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先生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同时又是著名的文化学者。今年一月逝世，享年112岁，是我见过的最高寿的文化老人。他百岁之后，出版了不少文化随笔，我的书楼珍藏周老的书至少有十多本。2012年6月22日，我曾和于晓明先生一道去拜访过他，有日记如下：“忽然聊到了一百零七岁的文化老人周有光先生，晓明说下午可以去见。于是，我和晓明便到三联书店的一个门市部各买到了周有光先生的新著三本，即《静思录》《朝闻道集》《今日花开又一年》。” 午后于晓明领着我去拜访周有光先生。我和晓明各呈上周老的新著三种，请他老人家题字。周老除耳朵有些欠聪，其他一切正常。思维十分敏捷。他先为古农（于晓明笔名）的三本书题字，然后再为我的三本书题字。于说我是从长沙来，他说：长沙好，抗战的时候我去过。我赠周老“藏书票”一套，于说那是我的钢笔画。周老一张一张地看，边看边说好，了不起。周老的住房并不宽敞，很老式的那种，到处都堆满了书，他背后的墙上挂着他和太太张允和的合影。周老现在有一位40余岁的女士服侍着他，于晓明拟领我去看周老的另一间书房，被护理周老的女士阻止，她说：那间房子不能去，周老交待了的。她问我们还有什么事，说周老还要工作。本想再与周老聊聊，但因他的耳朵欠聪，故只好作罢。 其实，周老是想多聊聊的，一开始，他就找出来几张可以写字的纸，他说可以把想交流的话题写在纸上。但我们一时似乎也不知从何聊起。于是分别与周老合影，然后告辞。 从北京回来后，我一直想写一篇周老的文章，就以他那句“长沙好，抗战的时候我去过”为题。但苦于找不到相关的史料，故一直拖着。后来，见到一本金玉良所著的《老藤椅慢慢摇——周有光和他的时代》，其中有这么一段：“周有光一家由上海、苏州一路撤至芜湖、合肥，又到汉口。在汉口，周先生碰到上海‘救国会’时的一位朋友，他原在中国银行总行工作，现在是长沙中国银行经理。他介绍说长沙《力报》缺主编。这是一份进步报纸，办报经费由中国银行等单位支持。周先生安排家小去重庆，只身一人去长沙。在报馆，他白天去各地采访，组稿，晚间写社论。一个月后，他离开长沙辗转汉口、重庆、成都间……”我查阅了周有光先生那几年的行迹，他在长沙的时间应为1937年的年底。那时《力报》刚创刊不久，与范长江齐名有“全国八大名记者”之一的严怪愚任副刊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后又见任大猛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谈及，当时周有光先生在长沙编《力报》时，长沙中国银行的经理为他在紫荆街青年会找到了一间小房子。周发现其生活变得异常“光明”起来。起先在报社，周就发现，长沙一到晚上，家里和办公室的电灯“都像鬼火一样，微弱得很，只能让人勉强在黑暗中看到东西，报社晚上须另备火油灯照明才能写稿看文章。青年会却是例外，这里灯火明亮。美国人在屋顶装有一个风车发电，青年会电量充足；当时长沙无公共自来水，但青年会用电力抽取深层地下水，这里能流出干净的自来水。就是长沙青年会晚上明亮的电灯和干净的自来水，刺激了年轻的周有光，使他感到：中国必须向现代化前进”。 周有光先生为何只在《力报》呆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呢？“明亮的电灯和干净的自来水”也没有将他留住。想必刚创刊的《力报》困难重重，周有光先生虽然是金融方面的专家，但只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之，他的家小已去重庆，他到长沙如果能干一番事业，也就另当别论，而今他既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故也就只好前往陪都重庆另谋前程了。 |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长沙文库 | 长沙文史网 ~ 名城长沙网旗下分站
( 湘ICP备08005393号 ) 
GMT+8, 2024-12-22 14:08 , Processed in 0.105966 second(s), 26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