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宁莎鸥 如今车水马龙、时尚光鲜的中山路一带的背街小巷中，掩藏一段古墙，古墙之内有一座小楼，这里便是旧时湖湘学子心中的圣地，湖南唯一的乡试考点——湖南贡院所在。不过长沙贡院在清朝雍正年间才设立，在此之前，湖湘学子赴考可要经历崇山峻岭的考验。 山长水远赴考路 让湖南学子中举如“破天荒” 大家都知道，古代的考试制度被称为科举，起于隋，成于唐，而兴于宋，最复杂时分为院试、乡试、会试、殿试等各种等级，考生们要一路“过关打怪”才能脱颖而出。当时的考生很大一部分是公办书院的学生，所以最初一级的院试大家可以在学校里考，尚算方便。但到了第二级的乡试，就得去“省里”的首府去考了。古时既没有长途汽车，也没有高铁，更没有飞机，山长水远，这就给考生出难题了。倘若得中乡试，晋级到会试、殿试，那就得去京城赶考，偏远地区的考生得跨越大半个中国，那时举子出门赶考都与父母双亲执手相看泪眼，弄得不好这一走就成永诀了。文人们也就此获得灵感，在《聊斋志异》《新白娘子传奇》中编出了不少故事，书生在赶考路上夜宿破庙遇到山精树怪，住客栈遭遇路匪水寇，不一而足。 唐朝时，凡是赴京参加进士考试的，都由地方选送，称为解送，当时湖南部分地区与湖北一起划分为荆南道，上京城得好几千公里。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好人都得走出去半条命，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就算到京城，能保持多少状态也是未知之数。所以，科举初兴之时，湖湘举子成绩不佳，路途遥远这一点得背一部分“锅”。隋唐时期，数不清的学子前赴后继赴京赶考，却连续四五十年被“剃光头”，无一得中进士，也不知是基于事实还是为了调侃，大家就把荆南道称为“天荒”，荆南道的考生解送被称为“天荒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宣宗时（公元850年）才得以缓解，据宋代《太平广记》记载，这一年，荆南道治下有个叫刘蜕的人终于考中进士，这便是俗语“破天荒”的由来。 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科举状元孙伏伽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止，在这1200多年间，中国大约产生六七百名状元，连武状元在内，也不超过千名。在文状元中，湖南仅15人，数量就很有限了。 湖南出的第一名状元名叫李郃，是如今宁远县湾井镇下灌村人，唐大和二年（828年），廷试中，做《观民风赋》和《求友诗》，条对鲜明，词旨温雅，能寓褒贬于清和之中，阐忠义于词气之表。考官交相荐进，文宗面试，擢进士第一。大和四年（830），升贺州刺史，举贤荐能，励精图治，敦促各地注重礼教，劝导农民发展生产，经过七年治理，贺州地方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因此深得同僚敬重和百姓爱戴，被尊称为“李贺州”，官至吏部侍郎。 李郃身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李郃文采风流，少年得志。大约28岁时，发明了“叶子戏”。《太平广记》引《咸定录》中记载：“唐李郃为贺州刺史，因撰骸子选，谓之叶子戏。”李郃创制的“叶子戏”，是麻将的雏形。他也被后人称为麻将的鼻祖。 如今不少地区都设立了地方卷，分地域录取，古代“高考”虽然是统一命题，但也是南北分榜，录取标准不一样。明朝洪武年间的丁丑科举放榜时，高中的51人皆为南方人，北方学子便饱受打击，闹了起来。这事后来闹大了，当时的皇帝朱元璋便只好公布了写有61名北方考生入榜的“北榜”。自此之后科举制便衍生出了南北榜。之后还衍生出南北榜不同的录取比例，南方占55%北方35%，而中部地区则占10%。 湖南首设贡院 第一次考试涌进万人 从元代开始，湖广省便开始举行合闱乡试，当时湖广省的面积大体包括如今的湖北、湖南两省，湖广贡院设在武昌，所以随着时代的变化，湖湘学子赴考的难度一点也没变。别看现在从长沙到武汉坐高铁不到两个小时，放在元代那可是近则500公里，远则1000多公里的路程，本省考生往往得提前十天半月甚至两三个月出发，裹粮而行，风餐露宿，能准时赶上考试已经是幸运儿了。更艰难的是，湖湘赶考学子还要经过洞庭湖的考验，八百里洞庭湖烟波浩渺，每次乡试又都选在盛夏时节，水势正旺，一遇到暴雨，湖中便不可通行，只得停船等老天爷赏脸，等个十天八天上路都是常事。偶有挂心考试冒险赶路者，大浪那么一打，小船便倾覆于波涛之内，连尸首都找不到了，学子们的赴闱之旅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光绪年间的《湖南通志》就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桂阳有位考生叫扶朝盛，去武昌赶考，离开之后她的母亲每日都担心得不得了，总是担心儿子在洞庭湖遭遇不测，成日以泪洗面。扶朝盛得知后心疼不已，从此再也不去考试了。 相比于湖南考生，湖北考生就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每次乡试，湖南考生中举人数不足湖北的四分之一，北喜南愁的局面是当时湖湘学子心中的痛。 直到清朝雍正年间，这一局面才得到改变，在长沙，湖南终于有了自己的贡院。其实早在康熙朝的时候，湖南各级官员就开始上书此事，贡院的地址原本定在抚署东辕门外的长街，明代长沙藩王的旧址，不过礼部却因为合闱是旧制不便轻易更改被驳了回来。 又等了8年，湖南才等来了本省第一场乡试，当时的考生是一人一间考室，称为考棚，又叫号舍，贡院准备了八千五百间号舍，那一科却涌进了近万名考生，差不多是以前每年赴武昌乡试人数的五倍，盛况前所未有，以致原来准备的号舍严重不足，只得于提调衙门之侧临时增加棚号。果然不用过洞庭湖冒险，湖南考生的热情得到了极大释放。 要容纳这么多考生，贡院可不能修小了。湖南贡院占地有多大呢，据不完全估计，湖南两院占地约500亩，它东抵水风井、南达中山东路街心花园，北至今营盘路，西到又一村这一大片地方，委实是一座宏伟的建筑。 按定制，各省贡院号舍均一面向外，依次建造。不过由于湖南贡院修建仓促，其实是不符合条件的，湖南贡院每号一间，中间用泥壁隔开，分为前后两号，南北各向士子进号后，相向而坐，可以通话，做饭的灶倚墙而建，为提供给学生茶汤，不时有人进出，这都为作弊埋下了隐患。 湖湘盛行经世致用 读书之外更长于做实事 在历史上，湖南籍的人才名声不彰，与赶考路途遥远艰险、教育起步晚有关外，也与湖南人经世致用传统有关。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表示，科举有自己的规则，古代湖南人在经世致用方面比较擅长，在考试方面就不一定那么有技巧。 远在“八股文”的时代，湖南举子就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湖南首个状元李郃就曾经上疏皇帝，辞让功名。因为湖北人刘黄在考试中表现也很出色，他在试卷中直陈当时宦官乱政之祸，考官叹服，但畏惧宦官的权势不敢录取。李郃知道后上疏皇帝说：“刘黄不第，我辈登科，能无厚颜。”请求朝廷将授予自己的功名改授刘黄。有状元不做，这也开了历史上的先河。 还有一位湘籍状元黎淳也干过一件大事。据《明朝天顺状元黎淳传》记载，他被宋英宗钦点状元后，又被许婚二公主。不过这位二公主风评不太好，贪婪好色，与奸臣曹吉祥的儿子有染。黎淳以家妻在堂为由庭前拒婚，皇帝虽然恼怒但又无可奈何。 这些湖南出品的状元官声都不错，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其所作所为既反映了湖南人特有的硬气，也折射出不止会读书也会做事的优良品格。 清末，湖南读书人的经世之风更盛。邵阳人魏源编撰了《海国图志》，在其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思想，成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安化人陶澍，在任内督办海运，剔除盐政积弊，兴修水利，并设义仓以救荒年，干了一大批实事。 这一思想也影响到了后来的曾国藩、谭嗣同、黄兴、宋教仁等等，湖湘知识分子不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之辈，他们外抗强敌、呼号救国，成为了近现代史上的中坚力量。 南北分闱后 湖南人才从声名不彰到全国前茅 学者王文琴对南北分闱进行研究，分闱以来，湖南乡试每科中举人数在60人左右，是南北分闱前的近3倍；清光绪八年（1882年）以前湖南各科乡试共录取正副榜举人4800余人，其总数超过之前任何一个朝代。湖南会试中试名额，分闱之前平均每科3人左右；雍正二年（1724年）湖南单独参加会试得中8人，自同治二年（1863年）后每科中试者在10人以上，至光绪年间一般每科为12人以上。从此，湖南人才进入了井喷时代。 戊戌维新运动中，湖南成立时务学堂，成立南学会等一大批学会组织，培养了林圭、蔡锷、杨树达等一批湘籍贤达。 20世纪初，湖南大力兴办新式学堂，并渐渐形成了一师、长郡、雅礼、周南、明德等一批名校。学子中诞生了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刘少奇、任弼时等革命先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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