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时务学堂的创办

三、时务学堂教习的确立

创办学堂，最重要的问题是聘请教习。将时务学堂办成一所中西兼通的新型学堂是创办者的既定方针。为此，所聘教习中必须有中、西文教习，且有总、分教习之别。特别是总教习，必欲扩大影响，非时贤达人且学贯中西者不足以孚众望。

时务学堂所聘中文总教习为梁启超，西文总教习为李维格。教学事务由熊希龄全权委托中、西文总教习负责组织。其时，梁启超为上海《时务报》馆总撰，李维格也在《时务报》馆任西文翻译。另一位曾受到关注的是天津学堂教习陈锦涛（广东人），但据蒋德钧与之会晤后所言：“陈君锦涛，粹然儒者，言词朴讷。唯口音恐非湘中能习。” 显然蒋认为陈不是西文总教习最佳人选。

梁启超（1875—1929）（图12），字卓如，一字任甫、任父，号任公。广东新会人，系康有为弟子。1895年参加公车上书，入强学会，任上海《时务报》总撰。1897年受聘为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手订《学约》十章，开设经学、史学、诸子学及西学等课程，并撰《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等教材，从今文经学中发挥孔孟的民权和改制思想。梁启超每日课程4小时，晚上批答学生札记课卷，每条多至千言。还经常与学生答辩，往往彻夜不寐。次年春，积劳成疾，3月赴沪就医，病愈赴京，参与新政。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帮助蔡锷等10余名时务学堂学生赴日留学。民国初年官至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后专事教育和学术研究。1922年8月，应邀重游长沙，访时务学堂旧址，指某室为讲堂，某室为松坡寝室，说到时务学生大半殇故，不禁怆然泪下，手书“湖南时务学堂故址”，墨宝犹存。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全集》。

李维格（1867—1929）（图13），字绎琴，又字一琴。江苏吴县人，曾任上海《时务报》西文翻译。少就读于格致书院，立志以西学救国。后留学英国，相继为驻外使节李经方、许景澄征用。回国后见用于洋务派，参与创办汉阳铁厂学堂。又力倡维新，曾任上海《时务报》西文翻译、《湘报》西文翻译。戊戌政变后任上海南洋公学西文总教习、监督。后协助盛宣怀办理洋务，任南洋公学提调。后专力经营汉阳铁厂与汉冶萍煤铁矿公司，为我国钢铁工业先驱之一。晚年养疴于上海，仍大力支持教育。病逝前，将其产业三分之一捐资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设立科学奖学金。有《海外纪事后编》一书传世，今苏州大学仍存有“维格楼”。熊希龄对李维格印象极佳，称其“西学英文极通，品行也可敬”。

关于总教习的首荐者是谁，学术界有两种不同说法，一说为黄遵宪，另一说为蒋德钧，分述如下：

黄遵宪说

1897年7月13日，黄遵宪自北京赴长沙长宝盐法道任，署湖南按察使。

黄遵宪下车伊始即关注时务学堂总教习的人选问题。但他首先想到的并不是梁启超，而是康有为。在康有为被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否定之后，才转而力聘自己创办《时务报》时的同事兼同乡梁启超。陈寅恪曾记录父亲陈三立（图14）的一段回忆说：“先是嘉应黄公度丈遵宪，力荐南海（康有为）先生于先祖（陈宝箴），请聘其主讲时务学堂。先祖以此询之先君（ 陈三立），先君对以曾见新会（梁启超）之文，其所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先祖许之。因聘新会至长沙。” 陈三立之所以要“舍康而聘梁”，关键在于认为梁之“论说似胜于其师”。陈三立所说的梁启超之“论说”，主要是指其在《时务报》中的言论。陈三立以为，尽管梁启超也为康门弟子，但其论说却较少附会师说，没有乃师那样激进，更少乃师的牵强。在政治思想上，陈三立虽“慨然思维新变法以改革天下”，也支持梁启超的一些维新变法主张，但他对康有为的态度与其父陈宝箴一样，服其才而不服其学。他对康有为治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为变法张本的做法颇不以为然。认为康有为是企图把孔子“劫为万世师”，如此反会“名实反乖谩”，他宣称“吾欲衷百家，一以公例贯。与之无町畦，万派益输灌”。 也就是说不独尊儒家，而是要广纳百家精华，会通折衷，综贯源流，为我所用。同时，在变法的策略上，陈三立反对因循守旧的旧派观点，也不主张康有为等人的激进主张，而主张渐进改革。正因如此，陈三立才选择了梁启超。1898年初，当南学会尚在筹办之时，黄遵宪拟聘请皮锡瑞、汪诒书、王世琪、乔茂萱、康有为五人来湘。 其中，聘请康有为之事也遭到了陈三立的拒绝。在湖南维新运动中，陈三立的作用很特殊。表面上，他只是巡抚陈宝箴的公子，也没有直接参与或负责某项新政，但实际上“湘之改革，陈三立多为之赞画，见于史籍者多系以右铭(陈宝箴)，实际自与散原(陈三立)相关”。

 “舍康而聘梁”，正显示了由陈宝箴父子主导的湖南变法与康有为变法路数之间的距离。作为“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陈宝箴的身份、阅历决定其主导的变法，只能是渐进的、稳健的，在“神州旧法”之上慢慢引进、嫁接“西法”。这与康有为之大张旗鼓引进“西法”的作法截然不同。康有为因此也与湖南变法无缘，与湖南时务学堂无缘。

黄遵宪只能服从于顶头上司，遂转而推荐梁启超。黄遵宪之所以被学术界认为是梁启超的首荐人，主要依据是熊希龄当时与事后的叙述。1897年9月18日熊希龄致函汪康年说：“惟少穆（蒋德钧）前欲聘李绎琴（李维格），洊之右帅（陈宝箴），帅急欲聘之，龄归言，乃我兄所霸住。右帅笑而不以为然。及黄公度（黄遵宪）廉访到湘，右帅询之公度，极言绎琴品端学粹，为教习是其所长，足以师表群伦，而在报馆翻译，犹寻常耳，遂怂恿右帅延聘绎琴……今已将关书送之绎琴矣，乞兄放行……湘学堂中文教习无人，初，各绅议，只立分教，而缓立总教，及公度到湘，力言总教无足俞于梁卓如（梁启超）者。龄等谓：卓如乃报馆大局所关，穰兄（汪康年）岂肯轻放。公度云：无妨也。卓如在报馆作文，每册不过一篇，如来湘中尚可按期寄文，于报馆并无所损，而在湘则兼受其益。龄等闻此言，无不大喜过望，咸云求之不得也，遂决聘卓如矣。又恐香帅（张之洞）截留，特将关书送呈卓如，乞兄劝驾。”

在要求《时务报》馆总理汪康年放人的问题上并不顺利。因为在汪看来，聘走梁启超与李维格，无异于挖《时务报》馆的墙角。为此，熊希龄想方设法，先由湘省当局出面给梁、李二人送去聘书，后又由熊希龄和黄遵宪先后给汪康年去信委婉相劝，恳请放人。而汪康年（图15）则一度不予回复。为此熊希龄又致函在南京的谭嗣同，要求他对汪康年加以劝说。经过黄、熊、谭等人苦口婆心的劝说与争取，加之梁、李二人也表示愿意受聘入湘，汪康年的态度有所松动。特别是谭嗣同致汪康年的信函，言辞恳切，加之谭、汪二人交情至深，理念相近，对说服汪康年放人起到了重要作用。谭嗣同致汪康年函摘录如下：

湘中时务学堂告示，大有可观，今将原张寄上另作一包同日寄，乞察收，请刊之报上为祷。熊秉三来书言湘中官绅决计聘请卓如、一琴两君为时务学堂总教习，黄公度尤极力赞成，诸绅皆谓卓如虽在湘，仍可寄文稿至贵馆，而特虑公不肯兼放两位俱去，因公恳嗣同亲到上海哀吁，我公如更不肯，将不恤与公迕而豪夺以去。嗣同窃计遽用霸道，似乎使公太难堪。今为公计，不如自劝两君往湘，则尚不失自主之权，而湘人亦铭感公之大德矣。嗣同为乡人所迫，万分无可如何，兹先与公婉商，不遽作赴沪之举，所以为公地，使此事若出于公自己情愿者，可作一完全之人情也。公即不令卓如往湘，渠亦必往西湖，宁能终绊之耶？一琴兄在馆，公度久即不以为然，谓屈抑其长才，仅得为翻译也。公即不令一琴往湘，公度及与公度知好者，亦必别为谋置一地，又宁能终绊之耶？反复思之，终乞公勿强留之，之为愈也。一琴兄前未及致信，望为致意速驾，致卓如书乞转交。嗣同非不时时刻刻为贵馆计算，但事势所迫，不得不如此，惟公当能谅我，必不至使我往上海又奔波一回也。翘首云天高谊，感祷实深。

汪康年迫于情势，不得不答应放人。于是，梁启超与李维格二人终于得以于1897年11月14日到达长沙，分任时务学堂中、西文总教习。

蒋德钧说

 提出这一观点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贾小叶。 贾小叶认为早在熊希龄与刘坤一交涉时务学堂经费之际，蒋德钧就已为时务学堂遴选教习等事奔走于京、津之间。蒋德钧在给陈宝箴的信中说：“粤汉铁路改道湖南，香帅、盛太常屡促德钧入都呈商恭邸、合肥，并与同乡京官言之。适此间局务须至北洋一行，又时务学堂急求教习，有荐广东人陈锦涛者，现在天津学堂。德钧颇思亲见其人，日间拟附轮至津，即便一游燕市，往返两旬为期。”  据此可知，蒋德钧此次北行有三件要事：粤汉改道湖南、江南制造局务及时务学堂教习之选。而向蒋德钧推荐陈锦涛之人正是梁启超。起初，时务学堂并不打算聘请中文总教习，只想聘一位西文教习。蒋德钧与熊希龄物色好的《时务报》西文总编辑李维格遭到汪康年的拒绝，梁启超便向他们推荐了同乡陈锦涛。

蒋德钧此信没有注明时间，但根据其所说的粤汉铁路改道湖南一事可知，此信当写于1897年6、7月之交。7月10日，盛宣怀《上李傅相书》，为蒋德钧入京拜谒李鸿章做引荐，称：“近来湘中风气大开，轮船、电报、矿务、银行均已踵起，所以劝其始者，前四川龙安知府蒋守德钧功居多。该守备宏通沈毅远到之才，此次赴京欲求晋谒崇阶，一见之下必极期许，将来粤轨拟由湘行为便也。”此时，盛宣怀在上海，与蒋德钧交往密切，对其行踪颇为了解。蒋德钧即将赴京，因盛宣怀与李鸿章交好，故请盛宣怀为其引荐。盛宣怀此信当是写于蒋德钧赴京之前。

考察陈锦涛是蒋德钧北上的重要目的之一，其返沪后的第一件事当是将考察的结果反馈给同人。他致函熊希龄、张祖同、王先谦说：“陈君锦涛粹然儒者，言词朴讷，惟口音恐非湘中能习。拟与时务报馆李君绎琴相易。陈在天津与洋教员不协，亟思他就。李，苏州人，西学英文极精，品行亦可敬。前译戴玛德书胜于本局译员何止倍徙，秉兄倾倒。时我两人即欲罗而致之，馆主汪穰卿不允，今以陈易李，汪自无言，李亦甚愿。而鄙意尤有进者，时报西文李主笔，中文梁卓如孝廉主笔，天下通儒也。我西教习聘李，中教习遂聘梁何如？虽程度过高，局面稍阔，必能开风气，造人才，有益于湘。卓如近有读书西湖之志，义宁以礼招延，又黄公度观察在湘，同气相求，必能就聘。公等倘以谓然，商右帅分别专具聘书，并嘱公度鹾使致梁一函劝驾，无任盼企……开学定十月中，德钧当可言归矣。” 此信也未具日期，但从信中“前月十三日由沪启行，月十九日转局”的行文可见，蒋此信实写于其返沪当月，即1897年8月下旬。

蒋德钧考察陈锦涛的结果是其“口音恐非湘中能习”，因此决定以《时务报》之西文主笔李维格改换陈锦涛，由其担任时务学堂西文总教习。在蒋德钧看来，尽管聘请李维格的建议曾因汪康年的反对而搁置，但现在若“以陈易李，汪自无言，李亦甚愿”，这不失为两全之策。此外，蒋德钧又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建议，那就是聘请梁启超为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如果说聘李维格尚是蒋德钧、熊希龄两人的共谋的话，那么聘梁启超则是蒋德钧的创见。这从该信中蒋德钧所用的“鄙意尤有进者”、“公等倘以谓然”等行文可以见及。而且，与聘李维格之说早有预谋不同，聘梁启超则是蒋德钧由京返沪后的突发奇想。据熊希龄所说，“初，各绅议，只立分教，而缓立总教”。即使要聘总教习，蒋德钧也不敢打梁启超的主意，因为其毕竟是《时务报》的台柱，没有梁启超的《时务报》是不可想象的。而蒋德钧之所以在返沪后萌生聘梁启超的念头，与蒋德钧北上后的一个月中，时务报馆发生的一系列人事纠葛及梁启超的新动向密切相关。

7月中旬，蒋德钧北上津、京，7月底黄遵宪抵达上海，并因再度“主张《时务报》举董事，几与汪康年决裂”，梁启超支持黄遵宪，不和谐的氛围笼罩着时务报馆。与此同时，吴德潇招梁启超入西湖读书。在吴德潇发出邀请不久，梁启超便作出了读书西湖的决定。这多少与时务报馆的汪黄、汪梁矛盾有关。而发生在时务报馆的这一切，蒋德钧是在8月18日返沪后才知道的。梁启超读书西湖的打算无疑刺激了蒋德钧，使得他萌生了聘梁启超入湘的念头。

　  蒋德钧为时务学堂教习之事奔波于津、京、沪之间时，黄遵宪还在赴任湖南盐法道的途中。由于时间的原因，二人在京、沪均未能见面，因此蒋德钧聘梁启超入湘的念头肯定没有与黄遵宪交流。黄遵宪是到长沙后才知道时务学堂有聘梁之举。

7月16日，黄遵宪出京赴任湖南盐法道，途经上海、南京、武昌。黄遵宪此次上海之行，最大的心愿是了却时务报馆增设董事一事，并因此与汪康年矛盾重重，“几近决裂”。而此时的梁启超正打算读书西湖，双方都没有入湘之想。黄遵宪于8月初离开上海。从时间上可以看出，当黄遵宪离京之时，蒋德钧尚未到京，而当黄遵宪离沪之时，蒋德钧尚未返沪。而当蒋德钧写给熊希龄等人的荐梁之信发出时，黄遵宪尚在湖北。从时间上来看，当黄遵宪达到长沙之时，蒋德钧寄与熊希龄等人的荐梁之信也已到达。而9月9日，黄遵宪致汪康年的信，也进一步证实，当黄遵宪入湘之时，长沙的官绅已经在讨论聘请梁启超一事。黄遵宪信称：“在鄂匆匆草布一缄，谅邀鉴矣。宪甫经到湘，即闻湘中官绅有时务学堂之举，而中西两院长咸属意于绎琴、任公二君子。以绎琴学行，第所见通西学者凡数十辈，而求其操履笃实，志趣纯粹，颇有儒者气象者，实无其伦比，然屈于报馆，乃似乎用违其才，学堂人师为天下楷模，关系尤重。故弟亦愿公为公谊计，勿复维挚之也。任公之来，为前议之所未及，然每月作文数篇，付之公布，任公能兼顾及此，此于报馆亦似无损碍，并乞公熟虑而允许之……任公处弟另有函，殷殷劝驾，拟并函致绎琴。”通过黄遵宪的这封信，可以断定，当其到达长沙时，蒋德钧推荐梁启超的信已经到了长沙，因此而有“宪甫经到湘，即闻湘中官绅有时务学堂之举，而中西两院长咸属意于绎琴、任公二君子”。

蒋德钧的提议得到了湖南官绅的一致认可，学政江标致函汪康年说：“此间时务学堂拟敦请卓公为主讲，官绅士民同出一心，湘士尤盼之甚切也。弟亦望卓公来，可以学报事交托，惟上海无人奈何。”。在经过了精心讨论与设计之后，参与时务学堂筹办的湖南官绅，凡与汪康年交好者，几乎同时写信给汪康年，劝其放李、梁二人入湘。这显然是湖南官绅共谋后的约定。熊希龄还致函谭嗣同，请在南京的谭嗣同一起说服汪康年。9月14日，汪康年同时收到了熊希龄、邹代钧、黄遵宪与江标的劝说函。黄遵宪并同时致函梁、李，“殷殷劝驾”。与此同时，陈宝箴分别给李维格与梁启超发了聘书。

从黄遵宪致函梁启超“劝驾”到陈宝箴提前发出“关聘”，这些又与上述蒋德钧荐梁信中的提议一一暗合，这进一步说明了蒋德钧在聘请李、梁二人中的作用。

当湖南时务学堂的招生正在紧张进行时，梁启超还没有离开上海，但他与熊希龄等人之间书信往还，就学堂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人员配置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磋商。梁启超根据自己追随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经验及所知广雅书院、两湖书院的教训，坚持分教习必须由学堂总教习自主聘任，否则总教习与分教习发生分歧，或观念差别太大，势必影响学堂的教学质量。熊希龄等人接受了梁启超的建议，同意梁启超以总教习的身份聘任其同门好友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三人为中文分教习。学堂另聘西文分教习王史、许应垣，中文分教习周大列，数学教习许奎垣，舆地分教习邹代钧，管堂兼测量分教习杨自超，管仪器兼体操分教习杨福严等。此外，还有文牍萧弟。

1897年11月14日，梁启超偕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及西文总教习李维格从上海抵达长沙，稍事准备，即于11月29日正式开学。

梁启超刚到长沙时，受到湖南各界的一致欢迎，到达当天，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公子陈三立、湖南学政江标、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时务学堂代总教习皮锡瑞以及湖南官绅、社会名流邹代钧、熊希龄、唐才常等前往迎接，学堂全体师生更是齐集学堂门前燃放鞭炮予以欢迎。第二天，又在湘春门内左文襄公祠（图16）设宴为梁启超一行洗尘。此后几天，梁启超的住处每天都是宾客盈门。湖南文坛大佬、乡绅领袖王先谦在梁启超刚到时，也是发自内心感到高兴，对梁尊礼有加，曾专门张宴唱戏，以示欢迎。 换言之，在梁启超初到湖南时，包括后来所谓旧派人物在内的湖南各界真诚欢迎，“诸人倾服，自是实事”。 然而没过多久，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据梁启超自己回忆，他每天授课四小时，还要批改学生课卷，每卷都写批语，常彻夜不眠，以至病倒。

1898年2月21日，谭嗣同在参加南学会第一次开讲后，十分惦念正在患疟疾的梁启超，就到时务学堂去看望他。谭嗣同走进梁的住房，只见他虽然面容消瘦，但仍保持着平日英俊的气概。谭嗣同问他的病况，他告诉谭，连日服药，效果很好，不久就会恢复健康。又说他将于本月中旬回广东，为他的父亲五十岁生辰祝寿。在谈到时务学堂时，梁启超认为教习的教学任务很繁重，应当增聘一两位教习。谭嗣同当即推荐唐才常和杨毓麟，梁表示同意。

3月初，梁启超离湘赴上海治病，学堂乃加聘唐才常、杨毓麟为中文分教习。时务学堂前后两批中文分教习都是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如：

韩文举（1864—1944），字树园。广东番禺（今广州）人。曾任《知新报》撰述。1897年随梁启超来湘任时务学堂中文教习，倡民权，抑君权。曾批学生课艺云：“美国总统有违例，下议院告之上议院，上议院得以审问，例能夺其权而褫其职；英国虽君臣共主之国，其议院亦曾废君。”著有《万国公政说》《国朝六大可惜论》。

欧榘甲（1870—1911），号云樵。广东归善（今惠阳）人。康有为弟子。1897年为《知新报》《时务报》撰稿。次年春，任时务学堂中文教习。其讲学与时势相适应，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渐加赞扬。戊戌政变后到日本助编《清议报》，与杨衢云、陈少白、尤列等往还，撰文倡导自由、革命。著有《新广东》，痛言广东独立及脱离满清的必要。晚年匿迹家园以卒。

叶觉迈（1871—1954），广东东莞人，师从康有为，参加维新运动，事发后逃往日本留学避难，辛亥革命成功后回国，曾在北京图书馆任馆员，并出任过东莞县长，其后在家乡从事教育事业，主修《东莞县志》102卷。

唐才常(1867—1900)，字绂丞。长沙府浏阳县人。拔贡生。1897 年任《湘学新报》总撰述，南学会议事。次年春，任时务学堂中文分教习，讲授西方民权平等学说，坚决回击守旧派对学堂的攻击。9月应谭嗣同电召赴京参与新政。抵汉口，戊戌政变发生。唐才常乃奔走各地，联络同志，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1899年在上海组织正气会，旋改名自立会。1900年在上海开“中国国会”，自任总干事。随后，在汉口设立自立会机关，组织自立军七军，自任诸军督办。事泄被捕，英勇就义。著有《唐才常集》。

杨毓麟(1872—1911)，字笃生，号叔壬。长沙人。进士。1898年任时务学堂中文分教习，入南学会。1900年参与自立军起义。后入兴中会、华兴会。著有《新湖南》，宣传革命。参加长沙起义，事败，易名扬守仁。1908年赴英，任留欧学生监督秘书。1911年闻黄花岗起义失败，自投利物浦大西洋海湾以殉。

梁启超离开后，时务学堂教习新老教习有一次难得的合影。（图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