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长街前传：仿北京西长安街而建

2012年2月28日，长沙，刚发掘出来的宋代古城墙。城墙附近就是西长街。图/记者李林冬

    真的要和西长街说再见了。

    11月10日，西长街水产畜禽市场将关停，西长街将以另一种身份介入长沙人的生活。正如历史上，这个坐落在老长沙重要位置的街道，以不同的身份参与了历史，也见证着历史的波诡云谲。

    历史终究是由微观元素构成的。一条街道所能承载的，既可以是生长于斯的市民记忆，也可以是见微知著的恢弘历史。从西长街里看中国历史，有明藩王就藩湖南却对紫禁城充满向往的野心，更有近现代历史交替之际，形形色色的人物活动于此缔造的历史瞬间。

    撰文/本报记者储文静

    很气派：西长街相当于北京西华门外西长安街

    西长街的前世故事，要从明朝说起。长沙作为一个区域文化大都会的地位，是从明朝开始得到正式确立的，这要从明朝分藩说起。

    明太祖朱元璋立朝后，曾封诸子为王到全国各地建立屏藩。分封的藩王没有封地，有爵位但是不能管理当地的政治民生事务，享受待遇而不用管事。一句话，就是养起来，免得威胁皇权。长沙城来过哪些藩王呢？明洪武三年（1370年）封第八子朱梓为潭王，在长沙城正中首建藩王府——潭王府，该王府系由湖南元帅府旧址改建，占地方阔，城垣高耸，外有城门，内有王殿官署，王府拥有3000士兵负责保卫，墙厚门重，戒备森严，气势壮阔。此后随着藩王府的不断更主，王府建设的规模越来越大，成为长沙城建史上的一大奇观。明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徙封其弟朱橞于长沙，称谷王，建谷王府。明洪熙元年（1425）仁宗封子瞻善为襄王，建襄王府。明天顺元年（1457）英宗封第七子朱见浚为吉王。吉王府在潭王府故址上改建，这就是后来的皇殿坪。当时吉王才两岁，到明成化十四年（1478）才正式就藩长沙。吉府就藩之初又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当时主修吉王府,负责“督工役”的是江西吉安人萧祯，他对建筑要求十分严格考究，王府“用瑙璃及白石雕栏”，建筑工程宏丽，以致“工役浩繁，财费巨万，民命不堪”。

    长沙古城发展至宋元，城墙的占地大小和形状格局已确定，之后也并没有再扩大地盘。所以，明代的长沙古城位置与宋元古城是大体一致的。但是，此时长沙古城的城墙结构、城门设置、城内官署布置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新建成的吉王府占地约相当于半个长沙城,《湘城访古录》记载：“考时藩邸制五殿三宫，设山川社稷庙于城内，城垣周以四门，堂库等室存焉。总宫殿室屋八百间有奇，故省会几为藩府占其十之七八。”

    藩王身在藩屏，心系紫禁城。王府与北京故宫紫禁城相似，坐北朝南。以南门为正门，称为端礼门，大概是进王城要正衣冠重礼仪之意，其位置在今司门口处。城墙当在今臬后街至解放路一线，西起三兴街口东至鱼塘街口。南门外还有一护城的御河，河上有3座青石砌的桥。

    北曰广智门，其位置在今黄兴路与中山路相交处的南侧。北城墙在吉祥巷至府后街一带，西起藩城口，东至文运街口。

    东曰体仁门，其位置在今尚德街与东牌楼相交处。东城墙在今文运街经犁头街至尚德街一带，北起府后街口，南到解放路。为今蔡锷中路的位置。

    西门曰遵义门，位于现药王街与三泰街相交处。西城墙在今藩城堤至三泰街、三兴街一带，北起吉祥巷,南接臬后街。

    王府东南西北四门外各有一牌楼。南门外西侧在今苏家巷口有一跨街的朱漆大牌楼，这一段街道至民国时仍称红牌楼。北门外的大木牌楼梁柱皆以巨大楠木为之，高10余米，牌楼横书“护国佑民”四个大字，字径达2米。东牌楼，位置约在今白马巷和东牌楼近蔡锷路口，据说牌楼上题额为“仅此一人”四字。西牌楼大约在今药王街和西牌楼与太平街相交处，牌楼上题有“万寿无疆”四字，民国初年此地尚存残高3米多、方60余厘米的石柱两对。

    和北京紫禁城的东华门外一样，长沙吉王府东牌楼外有一条南北方向的长街，与北京的东长安街相似，叫东长街。东长街南起东牌楼与藩后街交会口，北止水风井，已于1933年扩建为蔡锷路的一段。西牌楼外有西长街，南起五一西路，北至中山西路，包括现太平街，相当于北京故宫西华门外的西长安街。

    西长街，便由此诞生了。西长街中部有王府的观音寺，位置约在今西长街接五一路口，寺中有雕刻精致的石坊，寺内观音铜像高约7米，另有十八罗汉铁像，寺中有井名“甘露井”。观音寺至抗日战争时炸毁，佛像移开福寺内。

    王府内有王殿、承运殿和书院、祠庙、仓库，外有王府的长史司、仪卫司、审理所、纪善所等大大小小十数个官署，其宫阙台阁、亭榭池塘布满了长沙府城东北和北部的大片地方，故清《长沙县志》称：“明吉藩堆石成山，名紫金山，嵌空磊奇，不得擅侵。

    明代长沙王城随着明朝的灭亡而走向衰落,清顺治年间，洪承畴经略湖广，驻兵长沙，下令撤毁明吉藩故宫墙。百姓闻讯，纷纷争而取墙砖，于是王城宫墙夷为平地,荡然无存。

    风气新：西长街里制铜元、开教会、办学堂

    吉王府已逝，而西长街连同它的地名却一直保留了下来。告别了王府的森严权贵，西长街慢慢浸染了长沙民间的烟火气。

    西长街位于湘江驿码头大西门附近，是长沙商业繁华之地，也是河东往河西去所经之路。1917年，黄兴、蔡锷归葬岳麓山，就是经西长街出大西门，登船到的岳麓山。黄兴也曾住在西长街附近从事过革命活动。

    湖南的近现代化，也有西长街的功劳。中国机制铜元诞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开铸后一直到1950年才停止铸造发行。在这半个世纪中，它是中国货币史上重要的一笔。湖南也是最早建立铜元局的省份之一。在没有自己的造币厂之前，湖南所行用的部分铜元是由湖北省造币厂所代铸发行的。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湖南巡抚俞廉三奏户部建湖南铜元局。当年5月，在长沙西长街购得几间房建立了铜元局。当时的铜元局设备来自英国伯明翰造币厂，铸造当制钱十文的铜元(俗称“小毫子”)，还先后铸造发行五种书写面值和多种版式版别的光绪元宝当十铜元。1902年至1903年，湖南铜元局先后铸造发行的铜元有二种类版别面值铜元，背面版式一种（飞龙图），铸造发行时间有一年之久。据当时考察统计，除一部分为湖北造币厂代铸外，湖南“光绪元宝”二种记值飞龙图版式铸造发行数量在130万枚以上。到1905年，湖南铜元局又在长沙南门外灵官渡买地扩建了新厂房设立新造币厂。前者称旧厂，后扩建称为新厂（新局）。1906年，湖南湖北二厂合并为一局。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有的资料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待考证）二月初，西长街一户佃民出租房屋外贴出了一张招考启事：招录15~20岁有志于医学者，引起了街头巷尾的热议。

    进入20世纪，随着近代西方医学的输入和传播，传统中医学受到了巨大冲击。如何捍卫中医药地位，探索新形势人才培训的方法与途径，成为有识之士思考的一大命题。当年正月，湖南巡抚俞廉三向清廷奏请开办湖南大学堂时，附片奏请开办医学实业学堂。他在奏折中写到：“维医术一门，为人生性命所关，中国医学最精，以向来未专立学科，渐致失传……应附设医学实业学堂，由高等小学毕业生愿习实业者补入……拟予省城设医学堂一所，暂行招考20名，延请教习，照章布设各项讲堂、体操场，先行开办。”

    湖南医学堂第一年录取了20名学生，先以两年补习中学课程，后再入本科。开办后不久，清光绪三十年（1904），遵照办学章程改学制3年。学堂改称官立湖南医学实业学堂，并以朱廷利为监督，增招新生。

    学堂授课内容以中医学为主，内科为先。课程包括《内经》《外经》《难经》《仲景伤寒论》《李濒湖脉学》以及《医宗金鉴》，另设体操、修身、伦理各科，依照定章授课；半年之后，开堂施诊，遇就堂求诊者，先由学生临证拟方，再由教习核正，以检验学生心得。清宣统元年（1909）第一班学生毕业后，学堂因经费不足，请求改名中等医学实业学堂，学部以国内外没有中等医学堂为由，未予批准而停办。

    清末民初，西长街上也聚集了不少外国人。英国人还在此办有循道会和循道中学。循道会为英国基督教卫斯理宗的支派之一。1902年英国牧师古永福租福庆街房屋建堂传教，1906年购西长街黄五林房屋成立循道会长沙联区，设总堂。循道会教堂，三层红砖结构,一层为会堂，外侧墙嵌有多块石碑。石碑文字有“为主发光(1851—1931)”“披荆斩棘”“预备主道修其路”等。1935年由英国传教士设计修建，占地面积2198.3平方米，包括教堂礼拜楼1栋，牧师楼、偏房等附属建筑8栋。

    1913年，政府在长沙设立邮务管理局，负责湖南邮政区邮政事宜，选址也在西长街。

    西长街是热闹的。除了制铜元、开教会、办学堂，各种官方事务之外，终日还咿咿呀呀响着湘剧的旖旎。湘剧组织起自清光绪间，或唱影子戏，或唱庙台子戏，或唱堂会，光绪末期，长沙开始创办湘剧戏院。织机巷同春园、高井街湘春园、育婴街之同庆园皆为当年湘剧名戏院。之后,文艺界权威人士陈友才、郭茂生、黄玉贵、徐茂林、罗玉廷、梁荣盛、陈锦山、黄元才等八人组织湘剧坤角名福禄班于箭道巷培训，剧院叫寿春园，此即长沙有坤角的开端。1922前后，黄元和、黄玉贵、陈友才等人，从福禄坤班分出部分角色另组福寿坤班，在西长街创设景星园。初创时非常红火，1928年，其他各园生意冷淡，唯景星园“券价大洋三角未尝减少，不亚减价各园”。1929年后，戏班演员出进频繁，营业时起时跌。1932年，黄元和新组名角上演，更名“环球戏院”，成为湘剧三大名园之一（1938年，毁于“文夕大火”）。

    时尚地：湖南首家官派西服店开在西长街

    清末民初时期，大宗货物主要靠水运，1902年9月，《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签订后，长沙于1904年7月开埠。此后，日、英、美、德等国商人相继来长沙经商，在沿江一带开设了17家洋行，长沙成为外来工业品转口市场，取代了湘潭的全省商业中心地位。

    西长街因临近湘江，所以商铺林立，热闹非凡。街上开设有长丰米厂、玉和米厂、协和花纱盐号、复顺昌织布厂、永寿堂药店以及景星园剧院等。湖南的第一家正宗西服店，也诞生在这里。

    随着商人、外侨、传教士的到来，各种西式服装在街市上露面，各式中山装、学生装、西装和改良旗袍也日趋流行。1912年10月，西服开始成为国家规定制服之一，当年，长沙市内已开始有西服生产，但终因不了解制作要领，仿制品大多不伦不类。

    1913年，为满足官府对西服的要求，湖南督军汤芗铭邀请上海“同森”西服店宁波裁缝陈阿昌来长沙制装。陈阿昌身挟包袱，出入衙门、天主堂、医院等地，缝制西服，人称“包袱老板”。虽然陈阿昌定做西服工价较高，但长沙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生意较好。1914年，陈阿昌在西长街租赁房屋，开办“同森祥”洋服店，后迁至文运街。

    陈阿昌在西长街开店之初，只陈设少量面料样品，供顾客选料定货。后从汉口“祥康”西服店和长沙“大公平”呢绒店购料制作，因成本增加制衣价格也就水涨船高。跟如今的高级私人定制差不多，西长街的这家西服店算得上当时的奢侈品卖场。有人算过一笔账，在这里定制一套红白边哔叽西服需要银洋36圆，当时天字号大米每担(150市斤)才银洋4圆，这样每套西服折米9—10担之多，但仍然不乏时尚人士前来捧场。

    “同森祥”常年雇工10人，业务兴旺时达30余人，虽待遇一般，生活条件较差，但工人乐意去该店工作，为的是一旦出店后身价倍增。在同行中，“同森祥”有“染缸”之称。时有民谚云：“同森祥、老招牌，要做西服咯（这）里来。”其后，“隍昌”“何顺记”“徐鸿泰”“洽昌”等西服店先后开业，这些店号规模较大，技术亦精，都是江浙等地外省人所经营，时称“下江帮”。在“下江帮”店号帮工的湘籍工人，满师后照样画葫芦地开起“华义昌”“徐鸿泰”“德润身”“益身华”“楚楚”“楚兴”等湘人经营的西服店，时称“长沙帮”。这样，长沙就有了新兴的西服业。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湖南省、长沙市机关及中央接收大员曾经麇集长沙，西服业吃香一时。当时长沙约有大小西服店、时装店60多家。稍具规模的服装商店，相对集中在繁华的商业区、八角亭、司门口、中山路、东长路一带，因而东长路被人们誉为“服装路”。

    多少年后，当人们穿梭于长沙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在国金中心、万达、王府井百货里被各种国际潮流弄花眼时，是否又会想起，当年湖南的第一家正宗官派西服店，诞生于那条窄窄的小巷——西长街呢？

    参考资料：《长沙通史》

    撰文/本报记者储文静2019年11月2日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