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平静的长沙潘家坪

    进城的解放军住过我潘家坪的家

    70年前，五岁的我，在长沙外公家中，过了一个无人管束、几近放养的夏天。政权更迭的前夕，长沙这个“台风眼”中，外表十分平静，大人的焦虑和期盼，我浑然无知。我母亲正在哺育一岁的大妹妹，也顾不上管我。我每天都在长沙北门外的潘家坪游荡，有时连呷饭都要人喊，不大“落屋”。　　　文/崔述伟

    8月初的一天早上，我醒来后一个“炼滚”梭下床，走出堂屋前，忽然看见一个“粮子”（旧时称士兵）挑着一担热腾腾的饭菜，放在堂屋前坪中。他拿着勺子，正准备往地上的大盆盛菜时，扭头看见我，便笑眯眯地招呼道：“小鬼，想吃么？我给你打一碗。”说着，便去解皮带上拴的小布袋，从袋里拿出一个洋瓷碗来。我虽然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叫我，但我知道他是好意，而且觉得他讲的北方话很亲切，易懂，便笑着摇头，问道：“你住在我屋里吗？怎么有这么多菜？”他一边盛菜，一边回答：“我们是昨夜来的，在你家借住一晚。没吵醒你吧？”还用空勺子指了指堂屋两侧。我回头一看，两排整整齐齐的背包，放在墙根的台阶上，足有几十个。外公闻声从堂屋内出来，见我站在菜桶前，连忙说：“咯大个伢子了，还欠呷？也不怕丑！人家解放军同志要开饭了，莫尽哒问，耽误事。”“老板,没事的，孩子嘛，好新鲜，没误事。”又问道：“你吃过粉条炖白菜吗？挺香的，里面还有猪肉咧！”我明确回答说：“我不吃。”又补充一句：“谢谢！”不知不觉间，也学着讲起北方话了。

    一队解放军，从新河方向，向我家走来。他们的帽子上，是五角红星，还写着“八一”二字，个个都很威武，有的人路过时，还向我笑着，也叫着“小鬼”。多年后，我从书中看到这支南下的大军，入乡（湘）随俗，到了湖南，不叫“老乡”,而是叫“老板”，以示尊重。这支部队中，我与其伙夫最熟。

    那天，我直到晚饭前才听说，解放军入城啦。入城式还很热闹，可惜我家离小吴门太远。那一天，潘家坪的黎明静悄悄。

1946年秋，我与母亲。组图/崔述伟

    我这个潘家坪乡里伢子去银宫看电影

    长沙和平解放后，美国电影照样在放映。外公带我进城，在中山路的国货陈列馆旁边的“银宫”电影院看电影。影院的经理苏仲达先生是大舅的朋友，对我祖孙俩很客气，以茶点和汽水款待，并亲自带我们上楼，坐在最中间的雅座上。那时的雅座，类似包厢，但未完全隔开。

    我俯身看观众入场，其中竟有一位穿着大布短衫，扎着一盘头帕子的农夫。喇叭突然响了起来，声音很大，吓得那人不知所措，抬头四顾，寻找声音的来源。我推着外公，让他看“乡里人进哒城”。外公却制止了我的亢奋。那天放的电影是美军在太平洋“夺岛”的纪录片，给我留下的印象只有美军的长筒管状重机关枪，和火焰喷射器的威力，以及日军的残兵败将投降的狼狈状。

    那年，我学会了一首长沙方言民歌《乡里妹子进城来》，每次唱时，就想起“银宫”那农民观众。

    其实，我也是个乡里伢子。潘家坪房屋稀疏，植被繁茂，战时每当响起“空袭警报”时，大家就随便往附近树丛中躲躲。外公外婆，顶多在饭桌上盖上棉絮，就在院内避避。

    新中国成立后为兴建长沙市一粮食仓库，政府征购了潘家坪一带的土地。外公家的小院也在其列。我们从北门进城，我才成了城里伢子。

    福寿桥，当年是粤汉铁路从长沙北（货运）站通往新河地区的一段支线铁路的旱桥，桥上有铁路（轨），后拆除，桥北与潘家坪相连。也是当年从潘家坪、新河及开福寺进北门城门口的必由之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改为幸福桥。

    很多年，长沙市、县地界犬牙交错，不少县直机关、县“地方国营”企业都在市内，如长沙县印刷厂就在北正街。几十年后，长沙县治（县政府）才从福寿桥（幸福桥）一带迁至星沙镇。

1955年春，三舅刘式焜(着军装者)回湘探亲。前排中是我外公，我在前排右一。

    我的长辈中有五位是解放军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潘家坪我家小院门前，还挂上了“光荣军属”木牌。牌子很简朴，但“含金量”不菲。我外公的子（媳）女（婿）中，有五位解放军：三舅夫妇在(日后的)浙江省军区文工团；四舅从师范学院毕业，参军去了（日后的）“哈军工”；四姨从高级护校毕业，也参军进了部队，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二陆军医院（163医院前身）。当时医院驻在第一师范内，直到1953年后才搬往北郊黑石渡外洪山庙。

    而自1947年至1948年间，“去向不明”的父亲，也穿着解放军军装骑马回岳父家来了。那年，父亲26岁，已是卫生大队长，正营级干部。有一天早晨，我醒来后，从蚊帐中出来，忽然看见椅背上有一套军装，和一圈（带子弹）皮带上的小手枪，正想去摸时，听到父亲的声音：“莫乱动！”

    从长沙会战时逃难开始，多年失业在家的外公却在1949年底被当地推举为潘家坪小学校长，不仅因为是军属，还因他是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的高材生。我就是翌年在“潘小”发蒙的。我记得我的班主任老师叫石宣英，还有一位赵老师，都是善良的中年女子。但离开潘家坪“进城”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石老师，听说她上世纪70年代还在铁佛东街小学。

    上世纪80年代初，上述五位解放军，再加上建国前，我的二舅夫妇，两位由长沙到香港再到北京，成为新成立的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夫妇，外公家后人中，共有七位离休干部，外公对后辈还是满意的。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现在的好生活让我没齿难忘。而我这个普通长沙老倌对70年前长沙城北潘家坪生活的点滴回忆，亦如一股小小的暖流，让我充满幸福、感怀、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