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时务学堂创办的背景

虽然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动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实效，湖南却在这场运动中陷入沉寂。就像张朋园先生所描述的：“自鸦片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中国所发生的‘三千年变局’，湖南人是无动于衷的。湖南人的守旧态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荡，没有引起些许涟漪。所以，当自强运动在沿海地区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然在酣睡之中，三十余年的自强运动（1860至1894），于湖南人几乎完全是陌生的。”由于湘人的极力抵制，这块封闭保守的土地并没有接受多少新知识和近代科学技术的叩击。湖南在近代素以反洋教著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自咸丰十年（1860）至光绪二十年（1894），湘人不顾朝廷的三令五申，发动了十余起较大规模的打教、反教事件，他们或焚毁教堂，或驱逐教士，或散发揭帖，或杀死教士教民，引起了外交上的严重交涉。其中，咸丰十一年（1861）发生在长沙的数千人聚集于明伦堂口诛笔伐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将反教檄文散发至湖南各地和临近各省的事件，确立了长沙作为近代反洋教宣传中心的地位；寄居长沙的宁乡士绅周汉等人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持续的反洋教活动中编印、刊刻、散发大量宣传资料，促使长江流域各省人民反洋教的情绪高昂，引发各国领事要求清政府出面干预，凸显了近代长沙在反教浪潮中的重要作用。咸丰八年（1858）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增开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到内地游历和通商、外国传教士可在中国自由传教，但至光绪十六年（1890），湖南还没有一座新教总堂，而广东已有近50座。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前，没有一个国家的传教士能在长沙立足。当时的《国闻报》载时人言：“湖南士民向来勇于守旧，故中国通商数十年，而洋人之车辙马迹于湘省独希，即一切泰西利国新法，亦丝毫不能举行。”《申报》亦云：“湘中向不与外人通，读书积古之儒，几至耻闻洋务，西人所谓守旧之党，莫湘人若也。”

此外，曾国藩、郭嵩焘、张之洞、吴大澂等人因宣传、推行洋务而饱受湘人冷眼相待的遭遇也是典型的例证。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曾国藩在金陵病逝，其灵柩由新式轮船“威靖”号运返湖南故乡。当轮船到达长沙时，仇视洋物的士绅为之哗然，议论数年而不休。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奉旨赴英处理“马嘉理案”的善后问题，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此事在朝野上下引起轩然大波，守旧的湖南士绅群情激愤，将他看作出卖中国利益的汉奸，指责他给湖南人蒙羞。有人编写了一副尖刻的对联羞辱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甚至在郭嵩焘出使这一年的湖南秋闱考试期间，岳麓、城南两书院的诸生和各地来长沙参加乡试的士子会集于玉泉山声讨郭嵩焘，并在宁乡绅士崔暕的鼓动下，纵火焚毁了他倡议修复的上林寺，并一度冲击他的老宅。后来，郭嵩焘记录出使见闻的《使西纪程》也因守旧士绅的鄙夷和攻击而遭毁版。他在一片指责、唾骂声中提前结束任期黯然回乡时，立即引来湖南守旧势力的围攻，他们阻止拖带他坐船的小火轮驶入省河，贬斥他“勾通洋人”等揭帖布满长沙街头，甚至出现在他的老家湘阴。这位饱尝酸甜苦辣的西学先驱在长沙郁郁而终，死后仍有人要求开棺鞭戮其尸，以谢天下。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方便行政管理，在光绪十六年（1890）前后着手架设汉口至长沙等地的电报线，却因沿途湘民拔杆毁线而作罢，使湖南电讯业的创建延迟了数年，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长沙与北京才有收发电报的记载。光绪十八年（1892），具有洋务意识的吴大澂出任湖南巡抚，保守士绅周汉等人发布《湖南通省公议》，斥责他“夙讲洋务，勾结夷鬼”，号召湘人把他驱除出境，可见地方保守士绅的声势之大。

凡此种种，都生动表现了湖南绅民拒绝“睁眼看世界”和顽固抵制洋务的情状，这一切严重阻碍了湖南向现代化转型的步伐。与沿海各省相比，湖南的现代化变迁至少落后了二三十年，直至进入20世纪才开始有明显的变化。这从一些研究者所例举的事实和数据中可见端倪。如在城市近代工业的创始方面，长沙第一家近代企业湘裕炼矿公司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建立，比上海晚30年，比天津晚28年，比兰州晚17年。又如在近代电讯业的建设方面，使用电话最早的中国城市是上海，光绪七年（1881），英国伦敦东洋电话公司在上海取得专利权18年。湖南电话则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巡抚端方指派候补知县朱文学筹设电话局后才有，且因费用昂贵，应者寥寥。此外，至1894年，全国已有数百家民族资本主义、官办、官督商办和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企业，湖南却无一家。

综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30年的湖南社会，基本上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在这30年里，湖南社会经济依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农业改革尚未起步。湖南没有出现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矿企业，以及交通、邮电设施，直至陈宝箴抚湘的新政时期，才陆续成立了湖南矿务总局、宝善成机器制造局、鄂湘善后航船局等。湖南没有产生近代化的新闻、出版、印刷和公共图书事业，也没有出现一所改革旧模式、传授新知识的新式学堂，更无人顾及有关政治制度、法治制度、军队制度的改变。湖南的文化复古之风根深蒂固，文人学士大多故步自封，或空谈心性理学，或醉心考据训诂，或沉湎八股制艺，在学术建构上未能突破传统儒学的藩篱。总之，此时的湖南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守旧排外的独立王国，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进步；此时的湖南人普遍缺乏发展变化的新观念、新视野，沉浸在死气沉沉的守旧氛围中，丧失了勃发的生机。

在笔者看来，造成湖南这种既开放又保守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从湘学思想的传承和近代早期湘学的特征看。湘学的发展进入近代，具有相当深厚的维护道统和经世致用的特点。维护道统与“华夷之辨”的民族主义思想相通，包含“尊王”和“攘夷”两个基本原则，“尊王”宣讲的是“君为臣纲”的政治理论，为封建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提供伦理支撑和理论依据；“攘夷”倡导的是反对外族侵略的民族精神，突出华夏文化的优越性。经世致用与心性之学相结合，奠定了湖湘学人践行知行合一、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实学思想和实干作风，逐渐凝聚成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铸造着湖南人的性格。湘学的这两个特点对近代早期的湖南产生的作用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维护道统容易滋生保守自大、封闭排外的心理，形成阻碍湖南现代化进程的不利因素；另一方面，经世致用造就了近代早期一批湖湘经世派、洋务派的优秀人物，他们才识卓荦，强调理学的“躬行”、“践履”，在开放中求变，成为推进湖南乃至全国现代化进程的先知先觉者，他们富有成效的建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导夫先路、开启未来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封闭、守旧势力与开放、求变力量各自生成，彼此纠结，而在当时的湖南，前者牢牢地占据着主导地位，后者也时刻在谋求有所突破。在近代思想启蒙和洋务运动的进程中，湖南就一直处于这种不谐调的状态中。

其次，从湖南的地域特征、历史发展和湖南人的主导性格看。湖南东、南、西三面环山，东为幕阜、罗霄山脉，南有五岭山脉，西是武陵、雪峰山脉，五分之四的地域为山区，近代以前，交通极不便利。湖湘大地史前时期主要是三苗、南蛮人活动的区域，而在湖南中部地区，丘陵与河谷盆地相间，湖南境内奔流着湘、资、沅、澧四大水系，优厚的生存条件吸引了大量外来民迁入，土著与移民的相互争斗从未间断。相对闭塞的地理因素和长期的竞争环境磨砺出剽悍、倔强的湖南民性，湖南人一旦认定了追求的目标，就会团结一致，无所顾忌，勇往直前，不屑改变。这种性格既能够培育出摧枯拉朽的建设性力量，也可以造成对社会发展的破坏性后果。前者酝酿出的是激进的思想火花，后者则容易滋生虚妄骄狂、顽固保守的情绪，形成抑制、扼杀前者的逼仄的社会环境，引发抗拒一切外来文化和超越时代观念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湖南的有识之士一旦离开本土，放眼外部世界，就会大显身手，成就一番事业，陶澍、贺长龄、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曾纪泽等等，莫不如此。而他们一旦回到湖南，就难以施展拳脚，甚至遭受围攻、打压。所以，有学者指出：许多湖南人的事业和功果，都是湖南之外成就的；湖南闭塞保守，因循守旧，不具备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对于中日甲午之战前的湖南而言，这一论断尤为恰切。

再次，从湘军集团的崛起和完胜太平军的战绩看。清代咸同之前，湖南人在全国的政局中默默无闻，如杨毓麟所言：

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

咸同年间，湘军集团的领袖和精英人物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罗泽南等将经世致用的湖湘学术精神转换为忠君卫道的政治实践，组建湘军以对付席卷东南、所向披靡的洪秀全太平军。他们笃宗理学，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为治军要诀，用维护传统的儒家伦理为旗帜号召天下，使镇压太平军的朝廷保卫战带上了浓厚的捍卫名教圣统的文化保卫战的色彩，这有效地触动了湖南人固有的倔强、勇敢、执拗的性格，激励着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中。在历经十余年的对抗后，湘军将雄踞金陵的用上帝教武装起来的大平军打得一败涂地，不仅挽救了清王朝岌岌可危的命运，也完成了延续正统文化的光荣使命，使湖南一时跃升到传统文化的中心地位，并在政坛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进一步助长了湖南人坚守儒家道统的荣誉感和使命意识，形成一种极端热忱的卫道意识和救世观念，以及“守先待后，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湖南人鄙夷西方、耻闻洋务的自负心态，演变为一种深厚的文化本位主义和顽固的保守排外理念，造成湖南本土的洋务运动在这一时期几乎无所建树，这样的结果是令人感到悲哀的。

因此，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湖南既产生了最早认识世界、改革社会的人，又被视为中国最保守的大本营，开放与保守难以想象地并存于这片土地上。湖南巡抚陈宝箴后来就此评价道：

自咸丰以来，削平寇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而恃其忠肝义胆，敌王所忾，不愿师他人之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

湖南绅民仇夷拒外的守旧意识和文化心态使郭嵩焘在长沙开展的洋务倡导活动进行得异常艰难，而代表先进思潮的文化宣讲对于开拓绅民视野、影响大众意识、转变社会风气却也因此显得极富意义。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愚陋悍顽的湖南在戊戌变法初期的维新运动中迅速成为全国最富有朝气的省份，与郭嵩焘在思贤讲舍、禁烟公社以及许多社交场合的洋务宣传是密不可分的。

思贤讲舍创建于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当时郭嵩焘从广东巡抚任上开缺回籍，任城南书院山长。前一年（同治十一年、1872），湘人为了纪念曾国藩，在长沙小吴门正街修建了曾文正公祠，郭嵩焘将曾文正公祠旁的校经堂设为思贤讲舍。由于他和曾国藩都以张扬王夫之的学术思想为己任，所以，他又在讲舍内设立了船山祠。讲舍取名“思贤”，意即思念王夫之、曾国藩等先贤。思贤讲舍建成后，郭嵩焘亲自担任主讲，希望通过讲学达到光大先贤思想、净化社会风气、端正士人品行的目的。

郭嵩焘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出使英国，一度中断了在思贤讲舍的讲学。光绪五年（1879）五月，饱受谩骂和中伤而报国无门的他回到湖南，企望在家乡普及洋务知识，开通乡民智慧，匡扶愚顽陋习。他深知这一行动的艰难，做好了从点滴做起，逐步改观的思想准备，所谓“一人知之，其亲若友，推至而得十人；十人知之，其亲若友，推至而得百人。知者日多，则洋务安坐而理，无复有挠之者矣。”如其所言，真可谓用心良苦，亦可见湖南守旧民风的积重难返。

同年九月，郭嵩焘与其弟郭崑焘等人邀约长沙好友创建了禁烟公社，议定每年在屈原、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的诞辰日会集开讲，并与思贤讲舍的讲学结合起来，默化地灌输西方昌明的政教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渐扭转长沙绅民愚陋守旧、虚骄不实、妄自尊大的劣顽心理。如在一次宣讲古代四民各有本业时，郭嵩焘巧妙引入中、西方社会各有所重的现实，来说明造成贫富差距的因由：“窃观西洋以商贾为本技，通国无不〔一？〕闲；中国重士而轻农工商三者，乃至一家一邑之中，有职业者不逮百分之一，闲民居住其九而又过之，民安得不穷？国安得不弱？”这样讲究技巧的宣传是郭嵩焘经常使用的，其无奈的现实窘境和深沉的忧世情怀可见一斑。

除了在思贤讲舍、禁烟公社的讲学以外，郭嵩焘还在与湖南士绅广泛的社交活动中宣讲自己对西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他常常不顾友人保全自身的善意劝诫，以及可能招致责骂的严重后果，执意公开谈论洋务，孜孜不倦地进行解说，希望有幸能够开悟一、二听者，从而逐渐深入人心。

在郭嵩焘持久而执着的努力下，闭塞的湖南开始吹进一股讲求洋务的新风气。一部分绅民对洋务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一味拒绝接受西方的先进文明；一部分绅民开放、发展、开拓的意识得到增强，他们主动参与轮船制造业等洋务的筹办；还有一部分官绅从此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西方社会，更加坚定地推动变革自强运动的发展，诸如陈宝箴、王先谦等与郭嵩焘交往甚密的开明官绅，对后来的湖南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客观地说，这股由郭嵩焘的宣传、发动给湖南带来的洋务气息也是微弱的。因为郭嵩焘并没有完全冲破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理论框架，兼之个体的力量终究单薄，保守势力依然强大，更富有声势、更激荡人心的变革还有待后来者的精彩演绎。

在湘学发展走向繁盛的近代，继湘军集团后湖南出现的著名人才集团是由倡导变法的维新派人物创建的一所新式学校——时务学堂集结的一些师生，包括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陈宝箴、黄遵宪、江标、蔡锷等人。从政治立场上看，这个人才群体和湘军集团是截然相反的，湘军集团是要维护封建主义的政治秩序，时务学堂的精英们则是想改造和重建这一秩序。当然，由于共同的区域文化背景，这两个人才集团也表现出一些相同的学术特征：如推崇实学、崇尚经世致用、尊崇理学的文化传统等。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强烈的经世致用观和浓厚的政治意识，就不可能出现被视为晚清维新派人才摇篮的时务学堂。这一人才群体中的人士大多是当时维新变法的重量级人物，他们虽然仍然接受理学的哲学形式的影响，表现出对儒家政治伦理的尊崇，但较之湘军集团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实学中增加了更多的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内容，开始宣传并接受进化论与平等民权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