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时务学堂创办的背景

三、对传统教育的反思以及新式学校的出现

中国近代教育变革的内在动力源自传统教育沦为科举制度的附庸而走向没落，以及一批有识之士对改革教育的自觉意识和大力倡导。

清代的学校教育是围绕科举制度展开的，其主要目的是促使士子们经过训练，考试过关，获取功名。所以，这种教育模式有很多弊端：它以培养专制统治所需的人才为办学宗旨，主要针对士人阶层，是一种精英教育，受教育者的范围相对狭小，占全民总人口的比例非常少；它以儒家经典为修学重点，偏重于伦理道德，特别是忠孝仁勇观念的宣讲，内容单调而空疏，与时代的需求严重脱节；它以鼓励士人入仕为官为终极目标，规定“四书”为考试范围，八股文和小楷为制艺格式，《朱子全书》、《性理精义》等经义为标准答案，教师强行灌输，生徒死记硬背，教法单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动手能力均无从提高；它因极具功利性的教学目的而导致教育体制的不健全，没有完整的从幼稚园到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体系，无法体现教育层级上应有的高低衔接环节。

旧式教育难以培养出真正的有用之才，一批有识之士深刻反思传统教育的弊端，纷纷发表宏论，推尊实用之学，呼吁废除时文、变革教育体制。明末清初，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中专设“学校”一章，指出受科举制度左右的学校教育无力造就人才，必须进行改革，并设计出一套完备的小学（蒙学）、中学（郡县学）、大学（太学）和书院的教育体系，构建了具有近代新学特点的学校体制，体现了追求教育平等的民主意识。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派和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对科举制度造成的所学与所用相对立的状况甚为不满，揭露和指斥科举制度的弊端，肯定和宣传西式教育的优势，期待通过改变教育制度来扭转当下教育滞后、人才匮乏的局面。如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分析在西方列强不断侵犯中国的情况下，寻求熟识兵略且精通洋法的人才而不得，原因在于现行的科举制度使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所用非所学”，无法应对严峻的斗争形势。他进而告诫朝廷，如果不力开新风，打破旧习，缓解可用人才缺乏的局面，那么危急的国势就难以支撑。为此，他提出：

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拟请嗣后凡有海防省分，均宜设立洋学局，择通晓时务大员主持其事。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此皆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如有志趣思议，于各种略通一二者，选收入局，延西人之博学而精者为之师友，按照所学深浅，酌给薪水，俾得研究精明，再试以事，或分派船厂炮局，或充补防营员弁，如有成效，分别文武，照军务保举章程，奏奖升阶，授以滨海沿江实缺，与正途出身无异。

这些建议实际上是对既有的八股取士制度表示不满，希望给学有所成的新式人才一条与通过科举考试进身仕途的人同样的途径，以引导人们吸纳新学，成为能够担当起近代化事业发展责任的有用之才。

又如郑观应从自身的“商战”实践出发，认为富强救国的关键因素是培养人才。在他看来，“我国如欲致富强，必从广设学校开始”，因为“商务、实业、工艺与及各种人材，无不由学校出，何致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各当其才，百废俱举，富强之基不在是乎”！他反复强调“人才以学堂为根本”，“人材之多寡视乎学校，即国家强弱基之”。而现行的科举取士制度却培养不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他批评那些受考试制度影响的士人带着极为功利的目的去研习无用的时文，指出这样的人“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他也对洋务派急功近利的教育理念提出质疑，认为中国要制胜于西方各国，必须改革教育制度，引进西学内容，翻译西方书籍，设立文、武学堂，使国人都能接受教育、都能发挥所长。他构想出一个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学制系统：学校分为文学和武学两类，文学分为文学科（包括诗文、词赋、奏章、笺启之类）、政事科（包括吏治、兵刑、钱谷之类）、言语科（包括各国语言文字、律例、公约、交涉、聘问之类）、格致科（包括声学、光学、电学、化学之类）、艺学科（包括天文、地理、测算、制造之类）、杂学科（包括商务、开矿、税则、农政、医学之类）六科，武科分为陆军科（包括枪炮、利器、兵律、营造、山川险要及陆战攻守各法）、海军科（包括测量、测星、风涛、气候、海道沙礁、驾驶及海战攻守各法）两科，每科分为几个班级，实行班级授课制；将文、武学堂分为大、中、小三等，小学设于各州县，中学设于各府省会，大学设于京师，各乡分别设置家塾、公塾，入学者均可以参加三年一次的考试，合格者能够升入高一级学校学习，大学肄业后加以任用，文、武人才不分轻重。这个方案涉及乡塾、小学、中学、大学，为后来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派人士为了救亡图存，也极力倡导培育人才，他们提出“教育救国”的口号，要求废除空疏无用的旧学，引进西方的实学。如梁启超指出：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认为改变八股试帖制度、加强人才培养，才能够变法自强、抵御外辱。

作为维新变法运动的旗手，康有为将教育视为振兴中国的重要手段。甲午战争之后，他反思日本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的原因，意识到这与日本举国重视兴学有很大的关系。他认为，中国衰弱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才的匮乏，人才的匮乏的原因则在没有良好的教育体制。所以，救亡运动应该从改革教育入手，依靠教育培养维新变法的基础力量，促进改良事业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可见，他将教育提高到国家富强之本的地位。

康有为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废除传统的培养、选拔人才的制度，二是建立合理、完整的教育体系。他列数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认为平民、士人、官吏的愚昧根源正在于此，中国被列强欺辱而无还手之力也在于此，他在其自编年谱中严正指出：

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一针见血地揭示了科举取士制度造成的恶果，是对这一教育体制的彻底否定。他主张在中国建立一套系统的、合乎国情的近代教育体系，在给光绪皇帝的《奏请广开学校以养人才折》中对此做了如下设计：每乡设立小学，儿童七岁入学，教以文史、算术、舆地、物理、歌乐，学习八年后卒业，儿童不入学的，惩罚其父母；每县设立中学，儿童十四岁入学，分初等科两年，高等科两年，学习的科目除小学各科之外，增设外国语和实用学科，初等科两年毕业后可升入专门学，如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学等；省府设立专门高等学校与大学，大学分为四种，即经学、哲学、律学、医学四科；京师则设立一个规模较大的京师大学。

编撰：周柳燕

来源：郑大华 主编《湖南时务学堂研究》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