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时务学堂的创办

二、时务学堂的创办

时务学堂的开办牵涉到筹拨经费、建造校舍、购置中外图书仪器等教学设备、聘请教习、招考学生等一系列事务。熊希龄在蒋德钧的支持配合下，全力投入学堂筹备工作。

时务学堂的创办首先要解决的是办学经费的问题。此前湘抚陈宝箴虽曾许诺从矿务余利中拨款以充常年经费，但蒋、熊均清楚这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因为湘省矿务总局自保尚且艰难，何来矿务余利？为另谋他策，熊希龄与蒋德钧都认为个人捐助是办法之一。其时有前湖北布政使、湖南衡南县人王之春踊跃响应，一次性捐助购买书籍银2000两。熊、蒋也以身作则，会同上海道刘麒祥合捐2000两，用于购买制造局译书。但个人捐助也仅此而已，相对于时务学堂所需巨额经费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所以学堂经费问题的解决还必须从公款中筹措。最初熊希龄打算从湘省督销局李艺渊处想办法，劝他将所拨湘社仓之每年7000金移归学堂。但后来张祖同透露，湘省督销局尚有未收的加价湘省盐厘一项可以想办法，“每年补收此项，应有银一万四千余两”。 熊希龄与蒋德钧闻知此情，不禁欣喜万分，随即禀请陈宝箴予以支持。陈对此自然深表赞同。为争取将此款项用作创办时务学堂，熊希龄等先不惊动督销局，以免督销局闻知此情，抢先下手，将此款移作他用。而是决定由熊、蒋亲赴南京，向两江总督刘坤一请拨此款。因湘省征收盐厘的督销局属两江总督管辖，故欲得此款，尚须两江总督刘坤一批准。刘坤一（1830－1902），字岘庄，湖南新宁人。廪生出身，1855年参加湘军楚勇与太平军作战。累擢直隶州知州，赏戴花翎。1862年升广西布政使。1864年升江西巡抚。1874年，调署两江总督。1875年9月，授两广总督，次年兼南洋通商大臣。1891年受命“帮办海军事务”，并任两江总督。

1897年4月29日，蒋德钧与熊希龄经由武汉抵达上海。熊留沪采购图书仪器及办理其他杂务，蒋则于5月2日持禀稿到达南京。在禀稿上署名者有王先谦、汪概、熊希龄、罗长裿、汤聘珍、刘凤苞、黄自元、成邦幹、蒋德钧、张祖同、邹代钧、李桢等。禀稿称：

查江防经费一款，照原定之数，每斤加价一文，并入牌价扣收，每百斤应收长平银六分有奇。现查此款各盐行只收银五分，较议加之数并未收足。湘省各善堂支绌，酌定本年五月起，每售盐百斤，补收银一分作为善举，汇解督销局提用。就已定之成案，收应加之盐厘，并非格外加增。等因。又上年职员陈海鹏等于湖南省城设立积谷公仓，禀请督销总局，以光绪二十年江防补加一文，留备本省军需，以钱合银，每百斤亦应收银六分有奇，盐行又只缴五分，议加之数仍未收足。由局详请查照成案，于本省军需加增一分内，每售盐一百斤，补收银一分，以为储买公谷之费；亦蒙准行，先后尊奉各在案，湘省士民同声感颂。

伏查湘省盐厘，尚有光绪二十年部议东征筹饷，每斤加价二文，并入牌价，民间早已遵输，以钱合银每百斤应收银一钱二分有奇，盐行又只缴一钱，是议加之数已取之于民者，亦未缴足入公也。可否仰恳鸿施，俯念湘省创开风气，急求人才，以视善堂、积谷尤为重要。准照历次成案，赏发告示，并札饬督销总局，于湘省东征筹饷部议加增二文内，每售盐百斤补缴银二分，由总局汇收转发，以为湘省时务学堂常年经费。就已定之成案，收应缴之余厘，食户系已出之钱，运商无滞销之虑。如蒙允准，则大裘广厦、教泽宏敷，洞庭、衡岳之间群材蔚起，莫非高厚生成之德矣。

刘坤一对湖南创设时务学堂之举深表赞同，愿意扶植，在禀稿上批复：

在籍湖南绅士熊希龄等，禀请将各盐行已收未缴之余厘，拔充湘省时务学堂经费批：阅牍，具见振兴实学，培植人材，曷胜佩慰。至称光绪二十年部议盐斤加价，每斤二文，民间早已遵输，以钱合银，每百斤应收一钱二分有奇，盐行只缴一钱，是尚有二分中饱，为数较多。江南拮据异常，亦不能不资分润，候行湖南督销局，查明各盐行未缴若干？补收岁得若干？覆候核办。此复。

蒋德钧经与湘省督销局总办易顺鼎交涉查核，果有应补缴之盐厘14000金。但刘坤一不愿将此款全部拨给湖南时务学堂，谓“江南拮据异常，亦不能不资分润”，只同意拨给时务学堂一半，另一半拟分给江南支应局收用。熊、蒋虽多方力争全拨，刘坤一始终不肯答应，无奈只好作罢。易顺鼎（1858—1920），易君左之父，字实甫、实父、中硕，号忏绮斋、眉伽，晚号哭庵、一广居士等，龙阳（今湖南汉寿）人，“寒庐七子”之一，有“龙阳才子”之称。

刘坤一批准每年拨给湖南时务学堂盐厘7000金后，即檄行湖南督销局遵照办理。不料督销局总办易顺鼎还要打它的主意，他借口该局缉私经费紧张，禀请刘坤一从已拨时务学堂的7000金中分拨2000金作为缉私经费及湘水校经堂与《湘学报》之用。熊希龄闻知此情，坚决不让，又一次呈文刘坤一，谓倘让易顺鼎从中“分去盐款银2000两，学堂之成，将功亏一篑”。幸得刘坤一能够顾念学堂，虽让易顺鼎从中划拨去2000金，却又批示“准于此项长余盐款按成分拨，以加足2000金为度”，终使学堂的7000金得获保全。

有了刘坤一同意拔给的每年7000金的盐厘，可谓解决了大问题，然仍有不敷。据预算，时务学堂每年所需经费约为15000两。熊希龄等为之焦虑。这时陈宝箴查到本年四月总理衙门咨复安徽巡抚邓华熙筹议添设学堂请拨常年经费的一个奏折。于是，陈宝箴援引邓华熙设立学堂时动用公款的办法，上奏清廷，请准“每年于正款项下拨款一万二千两酌充两处（时务学堂与武备学堂）常年经费”，清廷准予所请。此外，陈并饬由省署提拨公款3000两以充时务学堂开办费用。

1898年2月12日，陈宝箴上《设立时务、武备学堂请拨常年经费折》， 获光绪帝批准。奏折称：

自咸丰以来，削平寇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而恃其忠肝义胆，敌王所忾，不愿师他人之长、与异族为伍，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近年闻见渐拓，风气日开，颇以讲求实学为当务之急。臣自到任，迭与湘省绅士互商提倡振兴之法，电信渐次安设，小轮亦已举行，而绅士中复有联合公司以机器制造者，士民习见，不以为非。臣以为因势利导，宜及此时因材而造就之，当于本年秋冬之间，与绅士筹商，在省会设立时务学堂，讲授经史、掌故、公法、方言、格致、测算等实学。额设学生一百二十人，分次考选，而延聘学兼中西品端识卓之举人梁启超、候选州判李维格，为中学、西学总教习，另设分教习四人。现已开学数月，一切规模坶已粗具。省城旧有求贤书院，现拟改为武备学堂，略仿天津、湖北新设规制，以备将才而肄武事。

伏查邓华熙原奏，请于各省正款内，每年拨银一万两，以充费用。湖北武备学堂，亦经奏准动用公款。今湘省设立时务学堂、武备学堂，事同一律，拟请援照每年于正款项下拨银一万二千两，酌充两处常年经费。自光绪二十四年为始，由臣在藩库、粮库、厘金局三处筹措分拨。其京、协饷及一切应解各款，仍照解不误。总计两处学堂，每岁经费约需二万数千金，除指拨正款外，所有不敷之项及建造学堂房舍之资，即由臣督率绅士，另行设法筹措就地支给，以期有成。

1898年5月14日，陈宝箴又上《拨盐厘加价款用于学堂备案片》，文称：

臣查时务学堂每年经费约需银一万五六千两。公款不敷甚巨，迭据绅士在籍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前四川隆安府知府蒋德钧等禀称：“湘省盐厘，于光绪二十年部议东征筹饷，每斤加价二文，其时各盐行以钱折银，每百斤缴银一钱，现就近来钱价折合，应有盈余银二分有奇。拟请在此项加价二文内，每售盐百斤，饬补缴银二分，作为时务学堂经费，仍于公款豪无所损，而以地方已出之款，为地方作育人材，尤与另行筹捐不同。因前往江宁，禀经两江总督批：‘查每年补收此项，应有银一万四千余两，准以一半为湘省时务学堂经费，其余一半解归江南支应局收用。’嗣因湘督销局总办道员易顺鼎以缉私经费不敷，禀于准拨时务学堂之七千两内划拨二千两，为缉私经费及湘水校经堂与《湘学新报》之用。绅等复电请两江总督拨足前议所允之数，旋奉印电批示：‘于此项长余盐款，按成分拨，以加足二千金为度’等语在案。此后应由湘督销局每年汇收拨解经费银七千两，合之奏拨公款，可支常年之用，应请奏明咨部立案”等情前来。臣查此项盐厘加价二文余款，实因现在银价与初收时盐行折合银价情形不同，故每百斤得有此二分盈余，于应缴官款并无出入。既经两江督臣刘坤一批准，于补缴数内每年拨银七千两，为湖南时务学堂经费，以湘人已出之款，为湘人学堂之用，于理尤顺。

至此，时务学堂经费问题基本解决。

在争取经费的同时，熊希龄和蒋德钧等积极进行购置图书设备、建造校舍、招聘教习、招收学生等筹备工作。熊希龄和蒋德钧用自己和士绅捐的款项，在上海购置了一批图书设备。建造校舍，熊希龄征得湘绅同意，在省城北门外侯家垅购得一块地皮，计有数百亩。这里前临大河，后倚冈阜，颇踞湖山之胜，是一处理想的建校所在地。但因经费不足，暂不兴建，拟先租用衡清试馆（位于今开福区戥子桥衡清里）作为校舍，但因校舍狭小，又另觅他处。后又租佃位于小东街（今中山西路）三贵街的清乾、嘉两朝重臣刘权之的故宅作为校舍。刘权之曾参与编纂《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官至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刘权之晚年荣归故里，邻里百姓数百人去街口迎接，因而有了“接贵街”之街名。同、光年间刘权之府第转让给益阳翰林周桂午（周谷城叔祖父），周将房屋改造成三进四合院式公馆。周桂午恰好与熊希龄为同榜进士，两人关系甚密，熊希龄遂从周桂午手中租得刘权之旧邸作为校舍。

时务学堂为官办学堂，学堂管理人员也由抚院扎委任命。1897年11月29日，时务学堂正式开学。陈宝箴委任熊希龄为时务学堂总理（亦称提调，即校长），主持一切行政事务。另委绅董9人，即熊希龄、王先谦、蒋德钧、李维翰、谭嗣同、黄自元、张祖同、陈海鹏、邹代钧，组成时务学堂董事会，参与学堂章程及各有关大事的讨论与决定。总理（提调）的主要职责为招考、堂规、银钱、用人等4项。谭嗣同兼学堂总监。另设管堂2名，由陈奂奎和杨自超充任，陈奂奎管银钱收支，杨自超负责管理教习测量。又以狄钟翰为副管堂，协助两位管堂管理学生的思想和生活。教学事务则由熊希龄全权委托中、西文总教习梁启超和李维格负责组织。

时务学堂开学当日举办了隆重的开学仪式，学堂总监谭嗣同、学堂总理熊希龄均撰联以贺。谭嗣同联曰：

揽湖海英雄，力维时局；

勖沅湘子弟，共赞中兴。

熊希龄联曰：

三代遗规重庠序；

九州奇变说山河。

八星谈天，三带说地；

四宗异教，五族同人。

湖南时务学堂开学之际，为扩大影响，阐明意义，向社会公布了《湖南时务学堂公启》。公启疾呼“吾湘变，则吾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其以视今日之日本宁有让焉”，强调“广立学校培植人才为自强之计”。这份感公启由梁启超起草， 全文感慨激昂，如：

吾湘以士气开，天下通商数十载，西人足迹交遍中国，惟于楚地几不敢越半步，论者谓志气之盛，魄力之厚，视日本之言锁港者殆将过之。于是海内海外遂咸以守旧目湘士。然窃闻吾乡先辈有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诸先生咸于天下不讲西学之日，受怨谤，忍尤诟，毅然慨然以倡此义，至今天下之讲西学者则靡不宗诸先生，乌在湘人之为守旧也？且如日本前日虽守旧何害，其守愈笃者其变亦愈诚。吾湘变，则吾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其以视今日之日本宁有让焉。

今事变益急，天子宵旰殚虑，惟广立学校，培植人才，为自强之计，累降纶绰，布此义于天下。江淮闽浙秦晋鄂蜀闻风兴起，云鳞丛萃，而吾湘以凋蔽之余，未克具举。今值制军张公、中丞陈公、督学江公咸以一时通人，提倡新政，嘉惠斯土，吾湘士及今不思自励，上无以宣圣天子作育之化，中无以答贤有司宏奖之雅，下无以塞薄海豪杰敬畏相望之心。用是簪萃同人，共倡新举，将聘达人以主讲授，选聪俊以充生徒，藏书籍以备群摩，置图器以资试验。常年之费，岁以数万，亦既呈请大吏将东征筹饷部议加增盐厘已收未缴之项，拨归堂中藉充岁费。然草创伊始，构造房屋，购置书器，需费极繁，开办不易。盖闻千金之裘，非一腋所集；万间之厦，非独木所成。凡我同志，远念敌王所忾之义，近思维桑与梓之情，大为强国保种之谋，小为育子克家之计，其诸有荣于是欤。

附：时务学堂校舍形制考 

1899年时务学堂迁至落星田后，刘权之旧邸由周桂午的儿子租予湘潭人言清华，言清华将其改办成旅馆，名“泰豫”。泰豫旅馆在1938年“文夕大火”中片瓦无存。关于时务学堂的外貌和内部布局，历史文献缺少记载，至今也没有找到任何图片资料。今只能从民间口碑传言和房主人后代的回忆，以及清末长沙地区大官宅第的普遍样式中推断时务学堂的位置、面积和形制。

从时务学堂先贤的回忆文章中，现在可得出肯定结论的史事是：

1897年时务学堂筹备期间，熊希龄找到自己的同榜进士、益阳翰林周桂午（周谷城叔祖父）租得小东街（今中山西路）三贵街口，一套三进宅第（一说五进），占地约3000平方米（4.5亩）权作校舍。周宅非一般民居，它的原主人是清乾、嘉年间任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授太子少保衔的刘权之。其时长沙百姓皆称刘宅为“国相府”。刘宅原有南北向并列的三线房屋，各自成单无，三单元之间隔以长沙地区传统的封火山墙，据《长沙地名古迹揽胜》考证，这三个单元的宅第属刘氏三兄弟所有。三兄弟均为大官，百姓谓之“三贵”，三贵街由此而得名。刘宅周围的街道，如如意街、连升街（图5）、三贵街（图6）、福星街（今福庆街）皆因之而得名。至今当地百姓中还流传着刘宅“前有如意，后有连升，左有三贵，右有福星”的谚语。如意街紧挨今中山西路（原小东街）。今三贵、连升、福庆三街仍在。可见，南起中山西路，北至连升街，东起三贵街，西至福庆街近似于方形的这块地盘，原都为刘氏宅第所占。这块土地面积约15亩。到清末刘氏其他二兄弟的宅第已经破败，惟有刘权之宅第，在新主人周桂午的呵护下保存较好。刘权之宅第约占刘宅总面积三分之一，故资料称刘权之宅第面积约为4.5 亩，较为可信。

因此，只要推断出刘权之宅第是什么模样，就知道了时务学堂的原貌。今日与刘权之宅第有联系的老建筑仅存连升街至潮宗街之间，今群胜里12号民居。据今户主回忆，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购得此房时，房屋外形是一座庙宇。清同治《长沙县志》省城图上，连升街至潮宗街处绘有“国相亩”标志，与今群胜里12号的地点相吻合。民间一直有 “国相庙祭祀刘权之”的说法。今庙已改建为民居，惟屋顶、屋檐、西面封火墙还保持着原貌，由此可推断相去仅50米远的刘权之宅第外貌的基本特点。如坡屋顶、小青瓦、青砖外墙、尤其是大S曲线形，呈45度倾斜度木制大屋檐，显示出“国相”的气派。（图7）

至于刘氏宅第的外形材料和内部布局，我们可从长沙地区今存清代官邸的形制来推断。今浏阳县城内的谭氏“大夫第”应与刘权之府第相似。浏阳大夫第原为谭继洵、谭嗣同父子的宅第，199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保持完好。谭继洵是诰授光禄大夫，署湖北巡抚，故其宅第称为“大夫第”。清承明制，对官员住宅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三品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刘权之官一品，谭继洵官二品，因此长沙刘宅与浏阳谭宅的形式应十分相似。

浏阳谭嗣同故居已有300余年历史，与长沙刘权之宅第建于同一时代。谭嗣同故居原有三进，今存二进，建筑面积约762平方米，通高8米，大小房间24间，砖木结构，主体建筑沿中轴线延伸二进院，南侧有花园。前栋面阔五间，进深二间，为二层硬山顶，设封火墙，盖小青瓦，中堂与后堂设过亭，歇山顶，梁枋上均刻饰图案，两厢配置亭榭、楼阁。（图8）

泰豫旅馆老板言清华的儿子言泽坤曾向他的同班同学陈云章谈到过泰豫旅馆（时务学堂故址）的原貌。陈云章（图9）系原省参议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原名誉馆长，1946年他买下时务学堂故址的部分土地新建住宅（图10）和公司。据陈云章向本文作者陈先枢转述言泽坤所说，泰豫旅馆原为合院式民居，南北向主轴线上建正厅正房，左右为厢房，形成东西向次轴线。沿轴线形成三进院落，整个刘权之宅第实际上由3个四合院组成，内有大天井花园1个，小天井2个。言泽坤、陈云章二先生已作古，而泰豫旅馆老板言清华的孙子言立、言颐荪尚健在，他们对幼年时记忆，与言泽坤之说亦相吻合，亦即与浏阳谭嗣同故居大同小异。

至于学堂内部面貌也无历史文献记载，但可从梁启超等人回忆文章和时务学堂章程的字里行间寻找到一些线索。如教室内的设置，《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规定教习讲习时，特选两位高才生作书记，坐在讲席台侧，用笔记下讲席所讲内客，又规定在讲堂上设一“待问题匦”，学生读书中有疑义，就用待问格纸将疑难问题写上投入匦中。可见，教室内前有讲席台，讲席台侧设书记员桌，还置有“待问题匦”。《湘报》第107号《学堂告示》记载，湘抚陈宝箴曾到学堂调阅课卷，可见学堂内设有档案室。又如唐才质《湖南时务学堂略志》载，学生们“聚居讲学，意气风发”，可见学堂内设有学生集体宿舍。曾任过梁启超秘书的李肖聃(李淑一之父)曾回忆说，1922年8月他陪同梁启超重游时务学堂故址时，看见梁启超特地寻到学生蔡锷住过的宿舍，在宿舍内伫立良久，泣不成声。并说学生宿舍在学堂的后部，即刘权之宅第的最后一进。

湖南省博物馆藏有一张时务学堂教习在校舍前的合影（图11）。合影的背景为学堂的教舍，前为13人合影，排列二行。教舍显然对传统建筑进行了改造，其门窗不仅安上了玻璃，而且还融入了西式建筑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