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时务学堂创办的背景

时务学堂诞生于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和一个有异于常的地域。

鸦片战争的爆发，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封建格局，中国社会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此时，衰朽的清王朝已无力应对这种历史的巨变，正如恩格斯所言：“这个帝国是如此衰弱，如此摇摇欲坠，它甚至没有力量来度过人民革命的危机，因为连激烈爆发的起义也会在这个帝国内变成慢性的而且显然是不治的病症；这个帝国是如此腐化，它已经既不能够驾驭自己的人民，也不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中国现代化开始了极为艰难的发展历程。

然而，时代的巨大灾难往往催生着社会的快速进步。在中华民族面临危机的严峻时刻，一大批有识之士奋起救亡图强。湖南可谓领风气之先，出现了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人才群体，将沉寂一时的“湘学”发展到极盛阶段。在戊戌变法运动期间，湖南聚集了一批积极拥护维新变法的士绅和学者，并且迅速成了全国维新运动开展得最蓬勃的省份，长沙也因此成为全国教育革新运动的先驱，时务学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办起来的。

一、甲午战前湘学的发展特征和湖南的社会状况

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古老的中国从此陷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闭关锁国、天下一统的封建旧格局被列强侵夺、危机四伏的世界新秩序所替代，传统的以一家一户生产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在封建经济内部滋生的资本主义因素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双重夹击下不可抗拒地走向解体，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以夏变夷”的思想观念面临着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严峻挑战和冲击，中国社会开始了极其艰难的转型历程。

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和中国封建文化的激烈冲突中，一批较早觉醒的开明官吏和士大夫开始摒弃传统文化本位的立场，倡导吸收西方的先进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尽管从根本上说，他们仍然固守着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纲常伦理和教育制度，只是从器物层面上提倡向西方学习，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萌发了以西方科学和技术为我用、革新政治、改变学风的意识，即具有了惊世骇俗的思想启蒙作用，促使中国迈出了有效应对亘古未有的时代巨变的第一步。

在嘉庆、道光、咸丰年间，湖南学者可谓领风气之先，他们高扬经世致用的大旗，成为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其中，陶澍为学力主实用，为政力行改革，开创了湘学注重实政、强调事功的先河，是经学主变派的领袖。在他的影响和培养下，一批有着共同追求的卓荦人才崛起于湖湘，包括贺长龄、贺熙龄、魏源、李星沅、黄冕、汤鹏、邓显鹤、邹汉勋、严如煜等。他们最早接受和宣传王夫之的学术思想，重经世，讲躬行，以追求“朴”、“实”的学风横扫理学的虚矫、汉学考据的琐碎、文章辞藻的浮华。他们的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敬天、法古、重农抑商发展到顺人、通今、本末并重，从拒“夷”发展到师“夷”以制“夷”。他们交往甚密，为清廷的腐败软弱、西人的强势入侵而忧心，苦苦探寻救国利民之道，并以经世致用的杰出成就闻名于政治界、思想学术界。总之，他们的努力使湘学呈现出复兴的态势，并开始向近代转型。同时，他们对晚清湘学的兴盛和湖南人才的崛起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这个群体中，魏源的影响最大，他被视为湘学复兴的旗帜。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良图，又字默深，湖南隆回人。他以研究春秋公羊学为阶梯，倡导通经致用之学，一生著述四十七种，六百余卷，约八百万字，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地理、文化、教育、外交和近代自然科学等。成书于道光六年（1826）的《皇朝经世文编》是其第一部经世之作，以切于事、合于今为选文原则，突出经世致用、有利于时的选辑标准，从清初至道光五年（1825）的官方文书、官员奏议、学者论著书札和方志中采录具有实用价值的二千二百三十六篇文章，归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类。该书是晚清经世思想复兴的公开宣言，有力促进了晚清务实、改革思潮的兴起。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魏源有感于林则徐罢官、鸦片战争失败，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写成《圣武记》这部探索清代盛衰的史书和军事理论著作。全书十四卷六十二篇，详细记载清朝的开国经过，以及后来平定三藩、开拓疆土和外交活动，探讨兵制兵饷、攻守策略、发展经济等问题，推求盛衰之理，筹划消防之策，表明作者的经世思想已由盐政、漕运、水利、农事等扩展到军事、防卫、外交等救国急务领域。作者在《圣武记叙》中强调“战胜于庙堂”这一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其警示人心、匡时治世的用心尤为显豁。同年年底，闭关锁国时代第一部由中国人自编的最为详备的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和社会风情、民俗文化等知识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海国图志》五十卷完成（道光二十七年增补为一百卷），作者在《海国图志叙》中明确说明编撰此书的宗旨：“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在他看来，战舰、火器、养兵和练兵之法是应该师法的洋人“长技”，也是能够“制夷”的有力武器。他全面倡导了解、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以此抵御、打败入侵者，这对妄自尊大的国人而言不啻晴天霹雳，显示了其眼光的高远和胆略的过人。该书的传播不仅加快了中国冰冻已久的土层复苏的步伐，也为晚清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提供了有效的思想资源和改革途径。要之，魏源在继承和发扬湖湘重躬行的学风、强化经世致用理念的同时，富有独创地融入近代西方文化的元素，提出改革吏治、开通言路、吸收外资、振兴工业、提拔人才、开启民智、严禁鸦片、增强国防等救世治国之道，不仅屡开学术新风，使沉寂已久的湘学再次异军突起，也感召着国人走向世界，引领着中华民族迈向复兴之路。

魏源不仅通过著书立说实现了湘学的近代转型，而且投身到重大的经世实践活动中，立下了彪炳后世的经世事功。由于屡遭排斥，进不了官场，魏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充当地方督抚的幕僚，其经世才干却因此得到了充分发挥，使之成为当时著名的海运、河工、盐政、币制四大改革的专家。如清廷实施漕运由河运改海运的领导者是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和江苏巡抚贺长龄，而这一改革的顶层方案的设计者和具体实施的督办者则是魏源。他代为拟写的《复魏制府询海运书》化解了来自两江总督魏元熤对改革的阻碍，他编制的《海运全案》序、跋和《筹粮篇》论述了漕运改革的必要性和实施海运的要点，不仅因为合理利用海运优势、商人资力以及提高航道、船只的工作效率而节省了大量的输漕费用，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而且整治了敲诈勒索、贪污贿赂等漕运弊端，革除了长期困扰政府的一大顽疾。又如陶澍奉命整顿两淮盐务，魏源以幕僚身份成为盐法改革的实际筹划者。他制订改革章程，力主裁减各流通环节的浮费以消除弊政、降低盐价，改变固定的销售配额和区域以保证流通渠道的顺畅，挤占私盐市场以增加朝廷的税收，在淮北地区试行盐票制以打破引商对盐务销售的垄断。这一系列改革举措使许多盐务陋规失效，遏制了腐败的滋生，调动了盐商的积极性，扭转了淮北盐课长期亏欠的局面。

应该提到的是，湖南经学主变派的崭露头角，与他们从乡先贤王夫之的著作中获得教益有很大关系。王夫之的著述和思想从产生到大行于世，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冷落湮没期，直到近代才奇迹般地受到世人重视。其间一个重要的转机，就是湖南新化人邓显鹤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整理、刊布了十八种、一百五十卷《船山遗书》，同时编撰了《船山遗书目录》，列五十二种，计三百二十二卷。这对重塑湖南学人的精神人格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同治初年曾国藩、曾国荃、欧阳兆熊等刊布带有全集性质的金陵书局本《船山遗书》奠定了基础。

在经学主变派开启时代新风之后，晚清出现了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陈宝箴等人为代表的湘学名家以及湘军集团、时务学堂等著名的人才群体，群贤的影响力整体性地发挥出来，使湘学发展到极盛的阶段。这些湘学名家大都尊崇理学，强调内圣与外王并重，把经世之学与讲求大本大原的天道性命之学结合起来，通经学古而致诸用；他们通过兴办书院、整顿吏治、治理军队以及改革河工、海运和盐政等发扬湘学经世致用的特征，甚至想改造和重建封建主义的政治秩序。

如果说湘学复兴期的诸多湘学名家往往通过“睁眼看世界”来拓展视野、启蒙思想，以最终达到改革弊政、寻求自强的目的的话，那么，在湘学繁盛期里涌现的湘学名家们则纷纷走出书斋，由著书立说倡导师法西方科学技术，转为在历史舞台上躬身实践，大刀阔斧地实施有效的改革，开洋务运动和中国现代化事业之先河，从学术高度将湘学推向全国并发挥着广泛的影响，营造了“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的独特政治文化现象。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深层次地提出应当效法西方的政治体制，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湘军集团的核心人物、洋务运动的领袖之一曾国藩影响颇大。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诚，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湖南湘乡人。主持刊刻《船山遗书》三百二十卷，有诗文集、《经史百家杂钞》等一百八十五卷。他毕生服膺程朱理学，于朱熹受益颇多，是正统理学的传人。他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是万事万物的本源，主张以理学治国平天下。他倡导仁爱信恕的道德观念，标榜忠孝至上的人伦价值，恪守淡泊勤俭的立身准则，被视为中国传统人格的典范人物。他讲求经世济时之道，追求治术上的综合名实、学术上的笃实践履。他崇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气节，注重从《船山遗书》中吸取思想资源，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他率领自己创建的湘军南征北战，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并与外国入侵者顽强对抗，收复了新疆，巩固了边防。

曾国藩虽然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但又不盲目排外，而是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说，洋务运动的发起人、倡导者和最早的实践者就是他。他率先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他派最早留学美国的容闳赴美购买机器，谋划在中国建立正式的近代机器工业；他与李鸿章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综合工业大厂——江南机器制造局，制造出中国第一艘军舰“恬吉”号，还生产出4800吨的民用轮船“江华”号；他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他附设机械学校，培养生产技术力量，开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他几次听取容闳派遣留学生学习军事、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的建议，相信通过西方教育可以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并从同治十二年（1872）起，分4批选派120名中国青少年精英赴美留学，揭开了我国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历史。这些举措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和近代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促使了近代人才群体的崛起。

作为晚清在理学上造诣颇深的一位大儒，曾国藩的卓越贡献在于他不是沉溺于对心性之学的玄谈中，而是着意于实行、实用和实功，通过倡导和推行洋务运动来实现经世致用、富国强兵的目的，成为最早将经世之学引入洋务运动的士大夫之一。他努力将湘学的学术传统和核心内容之纳入道统之中，虽然他缺乏胡宏那种批判世儒的理论勇气和王夫之那种忧虑华夏民族前途的深厚情怀，却更多地体现了张栻那种忠君报国的坚韧精神，其人格力量极具感召力，影响也非常深远。中国现代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明确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湘军著名的将领、洋务派首领之一的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他信奉程朱理学，治学以经世致用为旨趣。他自幼即研习儒家经传，少年时就有志于经世之学。他推崇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一方面遍读求实匡世的《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皇朝经世文编》等书籍，另一方面从事舆地学、农学、兵学和盐河漕荒之政的研究，形成了其具有开放意识的学术观。他对魏源的《海国图志》赞叹不已，在向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上与魏源产生了共鸣，并在中西方哲学观念的对比中阐发西学“弃虚崇实，艺重于道”的优势，强调应当把艺事视为自强之策，深入论述效法西学的必要性。

在投身仕途后，左宗棠一边鏖战沙场，一边兴办洋务，把近代经世之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同治五年（1866），他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获准试行，旋即派员出国购买机器、船槽。一年后，福州船政局（又称马尾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他创办了求是堂艺局（后称船政学堂），专门培养造船技术人员和海军人才。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陕甘、新疆军务期间，他创建了兰州制造局（又称甘肃制造局）和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甘肃织呢总局（又称兰州机器织呢局），并在陕甘和新疆地区兴办了三十六所书院。虽然他办洋务的时间没有曾国藩早，规模也不及李鸿章大，但在立足于自身以自强、鼓励民族工业发展，以及精心培养本国人才方面，是大大地超过了他们。

郭嵩焘也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年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他致力于经史之学，著述甚丰，在近代湘籍大员乃至清代封疆大吏中首屈一指。有《养知书屋遗集》五十五卷、《中庸章句质疑》二卷、《湘阴县图志》（光绪版）三十四卷等，被视为“经学宿儒”。他于治经有独立的见解，既以宋学为基本立场，又不废汉学家的考据之功；既强调训诂对于治经的重要性，实际治经又不以训诂为目的。他认为治经的“本原”在于“立身制行”，在治经史的过程中特别重视经世致用，不忘借以修养身心，更不忘为从政为官服务。

与同时代的许多文人士大夫相比，郭嵩焘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社会的认识更为清醒、更加敏锐。他是当时较早接受西方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人，提出过较为系统的对外关系理论。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就开始对西方社会进行研究。在冲破世俗偏见充任第一任驻英公使出使英国后，他亲赴下议院听会，考察以议会民主和自由选举为特征的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与现状，肯定“巴力门”（议会）和“买阿尔”（市政厅）的进步性；他访问兵工厂、船厂等工业基地，观察西方社会的经济生活，探究其偏重于利民、富民而致国强的根本原因；他参观博物馆、图书馆、各种学会以及科学实验室，了解西方的科学技术，对望远镜、光谱仪、留声机等赞叹不已；他奔走于各类学校，肯定英国“一切皆致之实用”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基于此，他指出西洋诸国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传统，并非古代“夷狄”可比，本朝政府应采取明智的态度，以及知晓西洋诸国之情、顺应历史发展之势、寻求自立自强之理的法则，全面向西方学习。

值得一提的是，郭嵩焘的洋务观继承并拓展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和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由“睁眼看世界”、以“西用”固“中体”而更彻底地走向世界。他恳切地指出，单纯学习西方的一些“长技”不足以使国家得以富强，表现了对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先进文化的钦慕。他在考察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后，认识到西方民主政治的法治原则明显优于中国的人治政体，以为这是西方国家日益走向强盛的根本原因。他意识到中国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最关键、最根本的是效法西方的政治制度，而不仅仅是在固守孔孟之道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工艺技术和坚船利炮。据此可见，他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政教制度，他的洋务思想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洋务实践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切中了三十余年洋务新政的要害，其中的一些观念还成为维新思潮的滥觞。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郭嵩焘在对待学习西方政治、社会制度的问题上保持着较为谨慎的态度，他提出在通晓西方社会历史的前提下，由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而探究他们的政治制度，这个过程应当是渐次推进的，决不能大举促动。

与曾国藩、左宗棠不同的是，郭嵩焘在清廷为官十年，屡遭败绩，他生平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湖南著述讲学、宣传和推行洋务新政。正因为如此，导致了这位当时最谙熟洋务的勇敢实践者成为“不合时俗”的悲剧人物，这当然与他身处的湖南这一以守旧、排外而闻名的地域有着密切的关系。

据上可知，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湘学复兴，并已呈现出走向繁盛的发展态势，一批站在时代前列的湘学名家崭露头角，他们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以及他们的躬身实践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洋务运动的先驱和领袖人物中，湖南人占了多数，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言：“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然而，与这种学术发展极不相称的是，湖南绅民的思想极为保守而又顽固。他们大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盲目自信，固守仇夷排外的封闭立场，持续不断地营造抗拒洋务的声势，以至于在外国传教士眼中，长沙乃至湖南已经成为《圣经·创世纪》中拒绝文化洗礼的“铁门”之城——一个与时代脱节的顽固保守的大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