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湖南时务学堂研究绪论

二、学术史回顾

    检视和回顾以往研究，其相关成果涉及到时务学堂的方方面面，十分丰富。也正因为此，我们的回顾就难免挂一漏万，这是要向广大学者和读者致歉的。

（一）时务学堂资料。有关湖南时务学堂资料方面，早在清末民初就有刻本与报刊资料可以考证。如有关时务学堂开办章程、经费来源、招考公示以及当时有关学堂宗旨、教育方法等的一些争论，都可见湖南维新派主办的报纸《湘学报》与《湘报》，报刊原刻本藏湖南省图书馆，1965年中华书局将《湘报》影印出版，2006年再版，对研究者检索资料提供了便利。21世纪初湖南开始《湖湘文库》编纂工作，《湘学报》作为湖南近代最早的报刊也重新加以整理影印出版，对于时务学堂研究也可起到丰富补充作用。研究时务学堂最为重要的学堂教育宗旨、规章制度、课程规划等，可见《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此为梁启超在教育变革思想以及变法维新上的重要代表之作，在梁启超各版本合集、文集、全集中均有收录。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也多有关其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有关思想和学术活动的叙述。此外，关于时务学堂学生札记批答资料有光绪二十四年长沙刻本《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一卷和1922年北京香山慈幼院铅印本《湖南时务学堂遗编》四卷，而在所谓“旧派”一面，则有当时湖南守旧绅士所编攻击时务学堂和维新新政的资料《翼教丛编》与《觉迷要录》。这是研究围绕时务学堂引发新旧激烈冲突不可绕过的重要资料。唐才常之弟、曾就读湖南时务学堂的唐才质也有多种有关湖南维新运动、时务学堂及唐才常之回忆，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1948年，即出版有《清末维新运动》一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湖南文史研究馆馆员和政协委员，他又写有多篇回忆文章，如《唐才常和时务学堂》，《湖南时务学堂略志》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深入全面了解时务学堂的历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学术界尤其是湖南学术界进行了大规模的史料整理编纂工作，其中就有作为近代史料丛刊第八种的《戊戌变法》，其中有关时务学堂史料十分丰富，包括相关报刊、日记、文集等资料，如《戊戌政变记》等。21世纪初，湖南开展了《湖湘文库》的整理、编纂和出版工作，这极大地丰富和便利了近代以来湖南历史研究。《湖湘文库》分为甲乙两编，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编撰作品，甲编之中有关时务学堂的资料比较丰富，如前文已提及《湘学派》的整理出版。尤其值得提出的是，2013年《湖湘文库》还出版了有关晚清湖南维新运动的专题史料集《湖南维新运动史料》，编者从已出和未出的各种相关资料中，辑录出有关湖南维新运动新旧两大营垒的史料，分类编排，著述辑录，分为五大类，分别为：一，著述辑录，辑自《翼教丛编》《梁启超全集》《谭嗣同全集》《唐才常集》《樊锥集》《熊希龄集》《葵园四种》等；二，官方文档，有当时督抚等官员的奏折、章程、政令等；三、报刊资料，辑自《湘报》《湘学报》等；四，日记书信，辑自《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日记类抄》《师伏堂日记》等；五，传记年谱，有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传谱。这无疑为湖南维新运动和时务学堂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除此之外，《湖湘文库》还整理出版了《王先谦诗文集》、《皮锡瑞集》、《谭嗣同集》、《唐才常集》、《熊希龄集》、《苏舆集》等人文集。另外，未收录于《湖湘文库》相关前人资料还有《叶德辉年谱》、《师伏堂日记》、《师伏堂未刊日记》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华书局等也先后出版了与湖南维新运动和时务学堂有关的一些人物的资料集，如《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2013年增订）、《陈宝箴集》（上、中、下册，中华书局2003年、2005年）、《黄遵宪全集》（上、下册，中华书局2005年）等。此外，一些报刊也发表了一些有关湖南维新运动和时务学堂的档案和资料。

（二）时务学堂综论。日本学者小野川秀美认为，时务学堂最初之发起，实与宝善成制造公司、湖南轮船公司同为湖南开明士绅为学习洋务所创办，而梁启超入湘，也为王先谦等士绅赞同，所以，在变法之初衷上，湖南士绅实不存在所谓“守旧、维新”之分别，立场一致，目标一致，皆由甲午之后时势危急而带来趋新求变之念。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之后，与谭嗣同、唐才常渐行激进变革之举，将时务学堂作为宣扬康学，开民智的主要阵地，并屡次在湖南推动当局实行湖南“腹地自立”的变革举张。此时，时务学堂已脱离最初湖南官绅创办之初衷，成为梁启超推动激进变法维新的工具。在详细考证了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之时与学生问答内容即由《湖南时务学堂初集》改订本、原刻本、手抄本之不同后，她认为梁启超在讲学之后总宣扬康有为之大同改制之说，无论在课程制度上的改革还是批改学生作业上，且逐渐转为民权与排满，梁、谭、唐等人的激进做法引起了湖南士绅的不满和警惕。彭国兴在《时务学堂述评》一文中对时务学堂成立的经过，梁启超对时务学堂的贡献，围绕时务学堂发生的新旧两派斗争，以及时务学堂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对后世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该文是20世纪80年代比较完整地概述时务学堂源流、兴衰演变经过的文章。李明华以时间为主线进行纵向分析，从时务学堂创办的时代历史背景、办学动因与详细创办过程,以及时务学堂的历史结局与后续的转变发展等方面展现了时务学堂的创办经过。 蔡开松分析了时务学堂的创办时的历史资料，纠正了长期以来学界所认为时务学堂是湖南巡抚陈宝箴在湖南维新人士推动下所创办的认识，认为时务学堂是在清政府鼓励各省创设新式学堂的形势下兴办起来的，并且是湖南官绅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湖南维新运动和时务学堂中发挥重要影响的梁启超曾经认为，是谭嗣同创办或发起创办了时务学堂，迟云飞则通过对史料的详细考证，指出时务学堂筹办时期谭嗣同并不在湖南，而是在南京做候补官。谭嗣同对时务学堂的影响，一是帮助购买教学仪器，二是帮助聘请梁启超、李维格两人为中、西文总教习。他认为最先提出创办时务学堂的是蒋德钧，熊希龄是筹办负责人。贾小叶也通过深入梳理时务学堂相关史料，考证得出最早提出聘请梁启超为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者不是之前学界所普遍认为的黄遵宪，而是当时守制在乡的湖南湘乡人蒋德钧，在时务学堂创办之初，蒋德钧比黄遵宪所起到的作用更大一些。皮后锋分别梳理了熊希龄、梁启超、谭嗣同三人在时务学堂的筹建与开办过程中的活动，认为时务学堂的主持人不是谭嗣同，而是梁启超、熊希龄。李玉通过分析《湘报》上所刊登时务学堂学生分数榜、月课榜和去留榜，统计得出时务学堂正式录取中文内课生81人，中文外课生24人，其他各类学生(包括备取内课生、留习中文者、调送北洋学堂 者)共计21人。其中，兼习西文者(西文留课生)67人。

     蒋翊武和石陶钧二人是否为时务学堂正式学生，学术界一直存有疑问。周秋光通过查阅时务学堂全部学生名册、梳理有关当事人的记载以及核对杨载雄所撰《陆军上将蒋公翊武事略》有关此事之注脚后认定，蒋翊武并非时务学堂学生。在邓江祁看来，石陶钧所撰自传《六十年的我》中提及自己曾与蔡锷一同被推荐进入时务学堂，拜入梁启超门下，成为时务学堂学生一说颇多疑点，他通过史料考证得出结论，石陶钧所撰自传中关于自己进入时务学堂的时间有误，石氏在时务学堂学习是经叶德辉所推荐进入时务学堂学习，而非正式考录学生，没有取得正式学籍，类似于跟班寄读性质。

（三）时务学堂与湖南维新运动。湖南是当时维新变法运动的重镇，时务学堂与维新运动的关系因而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研究者认为时务学堂的创办是维新变法运动尤其是湖南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举措，同时它的创办又极大地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在湖南的发展。因此，举凡有关维新运动、戊戌变法的论著，都会涉及时务学堂。邓潭洲指出，维新派和湖南早期赞同维新变法的官绅认为维新变化的关键是文化教育，其中最为重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创办时务学堂，时务学堂的创办开拓了当时社会风气，培养了湖南维新变法人才，革除了社会某些不合理的封建习俗，为实现社会改良创造了有利条件。尤其是“时务学堂的学生，受到这些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熏陶，已开始对野蛮、黑暗的封建制度表示怀疑，进而要求作一定程度的改革，这在当时是重大的思想解放。”周秋光强调，湖南的维新运动打破了甲午之前湖南因循守旧，保守排外的社会观念，以变革的新思想和新形式开始了湖南近代化建设的起步，而时务学堂的创办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通过严格的训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有用之才，是“维新思想的温床和摇篮”。蔡乐苏等人的《戊戌变法史述论稿》认为，湖南时务学堂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湖南维新变法运动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一是创开风气，促进了湖南各地新式学堂的创办和学风的转变；二是开通湖南社会风气，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开展；三是培养了一大批初步了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学说，拥护维新变法，热爱国家的青年学子。许顺富指出，时务学堂、南学会和《湘学报》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宣传提供了重要的场所，“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变法求强，推进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意识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全省的变法形势出现了一派生机蓬勃的兴旺景象，使当时的湖南成了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段颖惠从社会大众启蒙教育的角度分析了时务学堂对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和革命人物的培养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认为在时务学堂的近代启蒙教育影响之下，时务学堂的学生积极参与了其后中国社会的历次变革运动，并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领先人物。田毅鹏分析了维新派所提出的“腹地自立”维新方略，指出在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下，维新派曾提出模仿日本明治维新，以湖南为中心，设计实行过“腹地自立”，建立变法维新基地的方略，其中首为重要的就是“开民智”遍设学堂，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中西总教习之后，也正是按这一方略扩大招生规模，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广植人才。

时务学堂是湖南维新运动的主要阵地，随着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激进宣扬西学和康学之后，围绕时务学堂而进行的思想政治斗争愈演愈烈，最终导致维新运动之初湖南官绅一致共同维新的局面最终走向激烈对抗，时务学堂也随之夭折。学界对此也有颇多的研究成果。早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学者黄彰健就曾经对维新时期湖南新旧斗争作过深入考证与研究，他将湖南新旧斗争描述为“新旧党争”，所谓“党争”，也就寓意着新旧冲突并不仅仅是思想之冲突，更有政治理念和行为之冲突。他根据历史资料考证将“党争”溯源到谭嗣同、唐才常创办浏阳算学馆之时，即有湖南士人围绕变法革新所产生新旧斗争之苗头，其后，根据谭、唐二人在丁酉、戊戌年的活动，梳理了“新党”与“旧党”以时务学堂、南学会、湘学报及保卫局为阵地的政治斗争，“新党”宣传其民族、民权思想，推动湖南维新变法改革，由于“旧党”猖獗，各项新政迭次被废除，“新党”在湖南政治斗争中全面失败，但冲击了旧有的封建观念，埋下了革命的火种。这种“新旧党争”概念的引入，为深入了解湖南维新运动的复杂矛盾情势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有过于简约化之嫌。汤志均认为时务学堂的创办是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里程碑，尤其是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之后，时务学堂随即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大本营，也正是因为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激进宣扬西学和康学，引发了湖南新旧的激烈斗争。马勇认为时务学堂本是甲午之后湖南官绅受湘军挫败而积极寻求强国之道的维新变法的重要举措，是专为湖南维新运动培养西学人才的重要新式学堂，而梁启超来湘担任中文总教习之后，却改变了时务学堂的办学方针，把时务学堂变成了宣传其个人政治主张特别是“康学”的阵地，从而激起了当时湖南正统官绅的强烈反对，引发了所谓新旧思想的激烈冲突，最终导致原本可以培养更多西学人才、发挥更多作用的时务学堂不得不早早结束其使命，从当时时代背景来看，实是欲速则不达，是近代中国启蒙者的悲剧。马勇进而分析了梁启超来湘之后时务学堂所发生的一系列思想冲突及人事调整，指出围绕时务学堂所发生的新旧冲突实质上是异端与正统之间的激烈对抗，最终也导致湖南维新力量的分道扬镳，湖南官绅的转向保守。

近年来，关于湖南维新运动中围绕时务学堂所发生的激烈新旧冲突，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阐释，给我们重新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江中孝在台湾学者黄建彰有关湖南维新运动“新旧党争”基础上更提出了湖南维新派有了初步的西方政党观念，并把“新党”划分为温和的“新党”和激进的“新党”，指出维新运动实际上是在党争的矛盾冲突与纠缠内耗之中走到了终点。何文辉在其两篇论文中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湖南时务学堂和维新运动中的新旧冲突，指出围绕时务学堂所发生的新旧之争，表面上好像是有关时务学堂中西学术思想之争，变法维新与顽固保守之争，实质上直接原因应该是湖南省政要员的更换和梁启超宣扬康学所带来的文化教育权力重新分配的所产生的矛盾，更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时务学堂影响的扩大所带来对传统文化教育体制的冲击，以及伴随而来文化权利和社会政治权力的急剧倾斜，在此过程之中，被侵犯的和即将被淘汰的旧精英联合起来为捍卫自己的利益和权益所进行的意识形态的反击。罗志田则通过深入发掘戊戌前后维新史料，从探讨维新前后湖南“新党”与“旧党”的词汇语境以及详细考证湖南旧派代表人物的言行，特别是将其放在前后较长时间观念与行为的脉络及与新派人物的互动中去分析湖南维新运动之中的新旧之争，指出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主流趋向是求新，对于湖南士人而言，要维持甲午之后已处下降趋势的湖南在全国的地位和形象，实难完全选择“守旧”的认同。因之，湖南士人才会在维新运动和时务学堂的创办上采取同维新派合作的态度，无非是想通过变法维新继续保持湖南在全国的“开风气之先”的地位。而其后所谓“新旧”之争，旧派并非完全意义的顽固守旧，其原因是围绕着时务学堂等新政措施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资源重新分配，更为重要的是在西力东渐，且民族危机严重的大背景下，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所宣扬康学的“民权”、“自由”、“平等”等观念以及旧派对康学的误读触及到了旧派维护文化正统性的底线。贾小叶分析了“康党”这一词汇的指认对象和判分标准在戊戌时期的所经历的复杂流变，梁启超在时务学堂宣扬康学也是康学影响扩大，“康党”指认范围形成的重要原因，因之也导致湖南旧派士人对维新运动产生质疑进而转变态度。

（四） 时务学堂与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变迁。时务学堂不仅是湖南维新运动中维新派宣传维新变法主张的重要阵地，还是中国近代教育制度转型的重要典型代表，是戊戌维新期间全国屈指可数影响较大的几所学校之一。所以，梁启超曾说过：“国中学校之嚆矢，此其一也。”毛泽东也认为湖南最早的近代学校应该就是时务学堂。因此，时务学堂在中国和湖南教育制度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之中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李长生从时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所体现出来的新的教育制度和培养出来的具有新思想的学生等方面，把时务学堂定性为湖南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的开始。罗小琼认为，维新派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赋予课时务学堂办学的近代色彩，突破了传统儒学的时文制艺、讲经读史的格局，而且和洋学堂相比更有了“质”的差异，带动了传统书院的变革。赵雄辉、罗玉明指出，时务学堂的创办是湖南教育改革以及近代化开始的重要标志，它对各省创办新式学堂以及传统考试制度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推动了私塾教育内容的近代化。张传燧通过比较分析湖南时务学堂与湘水校经堂、浏阳算学馆和岳麓书院的相关特性，从总体上重点把握时务学堂的近代特性，揭示时务学堂的创办在湖南高等教育的近代转型中的积极影响。伍春辉认为从浏阳算学社到时务学堂，都不同程度的进行了近代化的教育改革，主动或被动的引进了西方教育思想、方法和模式，不是对传统教育制度的重复和修补，而是破旧开新，是传统教育向近代转型的重要一步。

从时务学堂教育改革方面来看，其教育宗旨、内容、模式和方法都与传统教育有了质的不同。丁平一指出时务学堂的教育思想既是对是指对湖湘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和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又因为引进了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观念和内容对传统教育思想一种反叛。从其教育宗旨来看，时务学堂创办之初，其宗旨即与传统书院“入仕”为目的不同，而是培养抵御外侮，救国强国的新式人才，从教学内容来看湖南时务学堂的教学内一容有两大特点，一是“以政学为主义”，一是强调“中西并重”，这都与传统教育有了本质不同。彭平一认为时务学堂是湖南教育近代化改革的试验品，在教学内容上表现出近代的因素，同时在教学模式上出现了专业教学和分班教学，因而可以视为是湖南教育由传统书院教育向近代学校教育发展的重要过渡形式。

有学者对时务学堂的专业学科教育进行了研究。在法学教育方面，周正云分析了时务学堂的专业课程安排，指出时务学堂的课程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种，其中专门学就设有公法学等西方法律课程，这是中国近代法学学科教育的起步，并最终演变为法政专门教育。在徐彪看来，以时务学堂为代表的新式学堂所设立的法学专门课程虽然促进了中国法学教育突破传统模式向近代化转变，但也整体呈现出因急功近利和幼稚使得近代法学因缺乏适当的学术积淀不免“质低量微”。王燕认为历史教育是时务学堂教育的特色之一，在梁启超所制定的时务学堂普通课课程表之中，历史课程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包括中国历史，还有外国历史，这些课程是希望学生通过从历史的纵横对比之中寻求当时救亡图存之道，时务学堂的历史课程具有开阔学生的视野，启蒙中国社会的思想的重要积极意义。周建高分析了时务学堂世界史教育的教科书，认为这种属于形而上之学的历史特别是世界历史知识在晚清走入中国的学校课堂，是人们对西学认识深化的结果。除此之处，戴胜利还指出，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之后，提出时务学堂的教育目标应该是培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和新的特质的“新民”，时务学堂因而十分重视学生的修身教育，这为近代中国大学德育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五）时务学堂与近代中国社会。时务学堂存在的时间虽然较短，仅一年就因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而被改组为湖南求实书院，但时务学堂所改变的社会思想文化观念和所培养的新式人才却产生了深远影响。早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学者张朋园在《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一书中就指出，以时务学堂为代表的教育改革是湖南现代化的开始，这种教育制度的现代化影响着经济、政治、社会现代化，一同构成了近代湖南社会变迁的主线，推动了湖南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易燕明、黄守红从湖南维新运动对现代性的追求角度分析了维新思潮的长期性影响，认为对于维新派而言，维新变法的实质是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而时务学堂就是湖南维新派在宣传现代性思想的同时，在实践中引入现代性事物的成果，并为湖南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之路植立根基。李玉提出了中国城市近代化的“精神助力”一说，并以此分析了长沙在近代化中的际遇和发展，指出时务学堂所开启的近代化思想观念的传播实质上为长沙的城市近代化提供了“精神助力”。许顺富认为长沙城市的近代化实际启动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由于时务学堂等一批新式学堂的创办，带动了长沙都市文化民权、平等观念的兴起，逐步突破传统文化的藩篱，呈现出多样化的时代特性，体现了时代进步的特色。周辉湘认为时务学堂对传统教育制度的变革影响到了整个湖南知识界的变革，特别是湖南社会越来越被拖进近代化的浪潮之中，时务学堂人才培养模式改变了湖南士人治学的价值取向，影响了政权基层组织队伍和来源的质的变化，在长时期中推动了湖湘文化的近代化进程以至湖南社会的进步。汤仁泽认为时务学堂虽然最终被迫改为求实书院，但其所起到的启蒙作用以及培养的具有新思想的青年学子，却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认识到了改良的破产，最终从康梁的改良走向了激进的革命。

时务学堂给湖南社会带来影响还有新式知识分子人才群体的形成。吴廷嘉认为近代知识分子队伍在戊戌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以时务学堂为标志的教育改革和近代化提倡西政教育，宣传启蒙思潮，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资产阶级近代政治意识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章小琼提出时务学堂等维新新政虽然没有完成其改良的历史使命，但是时务学堂推进了中华民族的意识觉醒，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特别是熏陶、培铸了20世纪初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和湖南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第一代、第二代以至第三代知识分子群体都有着重大积极的影响。周秋光指出甲午之后，以时务学堂为标志的湖湘文化的近代化促成了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兴盛，其所继承和发扬的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以及所开创的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促进了其后每次中国社会变革湖南人才的成长崛起。李惠康、田华认为时务学堂为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指导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具体体现在时务学堂培养了近代湖南社会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以及其后中国社会变革中英雄人物，树立了湖南人变革创新的榜样；其启蒙教育促进了湖南教育开放学风的形成；宣扬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激发了近代湖南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爱国激情。彭平一、邱添韵认为围绕时务学堂所产生的新旧斗争是由于湖南上层绅士群体出现了分化，部分绅士没有完成向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转变，其后随着时务学堂影响的扩大，长沙才逐步形成具有鲜明湖湘文化特色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对长沙地区，甚至于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形成了重大的影响。

    （六）时务学堂与相关人物研究。对时务学堂相关人物研究，首先集中在对时务学堂主要创办者陈宝箴的研究上。黄细嘉认为陈宝箴亲自拟定了时务学堂的招考示，筹措了时务学堂的开办经费，亲自聘任梁启超等人为时务学堂的总教习或分教习，亲自参与时务学堂的课程设置和安排等工作，是时务学堂最主要的创办者。谢冰、刘梦溪、钟伟等认为陈宝箴在甲午之后，作为湖南最高行政官员，积极推行新政，同维新派及湖南官绅一起创办了时务学堂。黄挺通过分析在时务学堂问题上陈宝箴对湖南新旧势力的态度，以及与梁启超在时务学堂办学目标和做法上的差异指出，陈宝箴在时务学堂办学上秉持的是相当开明的态度，但又不赞成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极端宣传康学的行为。贾小叶则从一个较长时间段来观察陈宝箴对时务学堂的态度，认为一直以来陈宝箴对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之后的激进教学不满，所以借“湘省公呈”之机更换了时务学堂提调熊希龄，解聘三名中文分教习，这一举动并不是学界长期以来所认为的是迫于湖南旧派势力的压力，而是陈宝箴阻止激进的必然举措。

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对时务学堂乃至湖南维新运动影响深远，许多学者对梁启超与时务学堂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朱荫贵、蔡开松分析了梁启超离开上海来湘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原因，指出梁启超来湘并非其回忆所说是张之洞对梁启超所发文章横加干涉，以及与《时务报》主要负责人汪康年的矛盾，而是因为可以利用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身份将教学权控制在自己与朋友手中，宣传维新变法思想。蔡开松还指出，梁启超到湖南主持时务学堂教学同时可以利用陈宝箴达成维新派“腹地自立”的方略。马勇认为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固然为湖南和全国培养了一批具有西方新思想观念的知识人才，但梁启超也改变了时务学堂办学的初衷，将时务学堂当成了自己宣传激进政治主张的阵地，激起了湖南官绅的强烈反对，引发了所谓新旧思想的冲突，导致湖南维新运动的倒退。

在湖南维新运动与时务学堂创办过程之中，熊希龄、黄遵宪、谭嗣同等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刘云波梳理了熊希龄在甲午前后的活动，指出他在受到陈宝箴父子邀请回到湖南积极参加湖南前期新政，在新政后期率先赞同蒋德钧所提出在宝善成制作公司内设工艺学堂的建议，后来自请独办时务学堂，担任总提调，带头捐助筹办经费，采办学堂所需图书仪器，购买校舍地皮，取得陈宝箴同意之后，聘请梁启超为学堂中文总教习，由此可见，熊希龄创办和主持时务学堂是对湖南新政的最大贡献。周秋光、袁江涛、刘建强观点与刘云波基本相同，充分肯定了熊希龄在湖南新政尤其是在创办和主持时务学堂中的重要作用。 葛玉岗认为黄遵宪到湖南就任长宝盐法道之后所做第一件大事就是与谭嗣同奏请开办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提议也是由黄遵宪最早提出，所以是时务学堂的主要创办者。王夏刚则通过谭嗣同戊戌年拟赴日本的相关史料的梳理，分析了谭嗣同在湖南维新运动的地位和角色，以及他与陈宝箴等人在时务学堂问题上的分歧，正是由于谭嗣同、熊希龄等维新派在湖南维新运动中越来越激烈的政治态度，引起了陈宝箴与湖南官绅的普遍不满，最终导致双方在调阅时务学堂课卷问题上矛盾的总爆发，使得轰轰烈烈的湖南维新运动在各种复杂矛盾之中未能达到预期目标。郑焱认为在湖南维新运动早期，尤其是时务学堂创办过程之中，王先谦发挥了重要作用，先是由王先谦充当领衔，联络湖南绅士熊希龄、张祖同等六人，建议在湖南建立时务学堂，由官绅捐集资金,购买书籍和仪器，以便讲求时务，培养学通中外的新式人才。王先谦也赞同黄遵宪所提议由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刚到湖南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之时，王先谦又表示诚挚欢迎，积极协助。许顺富指出参与筹办时务学堂的王先谦在维新运动中前后表现不一致的根本原因，是梁启超等维新派在时务学堂所宣扬的“民主”、“ 民权”、“ 平等”等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和对封建三纲五常的激进批判背离了他们变艺而不变政的洋务改革思路。叶德辉也是湖南维新运动新旧冲突之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过去研究之中，叶德辉经常被视为保守顽固的旗帜性人物，这种观点失之偏颇。近年来罗志田、贾小叶等学者的研究越来越多的表明叶德辉在戊戌时期其思想观念和行为并不能简单地用保守加以界定，前文已有所提及。从长时段的研究视野来看，叶德辉对维新变法的态度经历了复杂矛盾的转变。张晶萍在其有关叶德辉的生平思想研究的专著中通过对叶德辉文字的详细梳理，发现在时代变化的大背景下，叶德辉虽然没有在新政的任何机关任职，也没有直接参与维新的实际事务，但与当时维新早期一些主张和支持维新变法的官绅关系密切，来往频繁，关注着湖南维新运动，同情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同时又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但梁启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之后，湖南维新运动的重点由兴办实事转移到宣传以康学为基础的变法理论之时，叶德辉就感觉到变法未得其善而已生其弊，尤其是梁氏所宣扬的民权、平等的“邪说”危及到“名教根基”时，遂借时务学堂学生札记批答外泄掀起了攻击康、梁和时务学堂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