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城头山：最早“单元房”价值几何

　　湖南省常德市澧县城头山遗址，是中国南方史前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址，也是迄今中国唯一发现时代最早、文物最丰富、保护最完整的古城遗址，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城市”。IC供图

位于常德市澧县的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是迄今中国发现时代最早、文物最丰富、保护最完整的古城遗址，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城市”，获得了“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多项殊荣。农历新年之后，省考古研究所与长沙博物馆联手推出的“发现湖南”系列讲座第二讲将以城头山为主角

探秘城头山：最早“单元房”价值几何

　　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宁莎鸥

　　近日，中国第二届考古学大会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金尊奖”评选结果出炉，常德澧县城头山遗址城墙剖面保护工程通过探索南方潮湿环境下土遗址保护的新思路获奖，让这座古城再添荣誉。

　　早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城头山遗址就成为了中国馆的入馆第一景，厚厚的玻璃地板下,6000年前的城头山遗迹被做成模型，用最从容的姿态展示远古人类文明的绚丽，给中外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究竟城头山遗址为何震惊世界，在听讲座之前我们不妨来预习一下。

　　一把小锄头挖出6000多年前的古城，震惊了世界

　　时间倒回到1979年7月，当时常德市澧县文化馆的两名考古专干在该县南岳村进行文物调查工作时，被村里一座高高的土岗吸引了注意：澧阳平原地势广阔而平坦，像这样面积的高岗并不多见，经验告诉他们，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也许有发现。

　　第二天，他们再次去了南岳村，仔细考察了那个高岗，发现上面散落着不少古陶片。考古专干心念一动，从村民家里借了把锄头，在高岗的西南角找了一个自然的土坡，然后开始慢慢地掏挖表土，没想到这小小一锄头，竟挖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大发现。

　　专干发现这里的土层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像人工翻动过的，一开始以为是古墓，后来上报给当时的省博物馆考古部（今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调研后发现，此地的特征与古墓不符，极有可能是一座古城！

　　由于种种原因，城头山遗址等到1991年才开始发掘，1991年至2011年，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澧县对城头山遗址进行了十多次考古发掘，先后出土有古城遗址、氏族墓葬、大型祭坛、灌溉设施完备的水稻田等大批珍贵文物。

　　距今7000年前就有人类在这个岗地上居住和从事生产等活动。人们即筑恒为城，作为防御，现存墙体宽25至37米，城高2至4米。城址保存较好，平面呈圆形，由护城河、夯土城墙和东、西、南、北四门组成，古城面积近8万平方米，加上护城河面积达到了15万平方米。

　　根据《神秘的高岗——城头山遗址解读》一书所述，城头山西南城墙，发现有四次大规模筑城的过程，形成相应的四期城墙，从下到上累次加高，每期城墙都有内外坡的堆积层。其中第一期城墙年代最久，距今6000年左右，直接筑造在原生土面上，未见明显的夯筑痕迹。

　　日本考古学家高桥学和河角龙典估算，仅就建造城头山第三、第四期城墙的规模和用工量，以南门和东北城墙、护城河所留下的切面进行估算：若以南城探沟显示的尺寸，要建成完整的城墙和护城河系统，需要劳力约47万人次，按每天人均一立方米计算，如果每天投20个成人劳力，需要6至7年；以东北城墙和护城河估算，需要总劳力约20万人次，如果毎天投入200个成人劳力，则需要2至3年才能建成。城头山的城墙长1100多米、宽约13米、高10米以上，即使放到现在，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生产力低下，能完成这一庞大工程，绝对是一个奇迹。6000多年前的一座古城被规划得如此井井有条，这让现代人对城头山的先民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如果把城头山遗址放到世界同时期的古代文明中去考量，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城墙是以色列地区的“杰里科之墙”，建造于公元前7500年左右。相对于“杰里科之墙”，城头山的城墙晚了3000多年。但相对于城的功能来说，城头山城集农业、工业、祭坛、宫殿、集市于一体，是世界上功能最完善的古城之一。它的出现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城”——叙利亚的哈穆卡尔城要早300年左右，比另一古城——伊拉克境内的古苏美尔的埃利都城早200多年。

　　经过考古学家的反复论证，城头山遗址是中国乃至东亚大陆目前已发掘年代最早的古城遗址，代表着文明的曙光。湖南省文物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认为，“第一，城头山是其所在的澧阳平原和洞庭湖区年代最成系列的新石器遗址，从汤家岗文化到石家河文化，其文化的发展没有中断；其二，城头山聚落从一般村落到环壕聚落再到史前古城，聚落的发展稳步推进，这也在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诸遗址中具有典型的意义；其三，城头山古城的发生、发展与消亡是一面镜子，可以由此而对整个长江中游甚至中国史前古城的出现和发展、消亡作一般规律性的考察，并最终得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某些规律性的问题。”由此可见城头山是一座人类持续性使用的古城，从创始、发展到消亡，都可以看到清晰的路径。

　　城头山部分房屋结构酷似如今的“单元房”，有主室有侧室

　　城头山遗址临近洞庭湖，当时的住户修建了一条护城河，护城河既能解决生活用水又能解决防汛灌溉等问题。此外，遗址中的柱洞结构多为直壁平底，直径大小不等，都契合了平原的地势。以上都说明，城头山先民已经可以因地制宜、根据自然条件建造合适的房屋了。

　　经过航拍与考古发掘，专家大致勾画出当时城的总体结构——宽阔的护城河、高大的城墙，环围着这座雄踞一方的古城。城墙的东西南北各开有一道城门，南门外有一条通往城外的陆地通道。从城的结构就可以看出，城头山已经具备“都市”的典型特点。

　　更神奇的是，当时城头山先民修建的房子，其结构已经酷似如今的“单元房”了。近20年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单元房当然算不得什么稀罕物件，大多数都市人也都搬进了几室几厅的单元房。但往前追溯30年，单元房绝对是一种奢侈品，记者在上世纪90年代还住着古旧的筒子楼。而在5000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修建有原始的单元房，我们也不得不赞叹他们的技术之先进，理念之超前。

　　在城头山古城西方偏南的一片区域，考古工作者发现，有很多规整的圆形小坑规律地排列在同一个平面上，这个平面距离地表约1.2米。经过对地层的分析，专家们认定，该地层距今约有5300年的历史。

　　《神秘的高岗——城头山遗址解读》书中记载，考古工作者最先发现了一套坐北朝南的房子，门道朝东，中间有一条公共走道（或者说是走廊），走廊两边排列着两排面积大小不等的小间房屋，已经清理出来的有五六间房，北面三间稍大，为主室；西侧为长度不同的两间小方形小间，为侧室；东侧为向东突出的拐角房，每间房屋面积大不过七八平方米，小的仅五六平方米，但间间紧挨又相互隔开，与我们现在居住的单元房几乎一模一样。

　　还有一“套”房子看起来更复杂：整个建筑东西长10.5米、南北宽 7.9米，80平方米左右。有两个门，东边的门为正门，北边还有一个侧门。从东墙正门入内，有一个过道，过道两侧及尽头有数个洞口通向各个房间，最东边两侧均有通向房间的门洞，南侧房为一间主室，还带两个小室，就像现代酒店的套间；北侧又有一间主室；再往西，分南、 北、西三个门洞，南侧为两间偏房，北侧为两间主室，有门两通，西侧为一间主室。这是一座由五主室四侧室构成的多套间整体建筑单元，可能是一个庞大家庭的居室。

　　这栋房子，可以说是多室多厅，它不仅是一套单独的单元房，而且单元房里还有一主两辅的“套房”，简直像是一个迷宫。这对大家心目中原始社会落后、愚昧的印象，简直就是一种颠覆。

　　这栋房子看上去像是专门住人的卧室，旁边不远处的一栋房子，可能就是餐厅和厨房了。 这样，卧室和厨房功能明确、互不干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居住区域。

　　专家：“单元房”或为某个大家族安居乐业之所

　　在当今的现代都市中，高层单元住宅楼可以说是鳞次栉比，但买下一套的花费也同样不菲。不少年轻人需要多年的打拼，才能凑出一套房的首付。那么对于城头山先民来说，要住进一间单元房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呢？我们先从他们的生产生活讲起吧。

　　最早的人类通过打猎与采摘为生，居住方式是流动的，哪里有猎物和蔬果就向哪里迁徙。而当人类定居下来之后，生产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种植的粮食成为了他们的主食。在6000多年前的城头山，人类已经建成了如此规模的聚落，吃饭问题肯定是已经解决了的，专家估计当时的城头山先民已掌握了种植粮食作物的技术。事实上，在澧县境内已知的300多处史前遗迹中，已经多次发现了人工栽培稻的踪迹：在距离城头山遗址一公里处，人们发现了距今8000至9000年的人工栽培稻；此外，在距城头山30多公里的龙岗也发现了距今9000年的碳化稻。但要在国际学术界形成无可争议的共识，还需要提供一项必不可少、最具说服力的证据，那就是寻找到当时的人工水稻田。

　　在城头山遗址发掘初期，专家一直未发现水稻田的踪迹，这可让人有些着急了，水稻田在哪里呢？1996年，城头山发掘工作仍在持续进行着，专家在东城墙进行发掘时，却发现了之前未遇到的状况：在城墙下压着浅灰色的泥土，在土壤中，人们挖出了仍显白色的根须。考古工作者就近在现代农田里扯了一把水稻的根须，两相比较之下发现二者毫无区别，因此确认这是古稻田中水稻的根须。为了把水稻田揭示得更清楚，1997年冬发掘时，将东城墙发掘区向南而北扩展，发掘面积600余平方米。平行排列的三丘古稻田终于较清楚地露出了真容：靠东一丘被城头山建城时所挖的壕沟所破坏，中间的一丘压在城墙之下，最西的一丘则完整地显露出来。

　　种植水稻有什么好处呢？一大好处就是能把生产力从寻觅食物中解放出来，投入到其他手工业中。考古工作者就在城头山发掘出10座大型陶窑，显示当时城头山人的分工已经相当精细，已经出现专业从事烧制陶器的技术人员和行业，陶器的烧制技术也相当成熟。

　　在城头山还发现了可能是斟酒器的陶鬵、贮酒器陶瓮和温锅，从而判断，城头山的粮食生产除食用外还有富余，城头山人很可能已会酿酒。此外，城头山还出土了纺织麻布、玉器等文物。

　　人们从事不同的生产，获得不同的物资，物资的丰富又诞生了以物易物、互通有无的可能性。考古学家推测，当时的长江流域很可能就有两个比较大的码头，一个在中游，一个在下游。中游的陶器、美酒，换来下游的珍贵玉器和丝绸。城头山虽然不可能成为码头，但却能利用这两个码头，把武陵山的皮毛与自产的大米、陶器运送出去，然后又把澧阳平原所需要的外地物资换回来。这些物资从东门码头上岸，再送到南门交易市场。

　　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南门通道对于澧阳平原其他聚落的重要性，每逢集日，南门通道上一定人流如织，摩肩接踵；南门一带更是商贾云集，人头攒动，一派繁荣。南门附近出土文物的品种和数量之多，就是这种写照最好的见证。

　　在贸易过程中，当时的先民应该也厘定了各种物资的价格，一公斤大米能换多少陶器，一坛美酒能换多少玉器可能都有公约的标准。记者不禁对此产生了联想：那套单元房当时值多少“钱”呢？有没有可能某位“土豪”带着一堆大米或者一车陶器，说“这间豪华套间我买下来了”。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亚锋介绍：“当时的先民应该没有炒卖房地产的思维，那套单元房应该是在婚姻稳定的条件下，某个家族不断扩大的产物。因为家族人员增多，产生了保持私密性的需求，所以才建造了类似于当今单元房的结构。”（感谢长沙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力支持）

       “发现湖南”系列报道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