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

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时务学堂的研究，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一是梳理清楚了湖南时务学堂的创办、兴衰过程，对时务学堂的教育宗旨、模式、方法都有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使得我们认识时务学堂有了比较清晰的框架结构；二是围绕时务学堂所发生的湖南维新运动的新旧冲突的研究为我们基本构建起了甲午之后湖南社会复杂的发展态势；三是以往的研究成果研究了时务学堂与中国近代化特别是教育近代化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整体去了解时务学堂；四是对时务学堂相关主要人物的研究已经比较详实。但这并不是说时务学堂的研究已经十全十美，已无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或余地，至少目前还没有出版一部研究时务学堂的学术专著。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界尤其是湖南学术界的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尤其是伴随着史学理论和观念的不断演新，以及一些新的历史资料的发现、整理和出版，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处在不断的深化之中。概而言之，笔者认为可以在下三个方面加强或深化时务学堂研究：

第一，将时务学堂放在近代社会思想急剧变迁的大环境下进行研究。时务学堂是湖南维新运动中最为重要的新政举措之一，同时围绕时务学堂各派力量之间又发生了激烈冲突，它反映出当时的中国和湖南社会在西力东渐以及严重民族危机之下裂变的复杂状态。归根结底，在社会思想文化急剧变迁的大背景之下面对着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之间、开放与保守的艰难抉择，犹疑不定，如何寻求民族、国家自救、自强之道，如何建设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文化根脉，这是鸦片战争之后整个近代思想文化演变所面临的庞大课题，只是在甲午之后因民族危机的突然加剧而更为凸显。对于甲午之后的湖南官绅而言，这种心理上的彷徨与激进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围绕着时务学堂的思想、政治斗争，不仅仅是所谓的改革派（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新旧二元对立斗争，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视野重新认识时务学堂以及湖南维新运动。

第二，在人物研究上要避免预设立场，以致对人物做简单的划派处理。中国近代社会处在急速变迁之中，传统与现代、新与旧、中与西的冲突普遍存在并影响到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人，很难用二元对立的观点去分析历史人物的言行活动，更多体现为一种复杂多元性的矛盾状态。从以往的研究来看，我们对时务学堂及其人物的研究大多是先预设立场，常常以新与旧、激进与保守、改革与反改革的二元对立来分析判定维新变法中历史人物的言行活动，这样固然可以清晰明了的构建时务学堂以及湖南维新运动的历史图像，但过于线条化和脸谱化，难以分析历史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因此，我们的研究必须抛弃固有的预设立场，不要对人物作简单的划派处理，把他们归之于“激进派”、“保守派”或其他什么什么派。这就需要我们立足于历史的实证研究，从原始的史料入手，构建接近真实的、鲜活的、动态的历史情境，重新认识时务学堂这一历史事件中的每一个人物。而实证研究，离不开对史料的梳理、发掘和利用，在现有条件下，我们要重视对新史料尤其是档案史料的梳理、发掘和利用。同时，我们要将人物的思想、言行和活动放置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进行动态性的考察，搞清他们思想的前后变化及其原因，避免脸谱化、简约化的研究倾向。

第三，突破单一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但随着史学理论的不断演新及多学科交叉趋势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出现多学科融合的态势，目前历史学研究中已经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这样既可以丰富和细化历史研究的内容，同时又可以提供更多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于时务学堂的研究，我们可以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引进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构建认识湖南维新运动新旧斗争的不同角度的历史图像，从而更真实的接近近代中国社会复杂裂变的变迁态势。比如，已往的湖南时务学堂研究往往侧重于领袖人物或精英群体，却很少涉及到当时社会大众的反应问题，领袖精英推动社会变革，社会大众则成了“被动”的接受变革者，成了社会大变革中的失声、失影和失联者。因此，如何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加强对社会大变革中广大下层群众的研究，搞清他们对于社会大变革的态度与反应，这无疑是今后研究湖南维新变法运动和时务学堂的着力之处。

基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状况以及我们的上述认识，本书作为第一部研究时务学堂的学术专著，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建构起有关时务学堂的完整的知识体系，以便使读者阅读本书后，能对时务学堂创办的背景、过程、改革举措、围绕时务学堂的斗争以及时务学堂对湖南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的影响有一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本书将着力研究如下一些问题：

第一，时务学堂是湖南维新变法运动的产物，而湖南维新变法运动又是甲午战争前后的湖南社会的产物。为什么当时最有声有色的维新变法运动没有发生在沿海的广东、上海和沿江的江苏、湖北或其他省份，而是发生在地处内陆的湖南，这显然与甲午战争前后的湖南社会有关。在甲午战争之前，湖南既非常开放，产生了一大批民族的先知先觉者，其中包括最早“睁眼看世界”、并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的魏源，洋务运动最主要的发起者和领导人、中国第一家洋务军工企业的创办者曾国藩，最早认识到中西之间政治制度的差异是导致中国的落后挨打、从而极积向国人介绍西方政治制度的郭嵩焘，但同时又特别保守，被传教士们称之为“铁门之城”，到甲午战争之前，洋务运动已开始了三十多年，而湖南还没有一家新式企业。为什么开放和保守会同时出现在湖南并表现得如此突出？它与湖南的地域文化——湖湘文化以及湖南社会有什么关系？甲午战争后湖南社会尤其是湖南士人的心理又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是如何影响湖南维新变法运动和时务学堂的创办的？诸如此类问题，是本书要着力研究和回答的问题这一。

第二，时务学堂创办于湖南维新变法运动时期，究竟是谁最先提议创办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地方乡绅王先谦、熊希龄等人在创办时务学堂过程中究竟各自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聘请梁启超为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是谁最先提出来的？如此等等问题在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论，这也是本书要着力研究和回答的问题之二。

第三，作为新式学堂，时务学堂创办后进行了哪些教育改革？改革的性质如何？与旧式的书院教育和官学教育有何不同或差异？这是本书要着力研究和回答的问题之三。

第四，时务学堂的堂创办，是湖南维新变法运动期间的一件大事，特别是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到来，打破了前此湖南新政囿于实业自强的局面，标志着湖南整个维新变法事业向深度发展的趋势，从而走到了全国维新变法的前列，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范文澜语)，同时也引起了各派势力之间的激烈纷争。如何认识和评价时务学堂的纷争，尤其是如何认识和评价卷入纷争的陈宝箴、王先谦、熊希龄、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叶德辉等人，是目前湖南维新变法运动和时务学堂研究的难点和重点问题，也是争议颇多的问题。同样，这也是本书研究的难点和重点问题。

第五，时务学堂虽然只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但它有力地冲击了湖南社会僵化的体制与陈腐的风气，对湖南近代乃至全国近代的历史产生了极为广泛与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究竟体现在那些方面，如何认识和评价这些影响，是本书重点研究的又一问题。

编撰：郑大华

来源：郑大华 主编《湖南时务学堂研究》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