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灯的起源

三、观灯：从祭祀到赏玩

元宵观灯，有一个从祭祀到赏玩的渐变过程。这种转变的完成，得益于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兴盛。

对众多的宗教来说，“灯”不仅代表了光明，同时也象征了“法”的存在。佛教的灯与道教的灯，在这一点上没有差别。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相互激励、磨合，至隋唐时期，佛教走向鼎盛繁荣。由于皇帝的推波助澜，灯的文化也进入辉煌时期。

隋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于正月十五大宴百僚。他邀请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的使臣观赏佛灯，写下《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一首，记述了当时的盛况：“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月影疑流水，春风含夜梅。燔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

在唐代，佛教“无遮大斋”对皇帝的吸引不亚于隋朝。

唐中宗睿宗皇帝携皇后在上元夜（正月十五）微服出宫，不是去祭拜佛灯，而是去观赏花灯，《旧唐书·卷七·本纪第七·中宗睿宗》载：景龙“四年春正月乙卯，于化度寺门设无遮大斋。丙寅上元夜，帝与皇后微行观灯，因幸中书令萧至忠之第。是夜，放宫女数千人看灯，因此多有亡逸者。丁卯夜，又微行看灯。”前一夜因观灯造成宫女大量失踪的事故还未处理，后一夜皇帝还要微服出宫观灯，可见当时灯的吸引力何其之大！

至宋代，由于宗教的进一步世俗化，观灯成为了远离宗教的民俗活动。皇帝老爷也把观灯看成了一件娱乐活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

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

正月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迎祥池，有对御（谓赐君臣宴也）。至晚还内围子……诸班直皆袱头锦袄束带，每常驾出有红纱珠帖金烛笼络二百对，元宵加以琉璃玉柱掌扇灯。快行家各执红纱珠络灯笼。驾将至，则围子数重，外有一人捧月样兀子锦，覆于马上。天武官十余人，簇拥扶策，喝曰：“看驾头！”……驾入灯山，御辇院人员辇前喝“随竿媚来”，御辇团转一遭，倒行观灯山，谓之“鹁鸽旋”，又谓之“踏五花儿”，则辇官有喝赐矣。驾登宣德楼，游人奔赴露台下。

十五日驾诣上清宫

十五日诣上清宫，亦有对御，至晚回内。

十六日

……至三鼓，楼上以小红纱灯球缘索而至半空，都人皆知车驾还内矣。须臾闻楼外击鞭之声，则山楼上下，灯烛数十万盏，一时灭矣。于是贵家车马，自内前鳞切，悉南去游相国寺。寺之大殿，前设乐棚，诸军作乐，两廊有诗牌灯云：“天碧银河欲下来，月华如水照楼台。”并“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之诗。其灯以木牌为之，雕镂成字，以纱绢幂之于内，密燃其灯，相次排定，亦可爱赏。资圣阁前安顿佛牙，设以水灯，皆系宰执、戚里、贵近占设看位。最耍闹：九子母殿及东西塔院，惠林、智海，宝梵，竞陈灯烛，光彩争华，直至达旦。其余宫观寺院，皆放万姓烧香。如开宝、景德大佛寺等处。皆有乐棚，作乐燃灯。惟禁宫观寺院，不设灯烛矣。次则葆真宫有玉柱玉帘窗隔灯。诸坊巷、马行，诸香药铺席、茶坊酒肆，灯烛各出新奇。就中莲华王家香铺灯火出群，而又命僧道场打花钹、弄椎鼓，游人无不驻足。诸门皆有官中乐棚。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每一坊巷口，无乐棚去处，多设小影戏棚子，以防本坊游人小儿相失，以引聚之。殿前班在禁中右掖门里，则相对右掖门设一乐棚，放本班家口，登皇城观看。官中有宣赐茶酒妆粉钱之类。诸营班院于法不得夜游，各以竹竿出灯球于半空，远近高低，若飞星然。阡陌纵横，城不禁。别有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妆，竞夸华丽，春情荡飏，酒兴融怡，雅会幽欢，寸阴可惜，景色浩闹，不觉更阑。宝骑骎骎，香轮辘辘，五陵年少，满路行歌，万户千门，笙簧未彻，市人卖玉梅、夜蛾、蜂儿、雪柳、菩提叶、科头圆子、拍头焦。唯焦以竹架子出青伞上，装缀梅红缕金小灯笼子，架子前后亦设灯笼，敲鼓应拍，团团转走，谓之“打旋罗”，街巷处处有之。至十九日收灯，五夜城不禁，尝有旨展日。[1]

从《东京梦华录》的详细记录来看，在皇帝的带领之下，正月十五普天同庆，“惟禁宫观寺院，不设灯烛矣”——只有皇宫中的观、寺、院，不摆花灯，祭祀的灯仪不再复现，观灯已基本世俗化了。

隋、唐、北宋三朝，都城均设立在中原，因此中原一带正月十五元宵节灯会十分盛行；它的影响也不断向周边扩散。

湖南洞庭文化区域，在湖南率先承接了来自中原的文明；并由此沿四水向南传播。灯的文化，是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例。

[1]《东京梦华录》P39－40 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3月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蛮野寻根”，《蛮野寻根——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源流》孙文辉/著，岳麓书社2015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