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一江湘水节会多

二、长沙火宫殿庙会

1、长沙火宫殿

如果说陶公庙会造就了一座小镇，那么长沙火宫殿庙会则是由于城市的需要而诞生。

古代，城市的建筑多为土木结构；长沙更是一座以木为建筑材料的古城。水生木，木生火；因此，为了祈祷城市的平安，修建了火神庙，祭祀火神。

一般城市都有火神庙。其他城市的“火神”是“火德真君”，是远古时期钻木取火的燧人氏，由于他给世界带来了光明，并使人类进入了熟食时代，所以得到了人们的尊敬。南方的火神、特别是长沙的火神不是燧人氏，而是祝融。

祝融，本名重黎，是炎帝后人。“炎帝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山海经·海内经》），祝融以火施化，号赤帝，后尊为火神。

明代，在长沙市火宫殿的现址上曾有一座小庙，供奉火神，习称火神庙。据传在火宫殿有一大铁香炉，上标有“明万历五年铸造”等字样，但此炉在“文夕大火”后不知去向。

从明末到清初的近半个世纪中，长沙城区屡遭战火，整个城市渐成废墟。先是1636年（崇祯九）临武、蓝山矿工起义军攻打长沙，致使城楼尽毁。继之1643年（崇祯十六）8月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攻克长沙，将占据大半个长沙城的吉王府悉数焚毁，近侧民舍亦受连累。接踵而至的是南明将领左良玉再陷长沙，烧杀掠抢更甚于前。1647年（顺治四）清兵进入长沙，所到之处一望沙场，偶有茅屋三、四家却是无门无窗……，长沙又在废墟上重建。1673年（康熙十二）12月，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不久即攻占长沙。在此后的6年中，清王朝多次派兵与吴三桂在长沙城下激战。刚刚有点生气的长沙城再次毁损殆尽。1679年（康熙十八），清将贝勒察尼大兵入城，饱经兵火蹂躏达半个世纪之久的长沙，开始得以休养生息。几经战火，几度城毁，几度重建。火神庙因地处城区闹市，也难免累蒙其难。

清乾隆十二年《长沙府志》载：“火官殿在小西门坡子街。”此记载表明，火官殿在1747年（乾隆十二）之前已经存在，此时的火神，只是“官”，而不是“帝”。

光绪三年（1877）《善化县志》三十四卷载：“火神庙在坡子街，道光六年客绅蔡世望等倡省城绅商捐赀重建。咸丰三年奉颁御书‘德威煊赫’题额。”1826年（清道光六）火神庙的重建，使其规模扩大：火宫殿分前坪、后院，前坪包括古牌坊、火神庙、戏台，后院包括财神殿、普慈阁、弥陀阁三个寺庙。形成南接坡子街、东通保安巷、西达三王街的大型庙群格局。

坡子街前的门坊上，为清代的书法家黄自元书的“乾元宫”三字。根据商家建庙的意愿，取《易经》中“乾元亨利贞”之义，而名“乾元宫”。清文宗为火神庙题写“德威烜赫”匾额，也悬挂于此。

从牌楼门进，便是从戏台下穿过。戏台，面对火神殿。背靠“乾元宫”牌坊。戏台上方有“一曲熏风”横匾；两边的台柱上雕刻了一副楹联：“象以虚成，具几多世态人情，好向虚中求实；味于苦出，看千古忠臣孝子，都从苦里回甘”。此联为书法家何绍基撰写。台口有腰圆形匾，何绍基写“静观”二字，并盖有何的图章。

火宫殿由于规模不断扩大，它的庙产也不断增多。在长沙郊外有田庄10余处，田租曾达1600担；长沙城内，特别是坡子街一带，有房屋多栋，门面7个。

1938年11月13日“文夕”大火，除乾元宫牌楼外，火宫殿的庙宇和戏楼被付之一炬。

1940年，长沙市面得到恢复。在市民的强烈要求下，市政当局不得不将恢复火宫殿的事宜提上日程。1941年，市政当局拨款、地方商贾集资重建火宫殿。长沙焚城之后，由“火官殿”改为“乾元宫”的教训记忆犹新，经神庙主事人与商人协议，重修火神庙；财神爷也得罪不起，但比起火神来，他还是略逊一筹，被移至右殿。火神也由“官”升为“帝”，他的神位“赤皇上品三炁火官洞阳大帝南丹纪寿天尊神”由一块樟木厚板雕成，供在了正殿上。

门楼坊虽然没有被焚毁，但“乾元官”三字流年不利，人们以重塑“火宫殿”三字将其盖住。[1]

牌楼坊变成了大门门洞，四周建起了围墙。围墙内、神殿前的2200平方米的空坪里建造简陋木架棚屋48间，其中40间经营小吃。分成四线，名曰“东成”、“西就”、“南通”、“北达”。东西两线紧靠围墙，均为单间；中间两线前后分两个门面。四线铺面形成三条小街，门面毗连。

长沙大火之后，人们更加迷信火神。哪户人家失火，即便是不慎烧了一个刷把，都要到火宫殿谢罪。大户人家失火，杀猪设祭，请湘剧班子唱庙戏，也是常事。求了火神求财神，火与财发生了新的联系，因此火宫殿的香火更加旺盛。

1949年以后，火神祭祀基本淡化，而小吃的消费渐成风俗。

1956年，火宫殿改为国营饮食店。“东成”、“西就”、“南通”、“北达”四线棚屋相继拆除。在拆除前，火宫殿为收集“文夕大火”以来的变化，特邀集原来的摊主、公私合营后的职工，对四线的摊位进行了指认，绘制出了《一九四二年火宫殿小吃棚屋简图》和《一九四九年火宫殿小吃棚屋简图》，比如1942年“东成”线胡建岳的“牛角饺子”、吴保生的“肉油粑粑”、谢仁甫的猪血，“南通”线盛桃生的“馄饨”、周福生的“荷兰粉”、陈益群的“卤味”、余总华的“糰子”，“北达”线邓春香的“猪脚”、姜立仁的“姊妹糰子”，“西就”线的李子泉的饭馆，以及火宫殿左右两侧舒三和与谭运生等人的书棚。这两张简图，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1958年，火宫殿新建贝壳式屋顶新楼和两层民族式楼房，分饭菜、小吃、面粉、甜食、冷饮6个门市部，职工达115人。

1984年改建、扩建为厅、楼、亭、阁式仿古建筑；有牡丹厅、八仙阁、聚仙堂、榆园、湘风阁、淮南厅、醉翁亭、如饴斋等建筑群。1985年10月更名为火宫殿酒家。

2000年，长沙饮食集团长沙火宫殿有限公司成立。次年公司兼并长沙湘江文具厂，对火宫殿进行了一次全面改造扩建。重建火神庙。早茶、小吃、湘菜营业面积增加到4000平米。

2006年，公司拆除1958年建设的火宫殿东栋，扩充火宫殿庙坪，恢复原有的古戏台、普慈阁和财神殿。并购买相邻的“火神舫”，火宫殿营业面积达6000平米。

2011年，除了火宫殿本身的扩建，长沙火宫殿东塘分店、火宫殿五一分店已成为长沙火宫殿有限公司的新成员。

2、火宫殿庙会

火神的祭祀起源于人类对于“火”的崇拜，它是一种关于敬火、拜火、用火、管火的祭祀礼仪。

咸丰帝所题“德威煊赫”四字，正是赞扬火神的伟大：煊赫，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德威，即指火德——创造了人类新的生活：除了熟食时代让人类跨入新的文明，还有与城市的发达相关的手工业的兴盛——与火有关的行业，如陶瓷、冶铸、糕点、烟花、砖瓦等行业，都把火神供奉为自己的祖师神。

当然，还有一个与城市的成长不约而同的话题：火灾。

人类集群而居形成城市，而给城市带来重大祸害首当其冲的要数火灾。怎样预防火灾？人们想到了请神灵保佑。因此，中国人在火灾方面的保护神，就出现在城市的神坛之上。

对神祇，人们喜欢追根溯源，对火神也是这样。《史记·楚世家》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祝融因管理火源有功，死后葬于南岳衡山，并将其主峰命名为“祝融峰”，并建祝融殿。祝融既为楚人的先祖，又是一位有功的火官，因此，长沙人防火灾、建神庙，自然就会仰仗这位火神爷了。

光绪三年（1877）《善化县志》三十四卷载：火神庙“祭期。每岁以夏季月下旬三日致祭。祭品陈设祝帛爵三、铏三、簠二、笾豆各四，羊一、豕一、镫炉香盘如式”。至自此，每逢农历六月二十三日办庙会，举行隆重的祭祀。这是长沙历史较为悠久的庙会之一。

光绪三年（1877）《善化县志》卷之十四“秩祀”载：“祭期：每岁以季夏月下旬三日致祭。祭品陈设祝帛爵三铏二簠二笾豆各四，羊一豕一，镫炉香盘如式。礼仪与天后庙同。”同时刊有如下《祝文》：“致祭于火德荧星尊神 曰恭维 尊神正位 离明体阴 用阳配坎 福民有功 民社祀典 崇新兹届 春秋仲敬豆馨 惟望 神灵默佑福曜含精上报怀柔之 盛德下赐康吉于苍生 尚飨”。

在城市中除了一系列与火神相联系的祭典、禁忌之外，“火文化”中科学与技术也应运而生。

清同治元年（1862），火宫殿救火队成立。由火宫殿出资，坡子街劳九芝堂药号支房劳松杨堂药铺从广州购进一台铁木结构、人力摇动泵救火车（日本造），成为了救火队最得力的救火工具。宣统二年（1910），劳松杨堂救火队指挥权正式移交火宫殿，并由从北京巡警学堂消防科专修毕业的长沙人劳远葆任消防队长。从此，火宫殿救火队成为长沙设备最先进、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民间消防队。

“消防”的另一手段就祭祀火神。城市中的火神庙祭祀与其它乡间郊外的祭祀不同，实际主事的不是佛家或道家，而是地方政府和商家。

晚清以来，庙会祭祀由地方官员主祭，民间团体、绅商、民众数百人参加。但到民国，民族资本的兴盛使祭祀的主体出现了变化。民国十六年（1927），火神祭祀由余太华金号、李文玉金号、叶公和酱园、东协盛药号、西协盛药号、九芝堂药号、福芝堂药号、寿芝堂药号等8家大商户组成董事会，负责管理火宫殿庙产，主持庙政日常事务，人称“老八家”或“老八董”。“文夕大火”大火之后的民国三十年（1941），火宫殿重新站立起来，成立以詹恒大笔墨铺、詹彦文笔墨铺、杨正泰锡铺、杨振兴锡铺、老公和铜铺、王福鸣铜铺、阜昌参茸号、朱义新金银首饰号为董事成员的新董事会，募集资金重建被烧毁的火宫殿。管理庙会事宜的新董事会成员，后被人们称为“新八董”或“新八家”。

有了火就有了火神庙，也就有了火神庙会；有依附于火神庙的戏剧、曲艺市场，也有了享誉三湘的火宫殿小吃市场。我们说过，庙会的起源与庙市相联系；庙市的形成又与城市的形成有关联。但城隍庙、火神庙等城市兴起以后形成的庙会，也还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火宫殿的祭祀文化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传统的形式”，而以民俗文化为载体的商业文化遂成主体。如乡间数天数夜的祭祀盛典，到火宫殿便演变成为了六月二十三日的一个并不繁琐的仪式。神性在淡化，理性，在提升——人们不会去亵渎火神，但也不会去迷信火神。

第二，庙宇建戏台，是中国人的一种习俗，火宫殿当然不会例外。乡镇中祠庙里的戏台，主要是为神而建，目的是祈愿还愿、请神看戏；而城市庙会的演出，更多的是商业文化中的一种热闹，繁荣市面、聚结人气。

第三，乡间以走唱为主要形式的曲艺说唱在这里也找到了“码头”，开始落脚生根，出现了“搭棚坐唱”的新形式。长沙步入近现代，火神庙前和四围墙下曾经搭了许多棚子，一些说唱艺人都在这里卖艺献技，评书艺人唐仁芳（1901-1950）的《济公传》、《施公案》，廖夔（1913-1981）的《三国演义》、《岳飞传》，长沙弹词名家周寿云、舒三和（1900-1975）的《七侠五义》、《五美图》，开创出湖南曲艺最为兴盛的局面。这时，一些杂耍艺人也不时在这里摆个地摊，生意也红红火火。

第四，与庙会相关的市场，在城市中也出现自己的特点：乡间庙会常出现的生产资料的交换、与衣食住行相关的大宗商品销售，在城市中早已剥离，而只有与消闲相关的小吃文化，在这里得以充分的彰显。

这里重点说说火宫殿的小吃。2006年，“长沙火宫殿传统小吃”与“长沙火宫殿庙会”一起，被列入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流传至今的火宫殿名小吃大多兴盛于1941年重建神庙之后。著名的有：姜二爹的臭干子、周福生的荷兰粉，胡桂英的龙脂猪血，邓春秀的红烧蹄花，姜氏女的姊妹团子，张桂生的煮馓子，李子泉的神仙钵饭，罗三的米粉，陈益祥的卤味，胡建岳的牛角饺子等。这些小吃传承至今，长盛不衰。

卖臭干子的姜永贵是湘阴人，人称姜二爹。1941年前后，姜二爹的臭干子并没有店面，而只是一个小摊担，摆在乾元宫石牌楼旁的兴盛笔墨店前面。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仅12岁的姜永贵父母双亡，从湘阴流浪来长沙，被一位在落篷桥做油炸豆腐的湘阴老乡收留，从此学会了做油炸豆腐的手艺。后来，姜永贵潜心钻研，用冬菇、鲜冬笋、曲酒、浏阳豆豉特制成的活水，将老嫩适宜的豆腐坯浸泡以后，用小油锅慢火炸熟，然后钻孔滴入辣椒末、酱油、芝麻油等佐料，即成焦脆而不糊、细嫩而不腻、风味独特的臭干子。使豆腐具有“闻起来臭”，吃起来却香、鲜、辣和外焦内嫩的特点。

1958年毛泽东回湖南时仍惦记着火宫殿的臭豆腐，4月 12日，他在黄克诚和周小舟的陪同下，了却了这桩心愿，由衷地赞叹道：“火宫殿的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姊妹团子也是火宫殿传统风味小吃。20世纪20年代初由铜匠傅姜立仁与两个女儿所创。团子以糯米为主要原料，分糖馅和肉馅两种，糖馅选用北流糖、桂花糖、红枣肉相配而成；肉馅则取五花鲜猪肉，配以香菇，并用泡香菇的水调制肉馅，因而味道醇香可口。在造型上肉馅团子为石榴形，糖馅团子为蟠桃形。由于色香味型俱佳，成为了火宫殿的名牌小吃。

神仙钵饭为鞋匠李子泉独创。民国二十一年（1932）火宫殿小吃生意兴旺，李子泉借得银元两块做本，在火宫殿内煮汤锅卖卤菜。民国三十一年（1942），租得庙内西就线两间棚屋开饭馆，到1949年，陆续扩大到北达、西就两线共14间，之后还盖了7间新楼房，人称火宫殿内的“李半边”（占有半边地盘）。他开的饭馆的米饭必挑选特级柔米，用小钵蒸熟，人称“神仙钵饭”。

胡桂英的麻油猪血丸是火宫殿又一名小吃。所选猪血为当天宰杀的牲猪鲜血，配以辣椒末、冬排菜和芝麻油为佐料，配以肉骨汤，味辣而鲜，爽滑可口，被人称为“龙脂猪血”。

椒盐馓子和三角豆腐是张桂生的特色小吃。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寒具》诗云：“纤手搓来玉数寻，碧油煎出嫩黄深”说的就是馓子。其主要原料是面粉、盐和白胡椒粉，经油炸而成。精心制作的馓子，丝条粗细均匀、质地焦脆酥化、口味有甜有咸、造型新颖别致，既是点心，又可菜食。

由于小吃摊担的“安营扎寨”，庙会的时鲜小吃，成为了长盛不衰的休闲食品。至今，到火宫殿吃小吃，成为了旅游长沙的一个必须节目。每逢节假日庙会，更多的小吃摊摆到了坡子街上，臭干子、葱油粑粑成为了特色小吃的主角；麻辣烫、打棉花糖、爆米花、捏面人、棕编、糖画等民俗摊担，以及全国各地的民间小吃也出现在火宫殿前。火宫殿庙会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公司有意组织全省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类项目到庙会展示。火宫殿庙会成为了一个更有影响力的民俗活动。

[1]参见苏宗润、黄志立《平民闹市火宫殿》，载《湖南社会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2000年1月；惕厂《火官殿》，载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一月二十六日《观察日报》（长沙）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