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报刊中的长沙》序

序

《长沙文史书丛》继出版《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外国人笔下的长沙》《老照片中的长沙》之后，今又推出《老报刊中的长沙》。这4部书收录的都是民国时期的人所撰写的文章或拍摄的照片，它们构成一幅近代长沙社会生活历史长卷，系由第一手原始资料编结成的一部民国长沙社会史。

在过去的历史研究中，人们往往偏重于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偏重于政治史、军事史、思想史的研究，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主要是进行阶级斗争史的研究，把一部中国近代史等同于中国革命史。从以往对民国历史的分期便可看出：辛亥革命和南北军阀战争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国民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好像民国时期的历史只有战争或革命而无其他。有关社会史的研究，自然成了薄弱环节，在一段时间内甚至成为禁区。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2年以后，社会史研究禁区逐渐被打破，并形成了一种共识：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风雷激荡的历史事件，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都不过是浮于历史表层的现象，更能表现其本质性、基础性的内容是涵盖十分广泛的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发展历程。由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家庭宗族、社团阶层、礼仪风俗等等方面构成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为人类历史活动提供了必要的舞台和条件，而人类历史活动又反过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作用，并且，这种作用业已成为评判历史事件与人物的重要标准。因此，研究历史不能仅仅局限于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还应当十分重视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研究，揭示其丰富的内涵，探索其发展的规律。只有这样，一部人类历史才是完整的，丰富多彩的，有血有肉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

当下社会史研究的范畴一般包括社会结构、社会功能和社会生活3个方面。社会结构包括人口、民族、婚姻家庭、宗族、社区、社会阶层与阶级等。社会功能包括社会赡养功能、社会教育功能、社会控制功能等。社会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民国长沙社会史的这些内容便蕴含在本书所编列的名胜古迹、工商市井、文化教育、社会新闻和名流过往当中。《老报刊中的长沙》中的作者不是民国社会史的研究者，却是民国社会史资料最原始、最真实的供给者。

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但社会发展极为缓慢。尽管它在早中期也曾有过辉煌，但是到后期却落后了，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牢牢地束缚着人们的手脚，整个社会处于停滞不前和封闭保守状态。历史进入近代，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而急剧的变化，造成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近现代之际的长沙，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西学东渐，思想的解放，社会生活同样发生了全新的变革，从本书所录文章至少可以看出以下两点。

一是新文化思潮对长沙社会新风尚的推进。“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两面旗帜，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一时间，文化领域的哲学革命、文学革命、史学革命、宗教革命和白话文运动风起云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女子放足，现代服饰，反对封建“贞操观”、“节烈观”等社会风俗革新运动，如狂风巨浪，横扫社会的每个角落，冲刷着封建习俗的种种污泥浊水。恩格斯曾经指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天然尺度。”这场旷日持久的社会风俗变革运动，就内容而言，主要是围绕妇女解放这个中心展开的。长沙在这场社会风俗革新运动中的影响和作用是十分突出的。1919年11月，长沙女青年赵五贞因反抗包办婚姻而自杀；1920年春，长沙女青年李欣淑因反对包办婚姻毅然出走。这两大事件的相继发生以及围绕此事件展开的波及全国的关于婚姻自由的大讨论，表现尤其典型，影响尤其突出，对推动妇女解放和革新社会风俗具有巨大的作用。

 二是新生活运动改变了长沙社会生活的旧习。20世纪30年代，长沙社会风尚的变革与国民政府强力推动的“新生活运动”是分不开的。新生活运动的中心任务是要实现全社会环境的整齐、清洁。为此，长沙展开了识字、体育、守时、节约、禁烟、禁赌、使用国货、发展教育、建设公园、倡导慈善、解放女婢、举行集体婚礼等30多项活动。1935年3月后，新生活运动进入到以实现“国民生活的艺术化、生产化和军事化”为中心的新阶段。国民政府企图通过实现“三化”，把国民生活推向“高尚、富足、巩固”的新阶段，以奠定“中华民族复兴之基础”。虽然它有其局限性和负面影响，但对汉良长沙的社会风俗起了明显的作用。

可见，近代长沙社会变迁的过程和整个中国的变化一样，从实质上来说，就是由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是时之长沙，保守力量逐渐衰退，新生力量脱颖而出，“铁门之城”被打开，形成政治上的新格局，经济上的新产业，科技上的新成果，社会上的新风尚，生活上的新需求。当然也有积弊成痈，酿成社会毒瘤，害己、害民、害国家。但总的趋势是，传统社会固有的封建性、封闭性、停滞性和落后性在逐步被打破，而近现代社会的民主化、科学化、开放性和文明进步等因素在逐步增长。这一结论就是本书对长沙近代社会史研究作出的一点点贡献。

（转自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版《老报刊中的长沙》陈先枢 杨里昂 彭国梁 辑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