥基，方足以期振兴而求精进。事繁费重，创造为艰，上年十二月间，正在筹虑之际，适据前国子监祭酒王绅先谦等呈请设立时务学堂前来，当经本部院批准先行立案。本年复据诸绅商同筹拨定款，作为常年经费，并由诸绅捐集巨金，创建学舍及购备书籍、仪器等事，规模颇备，可期宏远。本部院为经久起见，并拟于矿务余利及他款项下逐年酌量提拨定款，以供学堂经费及将来诸生出洋学习之用。现经核定章程，学生以一百二十名为限，均由各府厅州县学官绅士查报，汇册考试。惟早一日开学，即早收一日之效，而建造学舍须时颇迟，本年议定暂租衡清试馆开办，延聘中西学教习，择期开学；一面拓地建堂。拟先行考取六十名入堂肄业，其余六十名，俟下次行文，各府厅州县录送学生来省，再为定期牌示补考，以足其额。 当此需材孔亟之际，本部院期盼至殷，诸士体验时事，必能相与奋发，以成本部院区区之志。愿将来各府厅州县官绅士庶闻风兴起，各集捐款，设立学堂乡塾，为国家造就有用之材，本部院方于湘人士有无穷之望焉。 查泰西各学均有精微，而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必以中学为根本。惟所贵者不在务博贪多，而在修身致用，诸生入学三四年后中学既明，西文习熟，即由本部院考选数十名，支发川资，或咨送京师大学堂，练习专门学问，考取文凭；或咨送外洋各国，分往水师、武备、化学、农学、矿学、商学、制造等学堂肄业，俟确有专长即分别擢用。其上者宣力国家，进身不止一途；次者亦得派充使馆翻译、随员及南北洋海军、陆军、船政、制造各局帮办。即有愿由正途出身者，且可作为生监一体乡试。中国自强之基，诸生自立之道，举莫先于此矣。
陈宝箴这份《时务学堂招考示》刊发在1897年9月17日《湘学新报》上，并在省城长沙的大街小巷广为张贴。其时恰逢该年仲秋，清廷三年一届的“秋闱”乡试在省城举行。乡试后，这份《招考示》很快被参加乡试的士子们带往湖南各地，时务学堂招生的消息也就迅速地传遍三湘四水。这份《招考示》描绘了入读时务学堂的美好前景：时务学堂学生毕业后，中学既通，西文习熟，不仅有机会保送京师大学堂深造，而且可赴国外留学。上者可宣力国家，次者可派充使馆翻译、随员，或南北洋海陆军、船政、制造各局帮办。如有希冀正途出身者，仍可以参加乡试。 湖南两任学政江标、徐仁铸还亲自到各地选拔、推荐考生。如蔡锷就是被推荐参加时务学堂招考的。1895 年春，蔡锷不满十三岁，由父亲领着去宝庆府城参加院试。据说临进考场时，由于个子矮小，考生很多，父亲将他举起坐在肩上。湖南学政江标见了笑问：“怎么儿将父作马骑呀？”蔡锷敏捷地回答：“父愿子成龙嘛!” 江标高兴地召蔡锷走近，手指蔡锷说：“小学生暗藏春色。”蔡锷立即躬身道：“大主考明察秋毫。”江标大喜。后阅蔡锷试卷，拍案叫奇，赞不绝口，于是取为秀才，名列前茅。1897 年秋，蔡锷又在新任湖南学政徐仁铸的推荐下，到长沙投考时务学堂，名列第三。不满十五岁的蔡锷，是四十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由于宣传到位，时务学堂第一届招生盛况空前。据谭嗣同给汪康年的一封信中称：“招考才数日，已逾两千人，而后至者犹以未与考为恨。”另据《知新报》披露：“诸生报考者至四千余人。” 在进行招考宣传的同时，制定了《湖南开办时务学堂大概章程》。按该章程规定，“学生定额一百二十人，按府分派，由绅董禀请抚院、学院会同招考扃试，择取十二岁至十六岁聪俊朴实子弟，入堂肄业”。章程全文如下：
湖南开办时务学堂大概章程
一 学堂地基已购定省城北门外候家垅高岸田数百亩，前临大河，后倚冈阜，颇踞湖山之胜。惟建造需时，现已暂租民房，先期开办。 一 学生定额一百二十人，按府分派，由绅董禀请抚、学院会同招考扁试，择取十二岁至十六岁初定年限系自十四岁起至二十岁止，继思年愈幼，则气质语言较易更变，故改从此。聪俊朴实子弟入堂肄业。其报名投考者，距省近之府县由绅士保送；距省远之府县由官绅保送。除第一期考试已取录学生四十名外，第二期应定正月下旬，第三期应定二月下旬陆续考取。三期限满即行截止，迟到者概不收考。 一 学生投考，距省近者必须保送绅士带领，同到学堂报名如系巨绅所保，则须有亲笔信为凭。距省远者，以府县官印文为凭。报名时，自行填写三代、籍贯及平时所读书籍名目，以便核察。所有甘保各结，均略仿江南储材学堂章程，列式于后。 一 外府州县官绅保送之学生必须确查该生性情、资质，果堪造就，方可给予投考文凭。学生来往川资，暂由外府州县官绅垫发，考生取录后，即在学堂公款内拨还。惟保送咨文内必注明平日所读何书，所长何学，详加考语，以备查核而杜冒滥。 一 学生考取入堂，试习三月，由总教习会同总理绅董严加甄别，以定去留。其有好学深思，通达经史、时务，而口齿不合于西文者，姑准留堂肄业，专精中学一门。如若资质鲁钝，性情执拗，举动浮薄者，无待三月甄别之期，随时屏退。 一 学生所学，中西并重。西文由浅及深，按格而习；中文则照总教习所定课程，读专精之书及涉猎之书。一年后再分门教授，各随其性之所近，令治专门学问。 一 学生入堂，以五年学成出堂为限初议限定三年，继思西文颇繁，期迫恐难收效，故改为五年。倘有畏难逃学，借故请假，或有意滋事，希冀斥退，别图生理者，照四川中西学堂例，除将该生屏退外，仍追邀历年膏火银两。有父兄者，惟该父兄是问；无父兄者，惟该保送人是问。 一 学生每月所作日记、课文，由总教习、分教习评定后，汇交总理绅董详阅，照单榜示。抚院、学院，每年年终，定期临堂，命题考试。 一 学生出路，俟五年期满，由抚、学院会同大考后，果其学有明效，应遵照总理衙门奏定章程，给予科名仕进之阶，或作为生监一体乡试，或咨送京师大学堂及出洋学习，或保荐为使署翻译、随员，与南北制造等局差遣委用，以示鼓励。 一 教习勤恳善诱，学生学业有成，应照总理衙门奏定章程，由抚院奏请奖叙升途。其余管堂等员勤于将事，劳而不倦，亦由抚院择优褒奖。总理绅董及管堂绅士各立稽查学生功过册一本，每日所查学生有功、勤、怠，笔之于册。每月月终与总教习、分教习所汇分数比较参观，再定赏罚。 一 中西课程及堂规、章程别立专条，另有刊本，兹不赘。
从这个章程来看，没有招收外课生的规定。因此第一次招生开始时未考虑招收外课生。但这时准备入湘的梁启超写信给陈三立和熊希龄，主张扩大招生名额，于内课生之外，招收外课生，使之“多成就些人才出来”。 信中明确提出：
超之意，欲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行之。既拟举此一二年之日力、心力专用于此问，则欲多成就些人才出来。教四五十人与教一二百人，其所用日力、心力，相去不甚相远，故欲以多为贵也。粗拟章程、功课，到湘后当以请正。
陈宝箴采纳了梁启超的建议。第一次招生考试于1897年9月24日举行，初选学生53名。后经过复试确定内课生32人。内课生中兼习西文者为：曾继寿、唐才质、杨树达、李炳寰等14人。招生考试是严肃认真的。先经挑复，再经扃试，由绅董会同学政在学署举行。第一次招生，报考者4000人，取40名，仅为l％。录取后入堂试习3个月(原定1月)，还要进行甄别以定去留。甄别原定由中、西文教习各将默书纸及课卷勘定评阅，交由绅董严加复核。后以不能仅凭一日之长短来决定，因就平日功课分数及性情举动，合校互勘。自开办至次年7月，甄别降课将及一半，足见甄别之严。1898年4月，时务学堂对首届(头班)学生进行了甄别，中西教习会同绅董根据学生平日功课分数及性情举动，合校互勘，综合评定,最后确定了各课学生共27人。即中文内课生19人，中文外课生8人，其中西文留课生14人。名单如下:
中文内课生19人 黄瑞麒、郑宝坤、戴修礼、张伯良、朱茂芸、黄颂銮、唐才质、李炳寰、蔡艮寅、曾继寿、谭国黼、黄敦浚、陈为鐄、成曜高、杨士辉、蔡钟沅、方传鸾、沈崇德、谭学芹
中文外课生8人 唐自杰、师毓岱、杨树达、杨树谷、李渭贤、易凤翔、周培鸾、康锡淇
西文留课生（内课生中兼习西文者）14人 李炳寰、黄瑞麒、谭学芹、曾继寿、谭国黼、杨士辉、陈为鐄、蔡钟沅、郑宝坤、成曜高、唐才质、黄敦浚、方传鸾、沈崇德
时务学堂招考的学生中，后来许多人成为杰出的政治人物或各个领域的栋梁之才。唐才质（唐才常之弟）在20世纪50年代所撰的一篇回忆录中深情地写道： 时务学堂的学生，在我脑筋中印象较深的是慈利的李炳寰、湘阴的林圭和邵阳的蔡艮寅(后改名锷)。李炳寰与我同班，又同住一宿舍，两人意气相投，就换帖为兄弟。他曾对我说：“我们求学，所为何事？但求起衰振敝，上利于国，下泽于民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我们参加自立军起义，我留守上海，与狄葆贤共同担任后方接济和海外联系的任务。炳寰赴汉口时珍重道别，除勉励救国外，没有说其他的话，其爱国热情，殊令人钦佩。林圭素仰慕谭嗣同之为人，谭亦甚器重之。他为时务学堂第二班学生，入学后，与我意气投合，常常谈论国事。有一天，他对我说：“朝廷纲纪败环，达于极点，曾(国藩)、左(宗棠)诸人掌握兵柄，苟举义旗，则倾复清室，反掌事耳。合此不为，坐失良机，宁非大错。吾人今日求学，应以挽救国家为第一要义。”这在当时确是非常大胆的话。蔡艮寅考入时务学堂时，年龄较小，但他赋性聪颖，在堂中的功课和每月的月考，必居前列。他的母舅樊锥，学识淹博，思想激进，在邵阳颇有声名。艮寅幼年受到樊锥的教导，故早已蕴藏了改革弊改的思想。其次，他认为一个人要在谜会上有所作为，必须注意品德修养。他曾对我说：“我侧求学，是为了探孔教之精蕴，以匡济时艰，应淬励品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决不可随俗浮沉以自污。”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艮寅的见解和志气。我们平日除得到学堂教习的教育外，还热情地和湖南力主变法的官僚如黄遵宪等联系，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新的启发。黄遵宪曾作有怀李炳寰、蔡艮寅，唐才质的诗：“谬种千年兔园册，此中埋浸几英豪。国方年少吾蒋老，青眼高歌望尔曹。”可见黄遵宪对我们的期望是非常殷切的。 增收外课生和附课生，是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的既定方针，他在《论湖南应办之事》中说： 学堂学生，只有百二十人，即使一人有一人之用，其为成也亦仅矣。而况此辈中西兼习，其教之也当厚植其根柢，养蓄其大器，非五年以后，不欲其出而与闻天下事也。然则此五年中，虽竭尽心力以教之，而其风气仍不能出乎一学堂之外，昭昭然矣……大局之患，已如燎眉。不欲湖南之自保则已耳，苟其欲之，则必使六十余州、县之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启，人才同时并成，如万毫齐力，万马齐鸣。三年之间，议论悉变，庶几有济。而必非一省会之间，数十百人之局可以支持，有断然矣。则必如何然后能如此？就其上者言之：一曰朝廷大变科举，一曰州、县遍设学堂。斯二者行，顷刻全变，然而非今日之所能言矣。有官绅之力所可及，而其成效之速，可与此二事相去不远者，一曰全省书院官课、师课改课时务也。以岳麓、求贤之改章，及孝廉堂之为学会，士林举无间然，然则改课亦当无违言必矣。官课、师课全改，耳目一新，加以学政所至，提倡新学，两管齐下，则其力量亚于变科举者无几矣。 梁启超的眼光很深远，他把时务学堂的办学与整个湖南的开化，与维新运动的推进联系起来。在他看来，通过朝廷自上而下地变科举、设学堂，是顷刻见效的上策，但眼下一时办不到。因此，应通过官绅从下层做起，革新地方书院，改革官课、师课，发挥其开化的力量。具体来说，应由时务学堂多招外课、附课生，“学政按临所至，择其高才在三十以下者，每县自三人至五人，咨送来学，其风始广”。 所以，后两次招考都招收了外课生和附课生。所谓的内课生是指中西兼学者，用学堂之法教之；外课生是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用书院之法教之。但到了扩大招生录取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取决于考试成绩与年龄的限制。年龄最小成绩最好者为内课生，次之为外课生，再次之为附课生。对于外课生和附课生的待遇是不同于内课生的，如：外课生和附课生除“不住院，不给膏火”，“凡外课附课学生呈札记待问格者，一律批答”。 但“如有功课精进、年例相符者，外课可即升为内课，附课亦可由外课渐升内课”。内课生中功课上不去者，也可降为外课生或附课生。（图18、19） 第二、三次招生是在年假过后。这时因学堂课卷、问答已在社会上公开，有些家长害怕民权、平等之说，不愿送子弟入时务学堂，因而录取较易。第二次招生考试于1898年3月22日在南学会举行，投考学生共150多名，初选55人，后初步确定内课生30人，外课生18人，附课生7人。 第二次招生考试的主考官为皮锡瑞和李经羲，考试项目主要是作文。今未找到详细档案，仅从皮锡瑞日记中略知一二。《师伏堂日记》1898年3月22日云：“招考时务学堂诸生于学会讲堂中。中丞齿痛不来，李廉访来。考生一百余人，一早即闹起，不能睡。七点钟起来，甚寒。饭后，廉访请到堂上，谈性理极聪明，颇有心得。考生分甲、乙。乙部皆幼童，有不能作文者，其中才俊，想亦不乏也。……是日考题为《论黄老之学最能害事》《论孟子恶乡愿》《论南学会有益》。”时皮锡瑞为南学会主讲，李廉访即李经羲，廉访为按察使的别称。李经羲1897年6月至1898年9月任湖南按察使。李经羲虽反对设立湖南保卫局，但对时务学堂釆取了支持的态度。 时务学堂二班学生在入学一个月后，由教习会同绅董进行了甄别，最后确定中文内课生21人，外课生7名。其中西文留课生20名。名单如下: 中文内课生(21人) 周宏业、林锡珪、梁焕均、郑钦谟、郭在琪、郑晟礼、熊有光、李世畴、唐自志、范源廉、戴璞诚、廖钟泉、刘辅宣、陈经筠、喻斗熙、黄锡銮、盛先觉、李洞时、戴哲文、杨树藩、狄英 中文外课生(7人) 罗宗璜、陈照德、李凌云、徐树邰、石襄钧、谢明惠、袁诚 周宏业、林锡珪、廖钟泉、郑钦谟、刘辅宣、范源廉、陈经筠、黄锡銮、唐自志、熊有光、喻斗熙、李世畴、郑晟礼、盛先觉、杨树藩、郭在琪、狄英、蔡艮寅、李洞时、戴哲文 西文留课生(20人) (后三人和头班学生一起学习) 时务学堂第三期招生考试于1898年4月28日在南学会举行。刊登在《湘报》上的初选名单是124人。后来，初步确定三班学生内课生46名，外课生52名，备送北洋学生10名。未久，时务学堂举行第一次补行招生考试，初选学生18人。 第三期招生考试主考官为皮锡瑞和谭嗣同，考题为《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论》《汉光武洽天下亦以柔道行之后》。皮锡瑞出考场后粗翻答卷，作了一番评价，如“于钺文颇佳，可取；汪守达大致尚合，间有数虚字不合法；谭先遹亦可望取；余沃文气颇畅”等等。 一个月后，时务学堂对第三期初选学生和补行招考初选的学生一起进行了甄别考核，确定中文内课生37名，留学中文者9名，外课生1名，留堂试习一月者4人，其中西文留课生33名,此外尚有调送北洋者10人。名单如下:
中文内课生(37人) 陈家璨、王文豹、江书升、许盛柏、吕先选、沈明煦、田邦璿、左万搏、傅明良、邵振玑、陈之翰、蒋朝端、邓振声、陈千里、刘棣荫、陈鸿范、柳大熙、孔泽荫、饶仲陶、郑奋图、黄本璞、何在镕、江渊、欧阳崇鼎、宗泽森、辛扬藻、田邦瑜、刘贤哲、张卓荦、徐树邰、杨以忠、彭定珍、谭忠铭、章士戛、周镇藩、杨恒、余沃
留学中文者(9人) 杨文甲、萧胄、钟湘川、毛绪复、黄经权、王魁、于钺、黄汇清、易瑞龙
外课生(1人) 唐定甲
西文留课生(33人) 许盛柏、章士戛、宋泽森、彭定珍、吕先选、辛扬藻、陈之翰、孔泽荫、徐树邰、陈鸿范、陈家璨、柳大熙、傅明良、杨以忠、杨恒、欧阳崇鼎、谭忠铭、邵振玑、刘贤哲、饶仲陶、左万搏、郑奋图、邓振声、余沃、沈明熙、陈千里、王文豹、江书升、张卓荦、蒋朝端、 田邦、田邦瑜、周镇藩(后11人同二班学生一起学习)
留堂试习一月者(4人) 刘棣荫、何在溶、黄本璞、江 渊
调送北洋者(10人) 刘大琛、杨显熊、丁南薰、辜天祐、杨叙熙、黄保极、赵声芝、刘贲予、吴三光、陈秉章 1898年5月，时务学堂举行了第二次补行招生考试，初选名单为14人。后经过复试，确定内课生4名(谭嘉会、周京镐、文艺隆、徐暲)，备取内课生2名(萧夔赞、陶鞠通),外课生8人(杨荥、廖念先、唐传经、李光寰、张之翰、刘景藩、蒲瀚宗、朱惠南)。 至此，时务学堂的学生(内课生)名额已满。据现有资料，未发现时务学堂再行招考。综上所述，湖南时务学堂先后进行过五次招生考试，合计初选各类学生264人次，正式录取中文内课生81人，中文外课生24人，其他各类学生(包括备取内课生、留习中文者、调送北洋学堂者)共计25人。其中，兼习西文者(西文留课生)67人(见下表)。
时务学堂历次招收学生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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