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十七年时期”中学国史教材编写对民国的“承继”与“反动”

摘要：本文以建国后十七年（1949-1966年）国史教材编写为研究对象，探究其与民国时期国史教材之间“承继”与“反动”的关系。以此引起对现如今高中历史教材编写的反思。

关键字：中学国史教材；十七年时期

作者：湖南师大附中  周育苗

历史教科书承担着国民教育的重要功能。中学生正处于思维成熟的关键期，对中学生的历史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新中国建立后，意识形态的变化反映到史学领域便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导地位的确立。如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贯穿马克思主义，编写相关的教材、讲义就成为当务之急了。那么建国后的教材编写是不是完全摒弃民国时期的原则与方法？它有哪些突破？笔者选取建国后十七年（1949—1966年）的国史教材作为研究的对象。之所以选择这17年，是因为新政权建立之后，文教领域的方针政策逐渐确定并实施，而国史教材的编写随时代变化呈现出阶段性特点。

建国初期，历史教科书编写最明显的特点是“借用”民国时期解放区和部分国统区(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和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的教材，作为过渡性教材。原因在于：一则，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国家的重心在于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因此短时间内编一套体现新意识形态又适合中小学需要的历史教材是难以实现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6-1957年陆续编订出版《中国历史》（全四册），被认为是建国后第一套真正完整的高中本国历史教科书。而在1949-1956年高中历史教材编写基本上是一种东拼西凑的。其中最早的版本是：1949年3月，华北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节录成《高级中学中国历史》上下册，建国后由新华书店再版。同时，被定为高中课本的还有1949年8月由宋云彬编的《高中本国近代史》上册。由于上述两种国史材没有现代史的内容，1950年教育部将胡华在1948年2月为华北大学编的讲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定为高中暂用课本。而胡华的讲义也只讲到抗战结束。解放时期的部分是将廖盖隆的《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1951年出版）一书删改成《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

至于具体是如何借用的，以宋云彬所编的国史教材为例。（如下表）通过表中内容可以看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订一套成型的新教材之前，曾经以1949年8月宋云彬编著的教科书为底本，进行修订、再版。虽然接下来几年再版名称有异，但其内容的基本框架仍沿用民国版本，形式上也是竖排繁体版。

二则，虽然1950年建立了教育部直属的专业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但因初具规模，组织人马编写一套全国通用的教科书需要一定时间。此外，教科书的编写必须有课程标准作为指导，新中国建立初期并没有建立高中历史课程标准。1950年颁布的第一部历史教学大纲——《小学历史课程暂行标准（草案）》也只针对小学。虽然小学大纲中教学主要目标“贯彻爱国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精神”可以推之于高中，但毕竟不是专门针对高中的历史教学大纲。直到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在文学艺术领域“双百方针”确立后，教科书的编写才被正式提上日程。就在这一年，教育部颁布了《高中历史教学大纲（草案）》。在此大纲的指导下，人民教育出版社不久就出版了《中国历史》（全四册）。新教材在形式上采用横排版，将大部分繁体字改为汉字。1958年修订之时，基本上全部采用简体字。总之，在建国初年，国史教材在民国教材的基础上，逐渐完成了向新教材的过渡。

除教科书之外，编写过程中相关的编辑、编写人员等问题，也继承了民国中学国史教材某些经验，但同时也对不适宜之处进行了修正。

首先，在教材的篇幅上：教科书的编写要坚持精选的原则，而民国时期教材有篇幅过多、分量过重的弊病。其实民国时期的编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提出要根据内容繁简决定课文多寡。郑鹤声认为：“史料的选择与编订，应以简明而有系统为第一要义。”这些思想基本上被新教材的编者所吸收。1958年修订版教材对1956年版教材进行了大幅删改，去掉繁琐描述性的文字，内容更加精炼。

其次，在课文的辅助系统上：民国时期部分教科书，在课文中采用了注释、插图、问题设计，并且注释与正文注意大小字的区分。新教材借鉴了其丰富的设计形式，同时有所调整：一方面，民国教科书注释繁琐，过于专业化。新教材考虑到学生知识结构特征，力图注释简明、有明确的针对性，真正起到了辅助学生理解正文内容的作用。另一方面：新教材中大大增加了插图的数量，插图有考古成果的实物图，也有场景再现的模拟图（例如原始社会人的刀耕火种情景），增加了课本的趣味性。

最后，在编写者上：民国的自编教材是一大特色。编者在史学领域有研究特长的历史学者。譬如：夏曾佑、陈衡哲、顾颉刚、何炳松、金兆梓、周予同、吕思勉等。但编写者大多是缺乏高中历史教学经验，结果课本专业性太强，不适合高中学生。此外，教材编写一般由一二人执笔，校审并不严格。建国后采用主编负责制，以一名历史学者或者历史教育研究者为主编，然后召集历史专家、学者、教师集体编写。例如：1956年人教版《中国历史（第一册）》的编者汇集了邱汉生、陈乐泰、汪篯等人；还增加了校订人员：叶圣陶、巩绍英、朱文叔。并且中国史四册每册编者都不同，真正发挥编者的专业特长。这样既能保持了教材的统一体例，又能整合资源和智慧。

新教材确实吸收借鉴了民国教材编写的某些原则与特点。但新教材与民国教材区别巨大，最大的区别在于历史观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十七年时期历史教材编写的最大特点，也可以说是对民国教材的“反动”。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编写教材，新中国不是首创。民国时期，教材史观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某些历史教材中也有所体现。陈衡哲说：“你说我反对唯物史观，这不然的；你看我的那本《西洋史》，便可以明白我也是深受这个史观影响的一个人。但我却不承认历史解释是unitary（一元的）的；我承认唯物史观为解释历史的良好工具之一，但不是他的唯一工具。”民国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人们较多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注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

建国后的新教材较多关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甚至后来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成为解释历史的唯一工具。建国初期，阶级斗争学说在教材中已有体现，典型代表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此后，中国通史的范文澜模式成为各类学生教材的蓝本。1956年教育部颁发的《初中、高中历史教学大纲（草案）》具体指导了教材中要体现阶级斗争观点。1956-1957年人教版的《中国历史》全四册体现了大纲的要求。虽然在1958年之前，高中历史教材渗透着阶级斗争的观点，但仍坚持一个原则：阶级社会以阶级斗争为线索，阶级社会以前以生产斗争为基本线索；虽然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但并不排除个别英雄人物的作用。

1958年“大跃进”之风也刮到了史学领域，强调“史学革命”，各学校、研究机构纷纷展开“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彻底打破了学术争鸣的进程。195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发表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讲话，引起了史学界的大讨论。“厚今薄古”这一口号起先被理解为厚近代史薄古代史，厚理论薄资料，厚通史薄专史；稍后被理解为厚劳动人民的历史薄剥削阶级的历史；最后发展为“打破王朝体系”，“写没有帝王将相的中国史”，导致了“见地主就骂，见封建就反”的“狭隘的阶级观点”的泛滥。

“大跃进”和“史学革命”波及历史教学和历史教材领域。具体反映在国史教材编写上就是要打破“王朝体系”，即要打破封建社会纪传体史书所体现的正史体系。其实这种提法并不是最早的，梁启超的《新史学》批评了旧史的四个弊端，其中就有“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不同的是：前者将帝王将相活动和农民起义的活动所占篇幅的多少视为是否坚持“阶级立场”。阶级斗争观点认为：农民起义是动力，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那就应该在教材、讲义中以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为中心，即所谓的“人民史体系”。1958年北京“五十六中历史教研组”在《历史教学》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较为典型的反映了当时高中教材编写的旨趣。文章强调编写教材要“把帝王将相的活动，统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以及传统视为十分重要的政治斗争和政治沿革都予以删减，王朝的名称只是作为纪年的符号，其始末概不加以叙述。”他们对于封建社会阶段划分是这样的：

一，封建社会初期（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三世纪初）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战国时期我国封建制度开始形成，及于秦帝国统一中国，中央集权制在全国确立。秦汉帝国直接控制土地和人民，中央政府并在此基础上直接控制地方的政治和经济。农民对国家的隶属关系是封建的隶属关系，尤其是在商鞅变法后，土地私有制发展起来, 在新的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出现了租佃关系，这种关系乃封建剥削关系。还逐渐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

二，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三世纪初至八世纪中叶）这一时期突出地表现在国家不仅是最高的地主，而且是直接的地主。它通过屯田、课田、占田和均田等形式把农民控制在土地上，要求他们如耕种一般地主的土地一样，向国家交钠田租和户调。这就加强了农民对国家的封建隶属关系。另方面农民对地主豪强的依附关系加强了和更加盛行, 井得到封建国家在法律上的承认和保护。中国境内各族融合加强了各族人民的团结，推动力祖国经济和文化发展；

三，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八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初）庄田制代替了均田制。农民和手工业者身份逐渐提高，隶属关系逐渐减弱，商品生产，货币使用与流通和都市都有了新的发展；

四，封建社会末期（十六世纪初至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义萌芽和市民反封建掠夺的斗争是我国历史的新现象。通过“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的实施，劳动者的封建隶属关系进一步削弱。

以上关于封建社会分期打破了以帝王朝代分期的旧思路，强调剥削与被剥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阶级对立。把农民、劳动者当成历史的主角儿。另外，文章中还强调在一些从前易为人所忽略的地方去给学生灌输阶级观点，以提高学生的革命警惕性。譬如，绿林赤眉起义中，着重指出刘縯、刘秀混入革命阵营这一事实，并认为“刘縯、刘秀等大地主阶级分子鑚入革命后，绿林军的队伍就不纯了。从此绿林起义军就被地主分子利用为争夺政权的工具。革命的敌人利用各种机会，千方百计的破坏革命，而农民起义军却没有识破敌人的伪装。”

“十七年时期”的最后几年，情况更不容乐观。50年代末60年代初，高中历史课程中去掉古代史、近代史，只开现代史。相应的，196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将原《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四册修改成《高级中学课本中国现代史》。且教科书中频繁引用语录，政治术语、评论，还有不少章节专门介绍和分析马恩列斯毛的著作。196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十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初稿已经完成，但在“左”思潮的影响之下，书中增加了不少空洞的议论，又缺乏具体史实叙述，刻意拔高农民战争和贬损帝王将相。史学界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人批评这种做法，这套书最终没有出版。1963年，相关部门对1956年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制定了《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草案)》。在形式上，把初中和高中内容合二为一，初中二年级学习中国古代史，初中三年级学习中国近现代史，高中三年级学习世界历史。这一时期，高中是没有国史教学的。1964-1965年，社会上掀起了教育必须“彻底改革”的浪潮，历史课程被缩减的只有初三开课，人教社只好将中外历史合编为一本，还未出版，“文革”就开始了。历史教材编写的进程被打断了。

反思十七年时期历史教材的编写，笔者认为不能不提民国时期教材编写对新教材的影响，同时也要看到十七年时期自身的失误与缺陷。新中国建立初期对民国教材的借用、反思、改编缓解了新教材编写青黄不接的局面，较为顺利的完成了向新教材的过渡。可见，教材编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打破政权甚至是国别的藩篱，只要是可资借鉴的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不过要去粗取精，扬长避短。此外，历史教材编写受时局的影响，被打上时代的烙印本身无可厚非。50年代强调历史的书写要打破王朝的历史，眼光向下看是正确的。但是中国历史书写若忽略了王朝更迭、政治斗争与政治沿革的话，便不成为历史。若一味在古代历史中强调阶级斗争，那就是“以古人就今人”，把今天强加于过去。反观现实，历史教科书中我们重新拾起了帝王将相，对农民起义的描写不如以前那么浓墨重彩，但是对梁启超所谓的“群众”历史的描写仍不够。我们删掉了明显的“说教”内容，但是否意味着我们已经冲破“阶级斗争”束缚、尝试接受多元化呢？虽然在大学和研究生教育中，这种反思已经很多了，但是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反思似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