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烽火岁月——老报刊中的长沙抗战》序

序

张湘涛

    抗日战争时期，长沙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一火四战”，长沙城和长沙军民为全民族的抗战付出了最大的牺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世纪30年代的长沙，经济发达，商业繁荣，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绸布、百货、南货、药材、金银首饰等业也十分活跃。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长驱直入。沿海及沦陷地区人员大批迁往长沙。长沙市人口骤增至50万。北大、清华、南开3所著名大学也迁来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大批文化名人云集湘城，长沙市场更趋繁华。

    然而就在这时，一场毁灭性灾难正在向这座千古名城袭来。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与日军举行空前规模的武汉大会战。10月25日，武汉失守。湖南顿时从抗战的后方变成抗战的前方。战火很快蔓延到湖南，省会长沙是守是退，举国关注。抗战士气日益高涨的中国军民要求确保长沙。但最高军事当局最终决定对长沙采取“焦土抗战”的政策。

    1938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汨罗新墙河阵地，长沙警备司令部奉命制定放火焚毁长沙的计划，并预定以天心阁举火为号。12日深夜、13日凌晨，南门某处突然起火，放火队员误以为信号，便四处点火，一场旷世大火骤然而起。因为12日的电报代码为“文”，史称“文夕大火”。大火整整烧了五天五夜，城市建筑毁之七八，在大火中丧生者达3000余人，数十万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一场大火截断了城市外在方面的千年沿革，也使城市失去了文化方面沉积的厚度和影响力。历经2000多年岁月的贾谊故居和定王台被付之一炬。天心阁，是古城长沙的标志，在大火中也化为废墟。

    一场大火更中断了城市的繁荣。250多家米厂、粮行除12家半以外，全毁于大火，烧掉谷米190多万石。“中国四大米市”之一的美誉从此黯然失色。坡子街的银行、钱庄和金银首饰店全部被毁。全市100多家纸行、绸布庄大多消失。

    长沙人民以整座城市的毁灭，为民族抗战作出了最大的牺牲！

   “文夕大火”并没有阻止日军向长沙的进攻。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日军3 次大举进犯长沙。中国军队奋力抵抗，史称“长沙会战”。3次会战，日军均从长沙撤退。长沙成为坚持抗战达5年之久的英雄城市。

    1939年9月1日，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集4个师团、舰艇300余艘、飞机 100多架，共10万兵力，从赣北、鄂南、湘北大举进犯长沙，企图消灭中国第九战区的主力，挫败中国政府的抗战意志。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统率战区所属部队18个军共30万人迎战。早在大战到来之前，薛岳已根据长沙至岳阳的地理形势和双方力量的对比，制定了“诱敌深入，后退决战”的方针。日军深入长沙，既没有捕杀到我军主力，又缺乏后续部队的增援，形势十分不利，只得下令撤退。10月1日，日军各部纷纷掉头北撤。薛岳立即严令各部全力追击，沿途民众纷纷出动打击日军，中国空军也从成都机场起飞轰炸武汉日军机场。10月7日，狼狈不堪的日军退回到新墙河北岸。至此，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时称“第一次湘北大捷”。

    第二次会战时，日军曾于1941年9月27日晚攻入长沙，天心阁阵地直接面临敌军的强攻。日军占领长沙后，中国军队各部重整旗鼓，从各个方面向长沙迅速集结，中国第六、第七战区的增援部队也赶到长沙，与日军在长沙外围和市区内展开了激烈战斗。在“文夕大火”后的残垣断壁下，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着逐街逐巷的争夺。据守天心阁的官兵抱定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誓死一拼，最终击退敌军进攻。由于敌军始终未能占领长沙城制高点，加之我军各部重振旗鼓，向长沙迅速集结，占领长沙仅3天的日军被迫撤退。薛岳命令各部乘势追击，先后在汨罗江、浏阳河两岸予敌大量杀伤。10月9日，日军又一次全部退回新墙河北岸，恢复到战前状态。日军迫使我方屈服和消灭我军主力的目的仍然没有达到，其近卫内阁也因此而被迫下台。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随即又在东南亚地区向英国和美国的军队展开了凶猛的进攻。日军为了打通在长沙受阻4年之久的粤汉交通线，出动12万兵力，发动了第三次对长沙的进攻。12月24日，日军分数路强渡新墙河，急速南进。我军节节抵抗，诱敌深入。1942年元旦，日军开始攻打长沙城。我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奉令率领全军守卫长沙。李玉堂与全军将士抱定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拼死抵抗，与敌血战4天4夜，艰苦卓绝，以少胜多，经历了长沙大火的天心阁古城墙头，中国军队居高临下，奋勇杀敌；古城墙下我军迂回运动，调度自如。日军攻城的第三天，我第九战区各路大军正日夜兼程，从四面八方向长沙压来，而20万长沙民众已严阵以待，准备参加最后的战斗。1942年1月4日拂晓，中国军队形成对日军的三面合围态势，弹尽粮绝的日军仓皇逃窜。第三次长沙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大获全胜而宣告结束。当时，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指出：“12月7日以来，同盟国军惟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则评论说：“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长沙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正面战场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这一胜利，在我国抗日战争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全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长沙会战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华军队，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消灭我军主力、“以战迫降”的战略目标，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三次长沙会战，我军歼灭日军共计11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战马、船艇，日军残部狼狈逃窜，每次都被打回新墙河以北。这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以武力迫使日军回到原战略态势的战役，而日军的战略目标一个也没有实现，并导致日本内阁的两次垮台。

    第二，长沙三次会战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作战，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地位。长沙三次会战，都是在世界法西斯势力向人类文明与进步肆无忌惮地发起挑战、世界大战不断扩大的形势下发生的，而长沙三次会战则给了穷兵黩武的日本军阀当头一棒。特别是第三次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同盟国军队一连串失败之后的第一次胜利。这一会战，牵制了日军在我华中地区的主力，支援了英国在印度支那半岛、英美两国在南太平洋群岛的作战。

    第三，长沙三次会战的胜利，有力地保卫了湖南广大地区和我国西南大后方的安全，稳定了湖南局势，并使之成为支持全国长期抗战的重要基地。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在全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长沙会战的胜利，打退了日军的进攻，使湖南的局势稳定下来。长沙《大公报》曾著文称：“湘北大捷以还，湘省地位巩固，社会秩序大定——全省工业迅速发展，农业连年丰收。”局势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支持了军事上与日军的长期相持，保证了湖南对全国抗战的贡献。抗战八年中，湖南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全国抗战以有力支援，平均每年提供兵员26万多人（居全国第二）、军粮1000万石、军布300余万匹、军棉7万担，“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

1944年5月，日军对长沙发起第4次进攻，史称“长衡会战”。6月18日，长沙沦陷，长沙城一片颓废之像。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沙人民开始了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家园的艰难历程。

长沙八年抗战的历史为我国抗日战争史写下了辉煌而悲壮的一页。多年来，文史部门对长沙抗战的研究从未停止过，编辑出版过多种书籍。既有长沙会战亲历者所撰回忆录的集成，又有档案工作者编辑的抗日档案汇编；既有历史学者编著的抗日战争史专著和论文集，又有文学艺术家创作的报告文学、小说、影视作品等。今天，我们另辟蹊径，从当年的报刊中选取与抗战有关的新闻、报道、特写、散文、诗歌、社评、官文等，按年份辑录成册，构成一部别样的长沙抗战史。当年一大批富有强烈爱国心的年轻记者，奔赴抗日正面战场第一线进行采访，即时写下的这些有血有肉的文章，与几十年后长沙会战亲历者们所撰的回忆录比较起来，可能更接近当年的真实情况，可以说都是对长沙抗日战争时期发生的一切原真而生动地记录。一篇篇报道、特写、散文，既热情又朴实地讴歌了那些在枪林弹雨中奋勇反击、在带血屠刀下不屈抗争的战士，又鲜活记录了战时长沙各阶层人民坚持生活、生产、学习和无私支援前线的感人场景，还描绘了抗战初期长沙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这当中不乏名人名记者，如田汉、杨东莼、范长江、李仲融、刘尊棋、罗元鲲等的文章；还有国共两党抗日将领，如薛岳、李玉堂、叶剑英等的文章。当书中那些记载炮火硝烟、英雄血泪和军民团结的文章映入人们的眼帘，内心会久久不能平静。这些战时文章将人们渐行渐远的记忆再次唤醒，把盘踞在人们心头的疑团逐一解开，所有这些都是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后，我们将“老报刊中的长沙抗战”结集出版，把这些血与火的印记铭刻于心，传薪于后，是为了让我们及我们的后代更清楚、更真实地走近历史，接近真相；是为了让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勿忘历史，珍爱和平，成为砥砺前行的不竭源泉与坚强力量。

（作者系中共长沙市委常委、宣传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