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侃：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

　　长沙旧有惜阴街、惜阴巷（里）和惜阴井等地名。地名以“惜阴”来命名，都与一位历史名人有关，这就是晋代大将军、八州都督陶侃。“惜阴”出自陶侃的语录：“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此语千余年来警醒代代国人，有识之士，奉为圭臬。

　　陶侃（257—333），字士行。晋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吴扬武将军陶丹之子。少孤贫，为县吏。以军功历封东乡侯、柴桑侯、平南将军等职，先后都督交、荆、雍、益、梁诸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后封长沙郡公，加督交、广、宁、江八州军事，拜为大将军。为中兴名将，历讨张昌、陈敏、杜弢、杜曾、杜弘、苏峻、郭默之乱，朝廷倚之。由于雄毅明断，勤于吏职，深为长沙百姓爱戴，流下了许多传说。死后葬“长沙城南二十里”。

　　陶侃年轻时居江西九江，其母湛氏贤慧仁义，教子甚严。一次，鄱阳人范逵闻陶侃素有大志，特来拜访。其时冰雪积日，陶家一贫如洗。湛氏剪下一束长发换米数斛，又将屋柱砍断劈作烧柴，将垫床草铡碎作马料，热情周到地接待了范逵及其随从。范逵赞叹陶侃才思敏捷，更为陶母的克己待人而深受感动。这便是“截发留宾”典故的由来。不久，陶侃得到庐江太守张夔的赏识，先后担任督邮、县令和郡主簿等官职，表现出非凡的才干。其时，长沙太守万嗣因事来庐江，一见陶侃便钦佩万分，说“君今后必当有大名”，并命其子与之结为朋友。从此，陶侃之名开始显扬于长沙。后来这个故事也搬到了长沙，因而长沙也有了“礼贤街”和“贤母祠”。

　　西晋初，荆湘地区时局动荡不已，流民起义和镇将兵变不断发生。陶侃被荆州刺史刘弘任用为南蛮长史，领军征剿，先后镇压襄阳张昌起义、平定武昌陈敏之乱，官至武昌太守。当时，屡经战乱的荆湘地区田地荒芜，人民生活苦不堪言。陶侃戎马之余，积极安抚难民，开通集市，恢复生产。

　　永嘉五年（311），杜弢率10万流民在长沙举行起义，席卷湖湘，直逼荆州。七年，陶侃率周访等部与义军激战武昌，使荆州转危为安，因之升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次年，陶侃统军入湘，直抵长沙，“屯兵于城西”，与杜军隔江对峙，并于建兴三年（315）打败杜弢，占领长沙。

　　长沙经数年战争，地荒人稀，经济凋敝。陶侃进入长沙以后，关心人民疾苦，努力恢复生产。一次，陶侃出游，路见一人手持一把未熟的禾稻，便询其缘由，此人回答：“行路所见，随意取之而已。”陶侃一听大怒，说，你既不种田，而以偷人禾稻为乐，乃令随从“执而鞭之”。从此，“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

　　陶侃在长沙，曾留下不少遗迹。初入长沙时，他曾于岳麓山结庵以居，并手植杉树，世称“杉庵”，故址在今岳麓书院内濂溪祠旁。陶侃大军屯驻长沙城西，曾于“县西南五里”即今长宁公路枫林宾馆北筑关，后名“陶关”。及杜弢败亡，陶侃入城，即居于西汉贾谊故宅，在此读书休憩、料理军政事务。

　　陶侃统领三军，打败了持续五年之久、威震荆湘的杜弢起义军，功高望重，却引起了权臣王敦的忌恨，被排挤到荒凉的岭南，担任广州刺史。

　　东晋初年，王敦在武昌举兵叛乱，东陷京城，南攻长沙。陶侃在广州获悉，立即派部将高宝带兵北上，讨伐王敦。其后晋明帝曾欲以陶侃担任湘州刺史，坐镇长沙，但因控制了朝政的王敦极力反对，未能实现。

　　晋太宁二年（324）王敦之乱平定，陶侃迁任都督荆、雍、益、梁四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向来为晋皇室与北方士族所重，从不轻以授人。而陶侃深得晋朝倚重，从此“据上游，握重兵”，镇守荆州长达9年，直至逝世。

　　陶侃为人谦和有礼，为官勤于职守。执节荆湘时，军政事务，他都亲自料理，没有遗漏；远近来信，莫不手答；亲疏来客，俱热情接待。他见一些僚属酗酒赌博，荒废公事，十分气愤，令人将其酒器和赌具都扔入大江，如果武将参与其中，则要加以鞭扑。他告诫大家：“赌博不过是牧猪奴干的勾当，正人君子岂可为之！”陶侃的这些事迹，千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颂，而成为后世的楷模。

　　晋成帝咸和二年（327），东晋发生苏峻之乱。陶侃以众望所归，举为讨逆盟主，将叛乱平定，从此又升侍中、太尉，加都督交、广、宁三州军事，并封为长沙郡公。于是，十几年前的驻节之地长沙，又成了他的“食邑”。陶侃与长沙，关系更为密切。

　　此后，陶侃一度移驻巴陵，以镇抚南北；不久又一手平息江州郭默兵变，再加都督江州、领刺史。至此，陶侃一身兼任朝内侍中、太尉要职，外领荆、江二州刺史重任，都督八州军事，封爵长沙郡公，位高爵显，声名卓著，成为东晋一代自王敦以后威权最重的人物。晋成帝称他“作藩于外，八州肃清；勤王于内，皇家以宁”。他治军雄毅善断，理政勤勉精明，为世所重。当时曾有人说：“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将之与三国时著名政治家曹操和诸葛亮相比美。

　　陶侃晚年居住武昌，情系长沙。他曾多次打算告老还乡，回归封地长沙安度晚年，但因部属一再苦留而未能实现。咸和七年（332）6月，陶侃病情加重，乃正式上表朝廷，辞去所有官职，并派人将朝廷所授节麾、缇幢、曲盖等仪仗和印信全部奉送至京，后事则一一托付于右司马王衍期。七月初七日（8月8日），陶侃车出武昌，登舟临津，启程返归长沙。次日，舟至樊溪，病情加剧，溘然长逝，时年76岁。陶侃逝世，朝廷震悼，并依照他的遗嘱，将其灵柩护送回长沙，安葬于城“南二十里”处，即今树木岭一带。

　　陶侃去世后，有后人居住长沙。其孙陶淡、曾孙陶烜曾结庐于长沙樃梨临湘山，在此潜心修炼，相传后来羽化而去。南朝梁天监年间，人们在此建祠供祀其“洁布仙躯”，称为陶公庙，至今香火不绝。

　　南朝著名诗人陶渊明，亦为陶侃曾孙。他曾写有《命子诗》一首，表达了对其先祖的崇仰之情，其中有云：

　　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

　　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惑。

　　孰谓斯心，而可近得。肃矣我祖，慎终如始。

　　直方二台，惠和千里。

　　一代名臣魂归长沙，长眠于他情怀久结之地。长沙也一直在怀念着他。陶侃去世后，人们将他居住过的贾谊故宅改为陶侃庙，不久又迁建城南，历代祭祀不绝。明嘉靖年间，长沙知县吕延爵以该庙部分堂舍改建为书院，并以陶侃珍惜光阴的名言，取名“惜阴书院”。

　　清道光十八年（1838），陶侃后人、清代著名学者、两江总督陶澍领衔，从古长沙郡八邑（长沙、善化、宁乡、浏阳、湘潭、安化、湘阴、醴陵）陶氏集白银九千余两，在今民主西街一带兴建面积约五千平方米的陶侃祠，习称“陶氏八邑总祠”。1947年冬至日，陶侃后裔、抗日名将陶柳曾在此主持八邑公祭。上世纪50年代后变为民房，但部分屋宇犹在，2010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被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

（录自《迁客骚人潇湘情》张湘涛主编，陈先枢 奉荣梅 等撰稿，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