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八思巴文铜印

元至大元年八思巴文铜印“官军上百户之印”

元延佑元年八思巴文铜印“官军下千户弹压印”

名称：“元至大元年”、 “元延佑元年”八思巴文铜印两方

时代：元代

规格：通高5.7厘米 纵横6.7厘米 ； 通高5.9厘米 纵横5.7厘米

级别：二级文物

来源：旧藏

今藏：长沙市博物馆

雅赏自若 不与俗同

——议长沙市博物馆藏两枚元代官印

我国印章发展的历史非常悠久，它不但是身份的象征，还承载着历史与文化，同时也记录了文字的发展。虽然印章不是一个普遍的文字载体，但它却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的文字研究材料。

  元朝蒙古族统一中国后，汉文化仍然是当时的主导文化，元朝国号即来自《易经》的“大哉乾元”，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但蒙古贵族希望借鉴女真、契丹等民族的做法，创造自己的文字，保留民族的文化，这代表了当时统治者的一种文化倾向。公元1269年，由学识渊博的“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献于忽必烈，博得了忽必烈的欢心，并很快颁诏在全国推广，它的创制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蒙古社会的文明进程。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八思巴及其丰功伟绩，便将他创制的蒙古新字命名为“八思巴字”或“八思巴文”。“八思巴字”为拼音文字，初为41个字母，其中辅音字母34个，元音字母5个，介音字母2个，后又有所增加。元音字母与辅音字母都排写在字行，写法自上而下直书，行款自左而右，一词为一单位连写。“八思巴文”首先是在官方范围内使用，但是由于此种文字是在藏文基础上增减笔画改制而成，元政府依靠国家命令强行颁布、推广八思巴文，势必和汉文化发生冲突，因此很难在短时间内被人们接受。历史表明，八思巴文从始至终也没有能够让广大民众接受，甚至在元朝中后期就已经被边缘化了。但由于它在文字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因此在一定范围内仍被使用。例如，在藏传佛教广为传播的蒙藏等地区，八思巴文常以楹联形式镌刻在寺院殿堂门楹之上，显得肃穆壮严，美观大方。此外，它还做为一种书法艺术被留传下来，在印章雕镌中得到广泛运用。

在长沙市博物馆内珍藏着两枚元代八思巴文铜质官印，它们造型古朴端庄，铜质紧密，沉稳厚重。印柄为典型的元代扁方形直柄，两枚印柄顶端均刻有一个汉字“上”字，用来标识印文正反，以防用倒。其中一枚“元至大元年巴思八文铜印”（图一），边长6.5厘米，通高5.8厘米，重720.02克。印面鋳朱文“管军上百户之印”（图二），为八思巴文字体，印背则分别錾刻汉字楷书 “管军上百户之印”、“中书礼部”、“至大元年闰七月日”。另一枚“元延佑元年巴思八文铜印”（图三），边长5.5厘米，通高5.7厘米，重463克。铸朱文“管军下千户弹压印”（图四），同样为“八思巴文”。除体形稍小外，字体笔法、外形及形制与前者基本相同。印背部錾刻楷书字体汉字“管军下千户弹压印”、“延祐元年十二月日造”。

什么是官印呢？古代的官印是政府的取信凭证，更是其权力的象征，在进入阶级社会就产生了。在我国唐宋以前，官印是作为官职印发放给官员个人的，可随身佩带，还可将其随葬掩埋。而到了唐宋时期至其后，官印不再为个人所有，而是作为官署印发放给府衙，而非官员个人，官员离任时需交由下一任使用。官印按其职能的不同，可以分为：行政、军事、财经、宗教、医药五大类。

  从图中这两枚铜印所铸印文来看，它们应属于军事类官印，为元代军事部门所使用。分别鋳刻于“至大元年七月”即公元1308年和“延佑元年十二月”即公元1314年，两者之间相差6年零5个月。但是，这两枚铜印的形制特征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即两枚大小不一的官印，官职大的印反而比官职小的印要小一点。同样，上世纪80年代在湖南南部资兴县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的两枚元代官印，其形制和尺寸与前两枚印亦有相似之处。其中一枚资兴县出土的元代官印为“管军下百户之印”，边长为6.3厘米，通高6.6厘米，重746克，印背刻“管军下百户之印”和“从七品”“中书礼部造”，及“大德四年二月日”。大德四年为公元1300年，早于长沙市博物馆的两枚印8年和14年。另一枚也是“管军下百户之印”，其体形和尺寸也更大，通高6.8厘米，重900克，更早于长沙市博物馆的两枚印12年和18年。 

  根据《元史·百官七 》中记载：“有‘诸路万户府'，下设有千户所和百户所”。又百户所说：“上百户所百户二员，蒙古一员、汉人一员，俱从六品,银牌；下百户所百户一员、从七品,银牌。”从上述湖南省资兴县出土的“管军下百户之印”来看，其印背阴刻的“从七品”三字正好与《元史 》记载相符合。承其关系推断，持长沙市博物馆这枚“管军上百户之印”的官员，应官从六品。而持“管军下千户之印”的官员，则应官从五品。从这4枚元代官印的大小和官衔的高低以及时间的前后差异，可以推测元代初期，随着蒙古政权对汉民族统治的逐步稳定，官职越高、时代越后，印章的体积和尺寸反而越做越小，体重也逐渐减轻了。

虽然这两枚官印相距6年多时间，但印章文字风格接近。背面錾刻文字单刀直入、简单清晰。印面的八思巴文均为铸印阳文，印文清晰流畅、线条均匀、转折生动自然。这两枚铜印据考证是在相同的地域出土，它对研究元代湖南军队驻防，蒙古军队与地方政权的关系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我们深入研究元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等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

   中国古代官印制度自秦汉时期产生到元代时，历经北朝异化、隋唐改制，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已日趋完善，体现出浓郁的蒙古民族特色，形成了鲜明的自身特点。它们是研究元朝时期地理沿革、职官演变的重要文化载体，弥足珍贵。

参考文献：

1、 古文丈，《八思巴及八思巴文》，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1月刊；

2、 武呼格、吉勒图，《八思巴字资料及其研究概况》，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年8月刊；

3、 史金波，《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物综述》,  《文物》，1991年6月刊

撰文：何枰凭

供稿：长沙市博物馆 李历松

来源：2015年《悠远的印记：长沙文物精品漫谈》

编辑：周顺