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救亡高潮与文夕大火

湖南文抗会之过去和现在

李仲融

文抗会在改组以前，一般说来，工作实在做得太不够了，可是当时的工作确不曾松懈过。会内的工作部门虽比现在少，然而工作人员却比现在多。什么人，只要他不是汉奸，在不取薪水甚至伙食还要自备的条件下，愿意来吃苦工作的，都为我们所欢迎。从平津沪各地流亡来的青年朋友，以及本地的一部分青年朋友继续不断地来会工作。他们在和常务理事或各部主任一度谈话后，很少不被聘为干事的。文抗会三十元一月的经常费怎容得七十多个干事的伙食和四部的工作用费?于是常理会通过了一条议决，就是常务理事和四部主任不得在会伙食，本地的工作人员以及自己有力量筹费的流亡工作人员也不得在会伙食。大家都遵从了。总务部主任陈润泉先生，一天到晚满面笑容地鼓励全体人员努力工作，并且四处奔走募借，唯恐各部工作受经费短少的限制不能开展。组织部主任廖伯华先生和该部的干事，尽力于开展县市和乡村的工作，除经常地写文章，拟计划，订章程外，还不断地和各地来省的代表谈话，和参加各种会议，研究部主任吕振羽先生和该部干事开办了各种训练班和研究会，如战时常识训练班，歌咏指导人员训练班，平民夜校，战时问题座谈会，社会科学研究会，战时教育研究会，战时文艺研究会等。吕先生每天都精神百倍地忙于写文章和讲演，他和翦伯赞先生在抗战的文字写作上，曾尽了不少的力。我在那时虽负着宣传部主任的名义，可是工作却大部份是宣传部的许多干事做的。宣传部出版画报、画刊、会刊，公布大幅漫画和标语，同时还有歌咏队、口琴队、晨呼队、街头队、舞台剧团、新文字世界语宣传团、难民工作团、伤兵工作团等组织的经常工作。最使我不能忘记的，就是宣传部每星期在本城银宫电影院举行三次抗战问题讲演和星期日晚上在会内举行的时事讨论会。我每次在银宫讲演会中看到像潮一般的听众的热烈参加，在时事讨论会中就听到许多面生的朋友们所发表的诚挚的意见，我直抑不住我重重的兴奋和对抗战前途的无限乐观了。

一、全部文抗会的工作是活跃而有生气的。但为使工作更具体更积极，于是而有干事联席会之组织。在这个联席会中，我们可以听到过去一周问题间的工作报告、工作检讨、工作批评和工作进行等。干事们可以毫不拘束地说出他们想说的话，问题当付讨论，虽然彼此争得面红耳赤，但是一经决议，便鸦雀无声了。干事们的生活，我看不到任何枯燥，当他们休息或高兴的时候，总听得有一种高亢的歌声弥漫着。“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这是我们天天熟听的歌曲呀!谁都知道文抗会有三位著名的低音歌手，张曙、胡投和杜矢甲三先生。廖伯华先生常笑着对我说：“我们四个人天生成的不会唱歌!”我们也以此引为憾事!谁做错了工作，谁都可以批评的。有一次，宣传部工作团在本市火宫殿化妆宣传，因为街头剧队队员和观众发生了误会，工作完毕了，回到文抗会，便开了一个批评会，大家严肃地互相批评了，我也当众承认了。

那时的文抗会决不如汉奸造谣为“乱七八糟的为所欲为”的团体。一切的工作都以湖南省党部和省政府的命令是从。我还记得去年总理诞辰文抗会发动的纪念宣传大会的一回事。事前三天，我们四个人专为此事请示于省党部的特派员赖琏先生，承他当面准许下，归途中我们曾不绝地称赞这位特派员很少官场恶习。谁知第二天赖特派员忽然传我到省党部，责以手续不合，即民众团体不得举行纪念总理诞辰大会，同时省政府警备司令一再来电话制止。当时我只得请求由省党部派员主持。赖特派员以省政府何主席既不赞成，还有什么法子可想为词。但奇怪得很，当天下午，何主席派人送来了二百元作纪念总理诞辰之用。于是我们便同往省党部请求赖特派员准予举行。这一次承他答应了。不过他叫我们当面拟改纪念会为歌咏会的启事明日在报上发表，同时还约以下：一、不得率到会群众向总理遗像行礼；二、不得举行任何纪念仪式；三、不得演讲，即总理生平亦不得向众宣讲，只许你(仲融)一人报告几句，但不得超过四分钟。

赖特派员慎重的指示我们必须遵行，否则当以我们四人是问。第二天，各团体到会的不少，大约有六十人左右。我们四人好容易用种种“万岁”实现了赖特派员所指示的三事。到会者沉痛地对着总理遗像唱了许多救亡歌，甚至还有流着泪硬着嗓子在唱。最后大家实在忍不住了，便高声喊了几个口号：“总理精神不死!”，“实现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隔了几天，赖特派员奖励我们说：“当天的秩序很好!”

许多文化人陆续地从各地到长沙来了，同时文抗会的经费也增加到了二百三十元(省党部三十元，省政府二百元)，于是文抗的负责人都感到有邀请他们——外来的和本省还未参加的文化人——参加文抗会共同工作的必要。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文抗会的理事会或干事联席会都详细讨论过，全体工作人员一致认为文抗会的大门向来是打开着的，为着使工作更紧张，仅仅只将门打开是不够的，还须有计划的通过公私关系多方邀请不可，因此，这一问题由大家的注意益形具体起来，“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就成为当时解决此问题的最好办法了。

我们将扩大文抗会的组织的计划，告知了省党部赖特派员。于预定举行文抗会第二次会员大会的第一天，赖特派员召我们——陈润泉、翦伯赞、吕振羽和我——四人谈谈。赖特派员说明了他对于文抗会的意见，同时谓此次改组，省党部须提出一理事名单交我们担保通过。关于后一点，我们再三声明，省党部的名单，由我们向大会提出是可以的，但我们无权而且也无法担保一定可以通过。问题在当时谈话中现得相当的严重，即名单倘不能担保通过，当局便将明令解散文抗会。名单的内容当时我们是无从知道的。那天晚上，我们在会内召开了个谈话会，讨论这一当前的问题，结果，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应拥护党政当局的意见，并以极诚恳的态度说明，大会的会员虽然有人持反对的论调，可是丝毫也不能动摇大家的信心。    

开大会的那天的早晨，我们四人又被召往省党部。赖特派员和袁野秋书记长出示名单一纸，内计陈大榕、唐际清、易君左、李支，周邦式、仇兴、熊雄等六十位先生，并且说明这张名单是他(赖特派员)和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先生、总抗会负责人共订的。我们对于名单无意见，不过请增方克刚、刘岳厚、杨东莼、曹亮、薛暮桥、刘良模等十先生名额。但除刘岳厚、杨东莼先生外，其余都蒙特派员许可列入了。

大会主席团由会员公推康德、杨东莼、翦伯赞、吕振羽和我五人组织的。袁野秋先生代表党部训了词。杨东莼先生说了一段——我们拥护这张理事名单，即是拥护省党政当局——的有力的话，因此那纸由省党部交来的名单，就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通过了。这次大会所表现的，就只是文抗会全体会员拥护当局的诚挚和要求开展后方抗敌工作的迫切。

周邦式先生在改组后第一次理事会中郑重地声明了文化人不能闹笑话，因此就将第二次会员大会所议决定下的关于规定干事联席会之工作权和理事会无权改变经会员大会所决定之事项二大议案，为理事会所否决了。接着，常理会成立了，九部正副主任的名单由易君左、周邦式、陈大榕先生拟定后，无疑义地通过了。“文抗会的负责人加多了，工作可以迅速的开展了!”“现在文抗会充满了一番新的气象!”这是每个工作人员当时的熟话。

（原载1938年8月27日《观察日报》

（转自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版《长沙烽火岁月——老报刊中的长沙抗战》张湘涛主编|陈先枢 杨里昂 彭国梁 辑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