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花鼓遍野

三、南县地花鼓

2012年11月7日，我来到了南县，参加第二届南县地花鼓艺术节。

南县地花鼓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时，被认定为“民间歌舞”形式。

南县位于湘鄂两省边陲,洞庭湖区腹地，南县与两省六县市接壤，东距岳阳100公里，东南离省会长沙200公里，北到长江黄金水道仅30公里，北与湖北省石首、公安、松滋相连，西接常德市安乡、汉寿，东有岳阳市华容、岳阳，南临益阳市沅江，东南与大通湖区连成一片。资、湘、沅、澧、沱江、藕池河、蒿竹湖、南茅运河八水在此汇合，经此进洞庭湖，入长江，成为湘北地区河网密布、水路交通十分发达区域。

1825年陶澍、万年淳修纂的《洞庭湖志》上，却没有南县城的影子。

咸丰十年（1860），长江洪水从藕池口大量进入洞庭湖，长江上游的大量泥沙开始在洞庭湖淤积，仅仅十几年，就淤积出一个南县洲。四邻的百姓蜂拥而至，开垦新家园。陈书农、易声昭修，段毓云编辑的《南县志备忘录》记载的242个氏族中，215族于光绪年间从邻县迁入。

光绪十六年（1890），这些新长出来的沙洲才进入朝廷的视野，湖广总督张之洞将这些各县争执不休的新增土地归为南洲厅，光绪二十一年（1895），湖南巡抚吴大澄奏本清廷获准，划割六县交界之地，在境内乌嘴设置“南洲直隶厅抚民府”，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迁置九都。民国二年（1913）十月，湖南都督府下令撤销南洲厅，改称南洲县，次年六月八日又根据内务部复电转令，将南洲县更名为南县。经过几十年的冲积，南县终于形成了一个水网密布、堤垸成群，地势自西向东南微倾，平均海拔28.8米，高差不足10米的大平原。其境内土地肥沃，成为湖南产粮种植大县。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南县自然是一个移民大县。居民来自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10多个省、市。现有人口67万，其中汉族人口占99.87%。

据老艺人口传：清嘉庆元年（1796），长沙人李元六下洞庭，落脚乌嘴乡小港子以打鱼营生，他白天捕鱼、卖鱼，夜里吹唢呐，拉胡琴，一到正月间就组织打地花鼓送恭喜，深受当地民众欢迎，成为当地地花鼓的“祖师爷”。每年三月间，他应邀开场收徒，教唢呐、胡琴、对子地花鼓。这就是人们传说的“桃花班”，于是对子地花鼓就在南县红火的传开了。

南县北河口人龙佑明，是李元六的开门徒弟。他不仅个矮小，相貌长得好，而且很会唱民间小调，逢年过节就在北河口领班打地花鼓。他成了当地地花鼓演旦角的名角。南县有一传说，说是龙佑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遇到了与马戏团的薛春山，二人结交为朋友。正逢新年，当地正好商量着玩花鼓拜年的事，薛春山是骑马来的，他随龙佑明的地花鼓班、以“骑马地花鼓”走村串户了。他在马上可以翻筋头，其表演很受欢迎，丢的包封、打的彩用箩筐挑。到了第二年，薛春山带着马戏团去湖北演出，不能骑马打地花鼓了。龙佑明就以篾扎纸糊的竹马与地花鼓穿插表演，亦受到民众的欢迎，从此，竹马地花鼓就在北河口一带代代相传了。薛春山、龙佑明成为竹马地花鼓祖师爷。

这则传说很不可靠。在地花鼓活动中，“竹马”与“采莲船”、“耍蚌壳”等，都是与地花鼓相辅相成的节目，都有丑与旦的歌舞表演，是中国民间春天的庆典中由来已久的节目；在土家族古老的舍巴日祭祀（又称“跳马”）中，也有竹马的展示。南县全是移民，不会由“龙佑明们”来“创造”。

有人认为，竹马起源于元。元代王祯《农书》卷十三：“薅马，薅禾所乘竹马也。似篮而长，如鞍而狭，两端攀以竹系。农人薅草之际，乃置于胯间，余裳敛之于内，而上控于腰畔乘之。两股既宽，行垄上，不碍苗行，又且不为禾叶所络，故得专意摘剔稂莠，速胜锄耨。此所乘顺快之一助也。余尝盛夏过吴中，见之，土人呼为‘竹马’，与儿童戏乘者名同而实异。殆若秧马之类，因命曰‘薅马’。”

王祯所亲见的是作为农具的竹马。今之所以不传，可能与它的实用性还是有联系。但竹马表演，却在农业丰产祭祀土家族的“跳马”和古希腊的“酒神祭祀”中都存在。这种竹马，就与今天庆典中的竹马灯有很大的关联。

马，为什么成为了庆典活动中的重要角色？除了马是人类生产的重要伙伴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内涵。

在神话原型理论中，人类学家发现马具有十分丰富的象征，这些象征意义遍布于世界各民族当中。马作为力量、创造力和青春的象征，因为它具有性欲与精神的意义。这种意义在有着古老文明的中国也留下了印痕：妈，女之马，母亲，是力量和创造力的源泉；“马子”、“入马”等俗语，则是另一种贬义的性象征。

“跳马”中的巫师，土家语称“梯玛”，其中“玛”即为“马”字。“梯玛”应是“跳马”之语转。湘西有学者指出：“‘梯’，土家语，为女性生殖器”。[1]“梯”和“马”都具有很强的性的意味。于是，我们从这点出发，也可以看到：跳马，如同古希腊的酒神祭典一样，也是一种关于人类自身的丰产和农作物丰产的原始丰产祭仪。[2]

南县的“骑马地花鼓”应与“竹马灯”的传入有关。

传统地花鼓常见的表演形式还是对子地花鼓，是由男人妆扮的一丑一旦来表演。丑执扇、旦舞绢，同歌同舞，“旦角风摆柳，丑角巴地梭”是地花鼓最为显著的表演特点。丑角以系红巾或戴草帽顶、砣帽、酒蒂子（如酒坛盖）为头饰，身着一开襟衫、一腰围巾，手拿蒲扇或纸扇为道具，在两眼和鼻梁上扑白粉；旦角以顶绸帕、系手巾、扮仙头、巴巴头插饰物，身着一套用被面做的红色的彩衣彩裤或彩衣彩裙，手拿丝织红绢为道具。

竹马地花鼓，一丑一旦的服饰妆扮与歌唱内容、表演程式与对子地花鼓相同，增加的只是表演者腰挎铺上各种颜色的竹马。地花鼓的丑、旦穿插在竹马中表演，走“8”字，绕圈子，有的还配有翻筋头的马夫，场面活跃，气氛热烈。

围龙地花鼓，旦、丑的表演程式与对子地花鼓略有不同，进门有“送财”，出门有“辞东”，龙头龙尾联接十一节或十三节龙把子，配合地花鼓舞出“戏珠”、“起井”、“盘柱”、“顶蝴蝶”、“睡罗汉”等套式，或摆出“五谷丰登”字样，渲染喜庆和吉祥气氛。

地花鼓的代表性曲调有“望郎调”、“拖地凳”、“十月看姐”、“采茶”、“插花调”、“扇子调”、“送财歌”、“送喜歌”、“对花”、“五更观灯”、“蝴蝶歌”、“闹五更”、“十月怀胎”、“小送郎”、“小识字”、“阳雀歌”、“三请歌”、“铜钱歌”、“向四方”、“请郎歌”、“送郎歌”、“十字调”、“道私情”、“送财歌”、“白牡丹”、“羊儿三子调”等。

在地花鼓伴奏的乐器中，最主要的是唢呐、锣鼓以及花鼓大筒。

南县地花鼓，在整个洞庭湖区占有重要地位，长沙花鼓戏中的“西湖路子”就是在南县地花鼓上发展起来的。

四、花灯·茶灯

在湖南，这一时期也出现“花灯”、“茶灯”之类的地方歌舞。这种花灯与茶灯，它们的产生与灯会相关，但在逐渐的演变中，灯的艺术淡化、消失了，而歌舞的艺术得到加强。你地花鼓艺术后来向花鼓戏转变一样，花灯和茶灯也像戏曲转化，成为了载歌载舞的地方小戏新剧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我们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桑植花灯和凤凰文武茶灯这两种民间歌舞。

桑植花灯

桑植县地处武陵山脉北麓，鄂西山地南端，属大湘西张家界市。上古史籍称古西南夷地，夏、商属荆地，西周属楚地，春秋属楚巫郡慈姑县，西汉时置县。宋仁宗年间，桑植推行土司制度，设桑植宣抚司。因司治桑植坪而得名（今五道水镇芭茅溪境内）。元、明、清因袭宋制，至清雍正七年（1729）设桑植县，沿袭至今。

花灯如同地花鼓，同样与灯会有关。清同治《桑植县志》载，正月“元日”，“汉民赛灯，土民赛神、摆手、为秋千之戏，至十六止。”桑植县为汉族、白族、土家族、苗族杂居地区，《桑植县志》的这段记载，说明桑植花灯的来源，起于汉族。

花灯的表演也是一丑一旦，道具也多是花扇和彩巾。在表演时，花扇的动作语汇主要是单花扇、打扇、照扇、竖扇、插扇和磨扇等；彩巾的动作语汇有抓巾、咬巾、磨巾、团巾和飞巾等等。花扇变化多端，形成了“雪花盖顶”、“蜜蜂采花”、“扁鱼上滩”和“白鹤亮翅”等多种套子。其身段表演分“出场”、“三翻身”、“半边月”、“双推磨”、“蜻蜓点水”、“黄龙绕身”和“燕子衔泥”等套子。每个大套之中包括一些小套。如“出场”就分为“整装”、“拣帘”、“太极图”和“抢扇”等。这些身段在运用时，根据人物和表演的需要，有多有少，有分有合。花灯的表演重视台步，旦角有“云步”、“踏步”、“碎步”、“折边风”和“风摆柳”等；丑角有“猴步”、“梭子步”、“醉步”、“倒踢马”和“矮马步”等，丑与旦的舞步相互呼应，活泼幽默。花灯的调度，如“踩四门”、“踩一字”、“扯四角”、“内外荷花”和“走圆场”等。花灯的这些基本艺术特色，为桑植花灯戏的产生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凤凰文武茶灯

凤凰县的茶灯有文茶灯和武茶灯之分，是流传在湘西凤凰县的民间传统舞蹈艺术。

凤凰县秦属黔中郡，汉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凤凰属辰阳县辖、西晋属镡成县，东晋改归舞阳县，一直属武陵郡管辖。唐时，在凤凰山（坡山）西设渭阳县城（今黄丝桥古城）。明正德八年（1513）设镇竿（今凤凰县城）守备。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升镇竿协为镇竿镇，成为清全国六十二镇之一。康熙四十三年（1704）废土司，置凤凰营于今县城。清乾隆五十三年（1791）改凤凰营为散厅；嘉庆二年（1797）升散厅为直隶厅。民国二年（1913年）改厅为县，称凤凰县，相沿至今。因此，凤凰一直是湘西重镇，是湘西经济文化中心。

乾隆《凤凰厅志》载：“元宵，街衢悬灯者少，城市乡村各扮龙灯，或唱秧歌、采茶歌，至初十日起，至十八日送灯，欢欣而止。”“水打田一带流传着一种跳灯活动”。道光《凤凰厅志》记载：“元宵前数日，城乡俭钱，扮各样花灯，为龙马禽兽鱼虾各状，十岁以上童子，扮演采茶秧歌诸故事。至十五夜，笙歌鼎沸，灯烛辉煌，谓之闹元宵。”

据传，清朝乾隆年间，民间有刘天技、刘天祚以说唱卖艺为生，落户到水打田乡，带来茶灯这一传统舞蹈。清嘉庆年间，茶灯的表演艺术在民间广泛流传，在凤凰的上五峒一带演出茶灯的草台班子就有二十多个，盛况空前。到了咸、同年间，刘天技、刘天祚的弟子杨再烈、文天送等茶灯艺人在水打田、黄罗寨、山口、小垅、金沙等地边演出边收徒传艺，致使这一带还有茶灯在民间流行。光绪年间有茶灯艺人刘天才、民国年间有茶灯艺人刘玉友、谭子法、杨身大佬。1949年后，又有刘益龙、刘良宽、刘发清、郭长明等民间艺人，将茶灯表演技艺传延下来。

茶灯分为文茶灯和武茶灯两种，以文茶灯为主体，武茶灯也是从文茶灯演绎变化而成的一种茶灯技艺。武茶灯表演时除包含整套文茶灯的技艺外，表演时还带有民间杂技艺术的动作。如翻斛头、前空翻、后空翻、蛤蟆跳、蛤蟆抱腰等。武茶灯的表演诙谐风趣，紧张热烈，能突现艺人技艺，很受群众欢迎。

文武茶灯的表演在技艺技巧难度方面略有不同外，但整个表演路子都必须围绕规定动作，如“整容装扮”、“燕子衔泥”、“双推扇”、“抢扇”、“雪花盖项”、“交肩换位”、“隔帘相看”、“种油麻”、“边鱼上滩”、“美女梳头”、“黄龙缠腰”、“鹭鸶踩莲”、“种茶”、“采茶”、“谢茶”、“盘茶”等套路演出。根据其套路固定的框架，表演者巧妙地运用灵活的身段，展现出各种优美的姿态，给人以艺术享受和陶冶。

茶灯舞蹈艺术的发展，为茶灯戏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1]向渊泉《〈梯玛神歌〉与〈九歌〉辩源》，载《湘西傩文化之迷》湖南师大出版社1991

[2]详见孙文辉《巫傩之祭》第二章 岳麓书社 2009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蛮野寻根”，《蛮野寻根——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源流》孙文辉/著，岳麓书社2015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