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时务学堂创办的背景

二、甲午战后湖南维新运动的开展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仅仅过了八个多月，清政府迫于日本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对于近代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失败具有非同一般的转折性意义，一种旷古未见的历史变局正在这块古老而落后的土地上形成。

首先，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衰朽的清朝统治者面内忧外患的局势，束手无策，无力回天，曾经强盛一时的清帝国沦为任人欺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陷入有可能亡国灭种的灾难深渊。

其次，救亡图存的维新思潮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加快推进。甲午中国战败之后，列强“咸以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海内惊惶，乱民蠢动。……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恐惧回惶，不知死所”。这一严峻的现实极大地震动了本国的知识阶层，促使他们深刻地反思国情，为挽救民族危亡付诸行动，如梁启超所云：“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之战生。”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证明，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已无力承担起改变国家命运、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一场涉及面更广、思想更激进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维新运动的序幕由此拉开。

 “公车上书”事件是维新运动的发端。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康有为发动了联省“公车上书”（即《上清帝第二书》），并在闰五月间在上海刊行《公车上书记》，这份以救亡图存为主旨的爱国文献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公车上书”虽然未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却标志着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预示着维新派将成为引领时代进步的核心力量。从此以后，维新派通过建立学会、创办报纸、开设学堂等多种途径进行思想启蒙，宣传维新变法主张，培育新式人才，将维新运动推向高潮。

从此次“公车上书”事件发生至康有为发动第二次“公车上书”的三年多时间里，维新派创办的学会、报刊主要有：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七月间，康有为等在北京创刊《万国公报》；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浏阳设立算学社。七、八月间，康有为等筹设北京强学会，九月底、十月初正式开局。同时，康有为等在上海游说张之洞设立上海强学会。十月、十一月间，北京强学会创刊《中外纪闻》，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同年底（1896年1月），上海强学会机关报《强学报》创刊，由徐勤、何树龄主编。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刊《时务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康有为在桂林与唐景崧、岑春煊等创立圣学会；《知新报》在澳门创刊。三月，江标、唐才常等在长沙创办《湘学报》。九月，《国闻报》在天津创刊，严复等负责。光绪二十三年（1897）底（1898年1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粤学会。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谭嗣同、熊希龄、皮锡瑞等在长沙创立南学会。二月，唐才常、熊希龄等在长沙创办《湘报》。三月，康有为、李盛铎等在北京设立保国会。在整个维新运动期间，全国各地的学会和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维新派创立的学会、社团达42个，列名其中的各界人士在千人以上，创办的报刊有三十余种。可见，维新派的主要活动就是立会、办报。他们立会、办报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宣传维新思想，并在士大夫中结集力量，从而开张风气、拓新知识，从下至上地进行变法，挽救世道。二是通过鼓动地方督抚等实力派人物参与，寻找变法的有力支持者。

上述创办于时务学堂成立前的学会和报刊维持的时间均十分短暂，但它们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它们敲响了民族危亡的警钟，使信守旧制、拒绝新知的知识阶层受到极大冲击，具有思想启蒙的社会意义。它们创通风气，广泛而深入地传播西方文化，揭示变法图存的刻不容缓，激发了爱国救亡的时代激情。它们对各地进步学会、报馆的设立起到鼓舞和示范作用，有力地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它们广联人才，聚集了一部分洋务派、改良派以及帝党中坚人士，为戊戌变法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不过，它们的成员毕竟是以官僚士大夫为主体的，缺乏强大的民众基础，易于沦为个人或政党争夺利益的工具。因此，它们只能如昙花一现一般，失却恒久的生命力。

在甲午战败这一重大的历史变局中，湖南人的改变是非常明显的，他们开始对过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心态进行深刻反思，湖南士风出现了历史性的突变。

甲午战争爆发后，防守辽东的清军不堪一击，在海战、陆战中节节败退，全国上下对曾经叱咤风云的湘军寄予厚望，以为凭借湘军之力，收复被日军侵占的领土易如反掌。湖南巡抚吴大澂临危请缨，启用湘军旧将魏光焘、陈湜、余虎恩以及李续宾之子李光久等，亲率湘军赴辽东抗击日军。然而，面对强悍的日本侵略军，缺乏训练、纪律松弛的湘军艰苦作战，一败涂地，六天之内接连丢失了山海关外的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军事重镇，随之全线溃败，数千湖湘子弟血洒疆场。被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湘军未能像以前那样挽狂澜于既倒，清政府与日本决战的信心因此被彻底摧毁，加快了赔款、割地条约的签订。此次惨败也极大地震动了三湘大地，使原来以湘军自负的众多湖湘之士深受刺激，那种自我陶醉、目空一切的心理于瞬间崩溃，如谭嗣同在《浏阳兴算记》中所言：

光绪二十一年，湘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转侧豁寤，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

与巨大的失落感相随而来的是沉重的负罪意识，湘人曾倚仗湘军昔日的战绩构筑起坚实封闭的堡垒，但骄狂排外未能延续主宰天下的辉煌，却造成王朝危机、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战争过后，湖南士绅们痛定思痛，挣脱往日迷梦，抛却自傲自负的虚妄思维，生发出从湖南开始拯救中国的强烈责任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巨大的心理反差为湖南所独有，其他省份的士绅是没有遭遇过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使湖南的士风出现了虚怀开放、奋发求变的新气象。谭嗣同就此有如下论说：

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远验之故籍，近咨之深识之士，不敢专己而非人，不敢讳短而疾长，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

他的思想转变即发生在甲午战争期间。他说：

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境能生心，心实造境。

他在完成于甲午战败后一年的哲学著作《仁学》中，批判三纲五常、君主专制，提倡民权至上、大同世界和自由经济，极力主张冲破一切网罗，表现了要求个性解放，断然与封建政治、思想和文化彻底决裂的精神。虽然此书在谭嗣同生前并未发表，只在一些维新人士中传看，但其中的民主思想精髓和勇猛精进的奋斗精神，不仅在当时对梁启超、唐才常等维新志士，而且在后来对反封建的革命志士，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些开明湘绅也在甲午战后为变法自强摇旗呐喊，如王先谦认为在西方列强入侵的严峻时刻，寻求自立之策是时势使然，他执掌岳麓书院，要求学生关心现实，接受新思想。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为订购《时务报》给岳麓书院诸生发布手谕云：

窃维士子读书，期于致用。近日文人，往往拘牵帖括，罕能留意时务，为太平无事时之臣民，犹之可也。今则强邻逼处，列强纷乘，脧我脂膏，环顾几无所凭恃。……差近今上海刻有《时务报》，谈论精审，体裁雅饬，……洵足开广见闻，启发志意，为目前不可不看之书。……兹与城南、求忠两院长，共同商定，购送书院，俾士子得以浏览。通知核计岳麓书院新旧十斋，合屈子、道乡二祠为十二斋，购《时务报》六份，每二斋共阅一份，由管书斋长随时派人分送，每斋自第一号起，尽一日之力，或翻阅抄膳，或略观大意。

又如皮锡瑞在湘军的惨败中惊醒过来，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和腐败，对西学和洋务的态度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他抛却过去浓厚的天朝上国意识，“慨乎东藩之失，极言变法之不可缓”。再如后来极力攻击维新派的叶德辉也意识到忧世伤时的君子应当通晓变法的益处，他在给学生石醉六的信中曾谆谆告诫道：

古今无百年不变之学，……夫不通古今，不得谓之士；不识时务，不得谓之俊杰……今之视西艺如仇者，一孔之儒也。

他不轻视西方文化，认为天理人心，中西皆同，注意到西方有善政，在制造、报馆、学堂、武器方面都优于中国，中国应兼收并蓄之。可见，当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危机时，湘人产生了广泛的求变心理，开始正视西方文化。

湖南士风的转变是湖南维新运动异军突起的重要动因，当陈宝箴、江标、徐仁寿、黄遵宪，以及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易鼐、樊锥等维新派在本土推行新政和维新实务时，湖南不再是一潭死水。变乱中的湖南一改过去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的状态，成为全国最富有朝气而举足轻重的省份。梁启超在《南学会叙》中深有感触地说：

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其任侠尚气，与日本萨摩、长门藩士相仿佛，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诸先生，为中土言西学者所自出焉。两岁以来，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百废具举，异于他日。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

湖南维新运动的开展当时居全国各省前列，维新变法人士表现出与以往文人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场，他们接受并宣传进化论与平等民权的思想，不再以维护封建主义的政治秩序为己任，而是要重建和改造这一秩序。这些优秀的湘籍人物以经世致用的杰出成就，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界、思想界和学术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

推本溯源，湖南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冲破万马齐喑的守旧排外格局，成为变法维新期间全国最激进的省份，其中所包含的深刻思想渊源和复杂社会因素中，除上述甲午湘军战败的强烈刺激而引发的湖南士风骤变为湖南维新运动的迅速推进营造了良好的地域风气外，还有三个方面原因值得关注：

其一，湘学积淀深厚的经世致用之学和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为湖南维新思潮的快速兴起奠定了思想和人才的基础。

据前所述，在湘学形成的南宋时期，胡安国即奠定了注重经世致用、包容众家之长的区域性学风，并通过书院教育积淀和传承下来。明末清初，王夫之将儒家经典的精神实质与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结合起来，突出实学，强调知行合一，倡导以史学经世，把湘学注重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继南宋的湖湘学派后，掀起了湘学史上又一个讲求学以致用的经世精神、融合各家学术文化的高潮，成就了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的盛况。

从陶澍、贺长龄、魏源，到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曾纪泽等，湘籍的时代先驱人物高瞻远瞩，吸纳百家之长，尤其是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以经邦济世的卓越见识唤醒世人，以自强救世的勇敢践行垂范后人。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说：

湖南以守旧闻天下，然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故湖南实维新之区也。发逆之役，湘军成大功，故嚣张之气渐生，而仇视洋人之风以起。虽然他省无真守旧之人，亦无真维新之人，湖南则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此所以异于他省也。

他所推崇的魏源、郭嵩焘和曾纪泽因为坚持讲求西学，在甲午之战以后不仅为维新人士所推崇，而且被湖南人引以为傲。

此外，汤鹏、邓显鹤、邹汉勋、周寿昌、唐鉴、罗泽南、李续宾、王鑫、胡林翼、王闿运、王先谦、皮锡瑞等都是研究经世实学的代表人物，他们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湖南经世致用学风的深入发展。如擅长今文经学研究的王闿运虽然与魏源、曾国藩等人的识见有异，但服膺他们的变革精神，一生都在积极寻求用世的良方和途径。他培养了不少活跃于当时政治、文化、教育领域的通博致用之才。其中，力主维新变法的“戊戌六君子”中有三人出其门下，他们是尊经书院的杨锐、刘光第和自称私淑弟子的谭嗣同；另一个学生廖平曾任《蜀学报》负责人，康有为在广州广雅书院从其学，作《新学伪经考》以托古改制，后传之梁启超。熊希龄挽王闿运下联云：

教育先政治以革命，张公羊三世，实启西川弟子，南海名人。

可见王闿运对近代学术转型乃至社会进程产生的影响。

正是这些以经世致用为治学之本、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湘籍人物营造出特殊的思想氛围，培养出众多优秀的人才，为异常保守封闭的湖南的迅速转变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人才条件。

其二，湖湘文化中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为湖南维新运动的蓬勃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民众基础。

湖南是流寓文人屈原、贾谊的伤心之地，他们在当时蛮夷边荒的湖湘大地上嗟叹吟唱，其探求真知的执着精神、忧心民瘼的人文情怀、忠君爱国的伟大人格，特别是屈原怀沙自沉于汨罗江的献身精神，深深地印入湖湘文化的图腾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湖湘士子。

进入近代，以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为代表湖南人士，都将挽救民族和国家的危亡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他们殚精竭虑，奔走不息，令国人对湘人刮目相看。即使是在守旧和求新矛盾纠结、迅速转换的时期，湘人强烈的爱国意识也是始终如一、一以贯之的。如唐才常在《论热力》中说的：

今夫湖南于十八行省中，以守旧闻天下也，今乃遽然大觉，焕然改观。若官若绅，若士若商，日日新其耳目，新其脑筋。若学堂，若学会，若矿务，若制造，若课吏馆，若保卫局，日日新其政学，新其工艺。何前后之歧异至于如此？曰：昔之守旧也，非有他也，愤吾国之不强，而张脉偾兴也。今之求新也，亦非有他也，求吾国之必强，而赤诚相与忠爱缠绵也。¹

在唐才常看来，湘人的“守旧”是有感于国家的不富强，只是由于过于激愤而举措失宜；湘人的“求新”是为了寻求国家的富强之策，其赤诚、忠爱之意交织于心间。也就是说，无论是“守旧”，还是“求新”，都源于湘人满腔的爱国热忱。唐才常洞悉湘人的爱国本性，故而有此段精确的评论。杨度更不无自豪地在《湖南少年歌》中吟咏道：

中国于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于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

道出了湖南在中国像擎天柱一般的重要地位，以及湘人时时刻刻准备着为国难赴死的坚定意志。    

当然，空有一腔热血是不足以引领时代潮流的，湖南历代士民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也是开启甲午战后湖南维新变法的强大动力。无论是濂溪学的创始人周敦颐、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胡安国父子和张栻，还是船山学的开创者王夫之，他们都敢于借鉴不同学派、不同地域的学术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在近代向西方学习的三个发展阶段中，湖南的先进人物都走在了全国的最前列：在学习西方器物层面的第一阶段，魏源最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曾国藩、左宗棠首先将这一口号付诸实际，开创了洋务运动的新风；在学习西方政治层面的第二阶段，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积极倡导维新变法，并使当时的湖南成为全国变法运动中最有影响的省份；在学习西方思想层面的第三阶段，杨昌济最先探讨研究西方“精神之科学”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这一学习阶段的开始。湖南先贤富于创新精神，湖湘文化已注入勇于创新的基因，并代代传承下来。

因此，甲午战后，闭塞的湖南一改沉闷之态，救亡、变法、求强之议靡然成风，形成一种崭新的时代思潮和社会风尚，迎来了人人思谋振作、家家谈论变法的生机勃勃的局面。

其三，改革官员倡导谋划、开明士绅配合策动的格局为湖南维新运动的有效实施开辟了通畅的路径。

在维新运动初期，湖南之所以能够实施卓有成效的变革，得力于一批具有改革意识的湘省官吏的积极倡导和支持，他们是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和徐仁铸、署按察使黄遵宪等。

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湖南迎来了陈宝箴这位具有维新意识的掌舵人。而陈宝箴也遇到了可以施展才华的社会环境和志同道合的合作者。19世纪下半叶，由于湘军的崛起，地方督抚的权力快速增长，省级要员在任期内对所辖区域的改革因之能够获得成效。陈宝箴长期在湖南为官，或寓居长沙， 与湖湘之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与大力在湖南宣传西方文化的郭嵩焘关系密切，深受其影响，并经其推荐赴安庆入曾国藩幕府。参与剿灭太平军后，因军功保荐至湖南候补知府，辅助席宝田平定苗人叛乱，重建苗疆，受到当时的湖南巡抚王文韶赏识，擢升道员加盐运使，专抚苗疆。后在长沙赋闲3年，广结各界士绅，为其日后抚湘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故而，当他成为湖南巡抚时，如鱼得水，有声有色地推行新政。其子陈三立随侍左右，对新政多有赞划。陈三立回忆道：

〔光绪廿一年〕八月，诏授湖南巡抚。府君故官湖南久，习知其利病。而功绩声闻昭赫耳目间，为士民所信爱。尤与其缙绅先生相慕向。平居尝语人曰：“昔廉颇思用赵人，吾于湘犹是也。”府君盖以国势不振极矣，非扫敝政，兴起人材，与天下更始，无以图存。阴念湖南据天下上游，号天下胜兵处。其士人率果敢负气可用。又土地奥衍，煤铁五金之产毕具。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足备非常之变，亦使国家他日有所凭恃。故闻得湖南，独窃喜自慰；而湖南人闻巡抚得府君，亦皆喜。

陈宝箴在湖南的改革得到几位具有改革意识的省级要员的全力支持和配合。江标年轻时在京师同文馆学习，对西学有所研究，曾参与筹办北京强学会，光绪二十年（1894）视学湖南，对陈宝箴的新政举措极力赞成。徐仁铸在甲午战后痛感国势日衰，亟思变法，光绪二十三年（1897）出任湖南学政，与在长沙鼓吹新学的梁启超、谭嗣同相交甚厚，不仅巩固和扩大了江标的各项新政成果，而且亲手颁布《湘士条诫》倡导学习自然科学，并作《輶轩今语》阐述维新变法之意。黄遵宪曾出使日本，任驻美旧金山总领事、驻英二等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撰《日本国志》40卷，着重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改革措施及成效，并以此为中国改革的模式，参与上海强学会、《时务报》的创办，光绪二十三年（1897）任湖南长宝盐法道，代理湖南按察使，以所学所历襄助陈宝箴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改革。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说：

观于湖南之事，乃知陈宝箴、黄遵宪等之见识，远过李鸿章、张之洞万万矣。

梁对陈、黄诸人的高度赞誉，是基于他们能更多地接受维新主张、推进维新事业上的。

这种不计个人得失、不因循守旧、为共同目标而相互协作的省级领导集团是当时的湘省独有的，为湖南维新运动的快速推进提供了顶层的权力保障。“把湖南与广东进行对比，这一点就看得更为清楚。广东是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维新领袖的故乡，维新思想兴盛于斯，但广东的‘督、抚、藩、臬、学五台皆视西学为仇耳，度风气之闭塞，未有甚于此间者也’。在广东，各项新政诏谕均得不到遵行，各项维新也难以举办。维新派不得不在光绪面前参劾两广总督谭钟麟‘昏老悖谬，阻挠新政’。”

湖南能在短时间内打破守旧排外的格局，还与一批具有自强思想的湘籍开明士绅的积极投入分不开。在湖南新政推行的初期，无论是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年轻新派的士绅，还是王先谦、黄自元、张祖同、朱昌琳等资深旧派的士绅，都力图寻求国家自强之策，以摆脱外敌的侵辱。他们支持具有改革意识的湘省官吏开启时代新风、革除行政弊端、建立富强社会的施政目标，想方设法地筹措资金，或兴办新式学堂，或改革书院教学，或创建近代实业，成为湖南维新运动能够轰轰烈烈展开的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

可见，这种由具有改革意识的省府大吏与开明的地方士绅协调配合、共同推进的崭新局面，为湖南的维新运动开启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也是当时的湖南有别于其他省份的主要因素，诚如《湘报》所言：

论者谓湘省风气之开，较他省尤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抑岂非长官导之于先，士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官绅一体，上下一气，之有以致此乎？

   在时务学堂成立之前，随着士民意识形态的转变，湖南人以蓬勃的朝气，自发地掀起了变法图存的热潮，他们提倡新知，开办企业，发展经济，各种新政陆续推出。

湖南维新运动是从浏阳算学馆的创建开始的，倡导者主要是被称为“浏阳双杰”的两个年轻维新勇士——谭嗣同、唐才常。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月，正在武昌帮助时任湖北巡抚的父亲办理赈务的谭嗣同得知《马关条约》签订，深感忧愤，与正在两湖书院读书的唐才常、刘善涵（字淞芙，湖南浏阳人）商议解救国难之策，打算从兴算学入手开启民智，改变社会风气，筹划在家乡浏阳兴办一所算学格致馆。

但是，年纪轻、资历浅的唐才常和刘善涵在浏阳的兴算倡议遭受冷遇，而谭嗣同又迫于不可“首发难端”的父命不能出面。于是，他试图借助老师欧阳中鹄的声望取得士绅支持，以慷慨激昂的笔调写成一封二万余言的长信，痛陈时局危乱、清廷无能、官吏贪腐、士人虚骄、百姓愚昧，力述作育人材、通晓西法、开张风气、消除积弱、寻求自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请废经课，兼分南台书院膏火兴算学、格致” 的计划，祈望老师邀集士绅商议，准予在浏阳一县小规模地设馆试行，而后逐步推及全省、全国。

欧阳中鹄虽然对谭嗣同“尽变西法”的主张持保留意见，但对“兴算学”的倡议极为赞同，他随即召集浏阳士绅，提出动议，争取支持。同时，他将谭嗣同的来信压缩五分之一，加上批语和跋，以《兴算学议》为题，刊刻印行，广为发送，制造舆论。但事情仍不顺利，兴算设想遇到一些士绅的阻碍和反对。欧阳中鹄、谭嗣同等人并不气馁，一方面继续扩大宣传，一方面寻求省府要员的支持。唐才常、刘善涵等人趁岁考之机，上书湖南学政江标，阐述算学为各门学问之基础的道理：

盖以西国兴盛之本，虽在议院、公会之互相联络，互相贯通，而其格致、制造、测地、行海诸学，固无一不自测算而得。故无故无诸以致富强。无算学则诸学又靡所附丽。

他们恳请在浏阳设立算学馆，作为湖南的先导。江标当即札饬浏阳县知县立案，将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这一批复引起轩然大波，一些守旧官绅和应试士子视浏阳倡立算学馆之人为妖异，大加诋毁。浏阳知县唐步瀛则以经费困难为由，延宕执行江标之令。

改南台书院为算学馆的计划最终没有落实，除官绅的阻挠外，还因为浏阳当年遭遇旱灾，南台书院的经费被分拨赈灾。虽然如此，得到学政江标鼓励和支持的谭嗣同等人仍不放弃，他们拟定算学馆的《开创章程》、《经常章程》、《原定章程》和《增订章程》，并克服困难，自行筹款，于浏阳文庙（今浏阳一中）奎文阁设立了一个由16人组成的算学社，聘请湖南新化的晏孝儒为教习，讲授算学。虽然这个算学社规模很小，跟当时的私塾差不多，但改变了教学的内容，专攻算学，既是谭嗣同等人培养新式人才的最初尝试，也成为全省新学的起点。

光绪二十二年（1896），赈灾事毕，欧阳中鹄呈请抚院，将赈捐余款八千两提作经费，用于算学馆的运行。次年二月，由私人集资创办的算学社正式改为公办的算学馆。

浏阳算学馆以培养“诣极精微”的数学专门人才为宗旨，主要教授算学，经、史方面的课程由生徒自学。诸生每日须将课堂所学，以及课余所读、所习、所感等记录下来，按月上交，以备检查。经过一年学习的生徒可借用本县所存前后膛各种枪炮，用测量法施放，对某种枪炮的速率、击力及某度的抛物线，逐一绘图列表，并应演习测绘行军草图之法。这些教学内容和实践方法，都带有明显的近代教育色彩。除经、史类的书籍外，算学馆还备有古今算术、中外格致诸书及图器等，并订购了《申报》、《汉报》、《万国公报》等报刊。

尽管浏阳算学馆开办的时间极短，在戊戌政变后就无形停顿了，但是，它对湖南新学的传播和维新运动的发展影响极大。

从新学传播的角度看，浏阳算学馆奏响了湖南新式教育的序曲，对开通湖南注重实学、采纳西学的学风贡献尤著，正如《浏阳兴算记》所言：

其明年，浏阳果大兴算学，考算学洋务，名必在他州县上，至推为一省之冠。省会人士始自惭奋，向学风气由是大开。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亦云：

湖南向称守旧，故凡洋人往游历者动见杀害，而全省电信轮船皆不能设行。自甲午之役以后，湖南学政以新学课士，于是风气渐开，而谭嗣同辈倡大义于下，全省沾被，议论一变。

陈宝箴对谭嗣同撰写、欧阳中鹄修改的《兴算学议》十分赞赏，下令印行一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